2005年，收藏家唐昌科在上海青浦朱家角古镇创建了“古代匾额博物馆”（图1），同时，与复旦大学文化遗产中心合作，对中国的匾额文化开展系统研究。

 　　时年40岁的唐昌科是广西桂林人。其高祖三兄弟为同榜禀生秀才。少年得志，一门三杰。广西布政使、学政、巡抚为褒奖唐氏三兄弟，分别书写榜书匾额相赠。学政赠唐昌科亲高祖的匾上书“积善余庆”4个大字。匾长200厘米，高60厘米，悬于厅堂之上，熠熠生辉，保存至今已有百年。唐昌科把它视为至宝。

    唐昌科生长在学贯古今的书香人家，自幼就感知匾额历史文化。大学毕业后，唐昌科从事金融证券、食品等行业工作，赚了一些钱。他生活节俭，几乎将积蓄全部用于购藏匾额。1995年冬，他到湖南衡阳办事时，逛古玩市场，看到一块长300厘米、高100厘米的黑漆底泥金字的旧匾，上书“安敦堂”3个大字，为湖南祁阳人陈大受（字占咸，号可斋）所写。摊主开价500元，唐当即买下。这是他购藏的第一块匾额。拿回去一研究，学问还真不少。陈大受是雍正十一年进士，乾隆二年升任军机大臣，累官至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陈大受很有学问，写得一手好字，匾上三字榜书，苍劲、挺秀、圆浑，气势非凡。唐昌科喜出望外，自此一发而不可收，遇到好匾，不惜资金百计收入之。

    古代匾额年代久远，已成文物。唐昌科抱着抢救、保护文物的宗旨，到处寻觅。他的足迹遍及江浙和北京、湖南、江西、福建、安徽、河北、河南、陕西、四川等省市。

    唐昌科听说江西西江出过大官，便在1997年冬赶到大余县。有人将唐昌科带到乡下，找到一官宦后代的农民。那位农民不把匾额当回事，将一块巨匾当床板用了。唐昌科揭开被子，翻过匾额一看，见匾上“贡元”两字是戴衢亨（字荷之，号莲士）所写。戴的名气很大，是清代两个最年轻的状元之一（另一人为江苏金坛人于敏中）。其父戴第元（太仆寺少卿）、叔父戴均元（体仁阁大学士）、弟戴心亨（湖北学政）均出身翰林。父子、叔侄、兄弟同朝为官实为罕见，史称“西江四戴”。“四戴”声名显赫，饮誉四方。他们书写的匾额价值很高，江西人都以有无“四戴”书写的匾额分清俗。唐昌科志在必得，多日走访，又觅到戴第元、戴均元（图2）、戴心亨写的三块匾额和戴衢亨写的另一块上题“j（shul，佩巾）灿松筠”4字的匾额，乃嘉庆十年为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罗氏的母亲尹老孺人七一荣寿所题（图3），称颂受匾者品行名望坚贞正直，受人敬慕。至此，“西江四戴”书写的匾额齐全，世所罕见。

    2002年春，唐昌科赴湖南永州访友。一天，由友人陪同，下乡访匾，无功而返。但不死心，第三天再到另一村庄走访，坐拖拉机，又步行十多公里，来到一老农家。他见猪圈一块门板是匾额，上刻“年高德劭”4字，为清湖南巡抚骆秉璋所写。这块匾额当猪圈门板用，实在可惜。唐昌科出资千元买下，老农喜笑颜开，说：“这笔钱可买一台彩电，做梦也想不到。”

    2002年盛夏，友人从江西打来电话，说赣州一农户家里有一块写着“天伦乐事”4个大字的匾额。唐昌科闻讯，即冒着酷暑赶去。此匾上的字是“晚清四大家”之一的许乃普所写。许在清咸丰朝做过工部、吏部尚书。当年为朋友的父亲祝寿时特制此匾。“天伦乐事”4个金色大字，苍劲有力，是难得的传世墨宝（图4）。匾额主人说什么也不肯卖。几个月之后，唐昌科再次登门求购，对方仍不松口。过了一段时间，唐昌科三下赣州，恳切地说：“我收购匾额是为了保护文物，非为谋利。”他的真诚感动了主人，遂点头转让。

    说起觅得孙中山先生所题匾额的来历，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2004年春，唐昌科到赣南出差，朋友对他说，一位老表藏有一块大总统的题匾。唐昌科一听来了精神，次日就去拜访那位老表，问是哪位大总统题的匾？答：“袁世凯。”唐昌科仔细鉴别匾额，见落款时间为民国13年（1924年），心想：袁大头在1916年做了83天皇帝就一命呜呼了，此匾肯定不是他题写的。1924年是孙中山先生做临时大总统的年代啊！匾的右下方刻“大总统题褒”字样，左下方刻“李彭氏”和“中华民国十三年秋月谷旦”字款，中上方刻一枚三寸见方的“荣典之玺”印章，匾中间刻“至性过人”4个大字。笔墨敦朴古拙，与孙中山笔迹风格无二，他断定这是孙中山留下的墨宝。“至性过人”4字语出三国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形容人的性情淳厚过人。这是赠给辛亥革命志士家人的一块匾。匾额上缀有“荣典之玺”印章，显然为当时的民国政府所赐。“荣典之玺”本为中华民国政府表彰或庆典的用印，这枚印章至今仍保存在台湾。唐昌科不露声色，买下孙中山先生题写的匾额，又觅得一宝。

    唐昌科还购藏了清光绪进士、曾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谭延Z（图5）及其父谭钟麟（咸丰六年进士、工部尚书）、石瑛（曾任孙中山军事秘书、南京市市长、武汉大学校长）、杜聿明（抗日名将）、万耀煌、谷正纲等民国时期名人题写的匾额。

    唐昌科历时十年，在全国各地奔波，购藏了自宋代至明清和近现代匾额近千块。

    在上述匾额中，形成了“宰相府第匾”（30块）、“内阁大学士匾”（16块）、“状元匾”（16块）、“翰林匾”（123块）、“民国名人匾”（7块）等系列（图6～9），其中有明代嘉靖十一年状元罗洪元所写的族祠堂匾（罗氏是地理学家，绘制了中国第一本分省地图）；有清乾嘉时期大书法家兼画家、福建宁化人伊秉绶所写的赠友人妻的“省躬慎言”阳刻贴金匾；清同治状元、上海嘉定人徐n为门生及其父母题写的“进士”“德隆国杖”等匾额。

 　　 
    近千块匾额的材质大多为香樟、楠木、老红木，历久不蛀。刻成的榜书或用金箔贴面，或用“泥金堆沙”而成，色彩金碧辉煌，典雅壮丽，书风各异，气势雄伟。专家评价：“唐昌科收藏匾额之多，堪称‘匾王’。将匾上的字印刷成册，就是一部洋洋万言的书法碑帖。”

    唐昌科珍藏的匾额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研究价值，观赏性也很强。他尽保护之责，不轻易出手。2004年春，天津考试院要创办“中国考试博物馆”，向唐昌科求购反映科举制度内容的匾额，唐昌科慷慨支持，半卖半送，挑选12块匾额送去，其中有宣统帝师陈宝琛、状元徐n等题写的匾额。晚清著名画家赵之谦所写的“复泰”两字巨匾，放在青浦博物馆供人观赏。唐昌科说：“文物为社会服务，是它们最好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