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家给人代笔现象古已有之，但一般仅限于对上司或友人之中，也有例外老师给学生代笔，学生给老师代笔的。其中原因不外有以下几种，一是自己的字不太好，请属下或友人中写得好的代笔。二是自己太忙应酬不过来，请弟子或友人中相近者代笔。三是书写者知名度较高，请代笔者喜爱其作品。四是纯为取乐，笔墨游戏而已。黄士陵的这幅代笔联，或一、三、四兼而有之。
      这幅代笔联长133公分，宽31公分，正文为篆，跋为行楷，联曰：“同来纵览题诗境,此去重开思召堂。”、“壬寅冬,秉需次鄂垣,适沚生砚兄新选滇之富民,自都来鄂,同居两月,暇游黄鹤川诸阁, 纵观江流,倾谈时务,慨然有感,明年夏携瀛眷之官，作此为赠,各期无负出身加民之志之意,城弟汪元秉并识。”此联用笔用墨、字间结构均为典型黄士陵书法风格，只要对黄氏书法稍有研究，见而自能辨之。
      那么为什么黄士陵不落己款而要为汪元秉代笔书写此联呢？这里面有段轶事。壬寅年即公元1902年，黄氏54岁，艺术上正处于如日中天之际，此时其受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端方之邀，正在武昌端午府中为编《陶斋吉金录》，对这一阶段的日子，黄氏颇为满意，曾在54岁画像上自题：“光绪壬寅游笈停鄂州,食武昌鱼，适逢贤东道主,既无弹铗之歌,又乐佳鱼之美,处之积年，而貌加丰…… ”，可见其对当时处境状况颇为满意。而当时同乡汪秉元由于“需次”（旧时指官吏授职后，照资历依次补缺。）也在鄂垣，恰逢同乡叶沚生从京都至富民县上任途经鄂垣，并留下居住了两个月，他乡挚友相聚，叙旧游玩，其乐可知！分别时，故汪秉元请黄士陵代书此联赠叶新藻以作赴任纪念。据《黟县四志》载：“汪元秉，字懿生，陈闾山人，光绪十五年己丑恩贡。”；“叶新藻，字沚生，号勿斋。南屏人，优增贡生。少时沉潜读书，独出冠时，乡闱屡荐不售，入赀选授云南富民县知县，历署嵩明州知州会泽元谋等县，均著循声。书法尤古峭，著有《官滇略存》。”其二人与黄士陵皆为同乡挚友，日常用印：“懿生”、“汪元秉印”，“勿斋”、“新藻印信”等皆为黄士陵所刻，可见关系非同一般。据此联原主人汪亚芸老先生生前考证留下文字云：“此联系黄士陵（穆甫）真迹，而署名为汪元秉。汪为陈闾山人，曾中举人。叶氏曾两任滇省富民县知县（县长），著有《宦滇存略》一册。叶氏与黄士陵、叶沚生均为同窗挚友，黄穆甫不轻易为人代笔，而汪元秉亦不会要他人代笔。三人交谊深厚，非一般人所能知也。穆翁款书乃由汉隶脱胎而来，自成一家，若非对穆翁书法有研究者，则不能识其庐山真面目也。沚生君即南屏叶新藻（勿斋）也，其子为叶芳瀚（默村），默村之子名伯平（玉钧），曾任刘峙（经扶）秘书，官为少将，解放前夕随刘去台湾矣。汪亚芸谨志。一九八三年五月。”汪亚芸乃黟县官麓人氏，生前好古，擅鉴定，搜集古玩，地方史料颇多。此资料可作旁证。但鉴定书法真赝的关键在于作品本身，除上面根据对联及跋文分析了书写此联的时间、地点、人物、之间关系、当时各自状况外，我们还可用黄士陵书法作品来进行对比分析，因为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这是最有说服力的。由于笔者手头尚缺黄士陵壬寅年（1902年）所书其他作品，故拿寒斋所藏庚子年（1900年）的一幅七字联来比较，此联曰“笔健乍临新获帖，手生重理旧传琴”。款署：“翰卿仁兄大人属篆,庚子夏五月弟黄士陵。”虽然联文有别，时间上相隔两年，然用笔风格完全相同，笔划平实，凝重沉着，严谨规整，极致静逸安祥，有很浓厚的吉金韵味。比较两联中相同之“重”字，我们就不难看出二联之间关系矣！特别是那带有明显六朝碑意的行楷跋文，与郑板桥六分半书有异曲同工之妙，个人特色十分突出，非黄士陵手笔他人无此功力气韵也。
      这幅代笔楹联的发现，对我们研究黄士陵在武昌时与家乡人的交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佐证了黄士陵当时在武昌的愉悦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