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印背多刻楷书印文，如唐“武夷县之印”背款刻“武夷县之印”5字，不再像隋公印印背凿刻造印时间。
 　　
 　　第四，出现了新的印章门类鉴藏印和斋馆印。
 　　
 　　宋代公印的演变
 　　宋初百废待兴，官印一度袭用五代旧印。不久重铸公印时，印文多嵌“新”或“新铸”字样，以区别于五代公印，如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东关县新铸印”等。百官印一律用铜铸造，大小依官阶高低而有所区别。
 　　宋早期公印印文与印边粗细相若，以后印边逐渐加宽，如989年铸“拱圣七都虞侯朱记”印边已比印文宽近1倍，达0.1厘米。到南宋景定元年（1260年）铸“嘉兴府金山防海水军统领印”，印边已宽达0.3厘米。
 　　宋公印印文不再如隋印那样用蟠条法制造，而是直接铸造，印文笔画间已不似隋唐印疏阔。方长形柄钮已不见穿孔。
 　　
 　　与隋唐公印偶有背款不同，北宋早期公印多刻有年款，标明铸印年月，如“东关县新铸印”背凿“太平兴国五年九月铸”。中期以后，在刻凿年款的同时，还凿有兼管颁发铸造的机构“少府监”的名称。如“保捷弟一百三弟六指挥使朱记”（图2）。南宋公印转由文思院统管，背款中“少府监”遂为“文思院”取代。

 　　
 　 第四，两宋公印一般背款中只刻铸印年月（有的还精确到日）和机构。西夏公印却在印背左边刻铸印年代，不记月日，更不见铸印机构。而在钮右印背刻执印者姓名，这在汉人公印制度上是从来不见的。有时西夏公印在背钮顶端还用西夏文刻一“上”字，这显然是受到宋印的影响。
 　　
 　　2.辽印
 　　辽（916～1125年）是契丹人建立的政权。其子民分为以农业为主的汉人和渤海人，以及以畜牧业为主的契丹和奚等族人。为此，辽本着因地制宜，“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史·百官制》）的原则，实行南面官、北面官并行的制度。公印也分别采用汉篆文和契丹文。契丹文又分为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
 　　契丹文为辽神册五年（920年）根据汉字隶书之半增损得之。1125年金灭辽后，仍继续使用，直到金明昌二年（1191年）才废止，前后通行300年。明清以来已无人认识，成了真正的“绝学”。
 　　
 　　3.金朝公印
 　　金朝（1115～1234年）是由我国东北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女真族所建，曾与南宋、西夏鼎足而立，对峙百余年。
 　　
 　　金建国之初，使用在征辽伐宋过程中掠去的辽、宋官印。正隆元年（1156年）海陵王改革金朝官印，追缴袭用之辽、宋旧印。海陵王和金世宗时期（1149～1189年）成为金代公印的典范时期，公印铸造精工，外观平整光滑，很少见到气孔和毛刺。金印一般印背左侧刻造印机构名称，如少府监、礼部、尚书礼部、行宫礼部等。右侧刻铸印年及月。印台侧面刻印文名或兼印章的编号。如公元1200年的金“库普里根必剌谋克印”，印台左侧面刻“库普里根必剌谋克印”，印背右侧刻铸印年月“永安五年闰二月”，左侧刻造印机构“礼部造”（图4）。

 　 金朝晚期内忧外患，金廷只好扩大军队，增设军官，致使同一军职和同一级军事机构的公印数量激增，同一名称公印只好按顺序编号。编号有两个系统，即五行（金、木、水、火、土）系统和千字文（天、地、玄、黄，宇……）系统。这种编号印主要流行于金末卫绍王至哀宗时代（1209～1234年）。
 　　
 　　4.元朝公印
 　 元朝（1271～1368年）是蒙古族建立的政权。其公印有汉文印和八思巴文印两类。前者行用于八思巴文颁行以前的元代早期，如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县辽中京大名城遗址出土的至元二年（1265年）“武平县尉司印”，印文即为标准汉文九叠篆。
 　　至元六年（1269年），忽必烈命令国师八思巴创立拼音文字——八思巴文，即所谓“蒙古新字”，以后汉字九叠文公印就越来越少了。八思巴原为西藏喇嘛教萨逊派法王，他创立的新字不像辽、金、夏文字皆与汉字有一定渊源，而是从藏文发展而来。其八思巴文印吸收了宋印九叠文的特点，极为匀称整齐，棱角分明。元八思巴文公印的一大特点就是背款皆为汉字，这也是今天我们识别八思巴文的最重要依据。
 　 元公印印面构成的一大特点是印边加宽，有时竟达印文笔画宽度的6～10倍。而隋唐宋初，印文与印边往往等宽，以后印边不断加宽。
 　 明清公印的特点
 　 明代（1368～1644年）皇帝、王府之宝用玉箸篆玉印。这种篆书“笔画两头肥瘦均匀，末不出锋”，乃“篆书正宗也”（清·陈沣《摹印述》）。御宝舍两宋九叠文而直溯唐以上之玉箸篆，意味着九叠文禁锢公印的冰山已经松动。
 　　
 　 此外，明代内阁印用玉箸文银印，直钮，方一寸七分，厚六分；将军印用柳叶文，平羌、平蛮、征西、镇朔等将军印用螭鼎文，皆银印虎钮，方三寸三分，厚九分；其余百官印都用九叠文，铜印直钮，这类印比重最大。如故宫博物院藏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造“朵颜卫都指挥使司之印”（图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