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余榴梁先生相识，是上海《江南工人报》编辑君宝兄所介绍，时在一九九一年六月。虽然至今仍属“神交”，但每月来鸿去雁，谈得投机，故知之颇多，愿将他介绍给广大的读者。
       人称余榴梁先生是“江南有钱人”，他自己也有一方署名“江南有钱人”的朱文印，大约读者会以为他是个腰缠万贯的“大款”，不然岂有这样的名气和口气？其实非也，这里的“钱”不是指“人民币”，也不是指“美元”、“外钞”，而是指历代古钱币。多年来，余榴梁先生殚精竭力，收藏世界上二百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历代钱币一万三千余种，其中金属流通货币八千多种，纸币三千多种，花钱六百多种，数量之多，范围之广，足令一般集币者咋舌，可见称“有钱人”是名副其实的。
       余榴梁先生并非是集币世家，“藏”有渊源。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家庭，最早接触古钱，是小时在浙江乌镇时，外婆给他“避邪”挂在颈上的一枚“厌胜币”。但那时太小，并不懂得其中的玄奥，只是因为新奇别致喜欢而已。他真正有意识收藏古钱是在一九六○年。当时他在江南造船厂技校教“铸造专业”课，为了使枯燥的讲学能生动形象，他萌发了用古钱来作教具的念头，因为铸钱与翻砂铸造其它东西有不少相似之处。这种别出心裁的试验，提高了学生的直观认识和学习兴趣，收到较好效果。初次尝试的成功，使他收集古钱的兴趣越来越浓，藏品也越来越多。慢慢地他已不满足于单纯的收集了，而想进一步从理论上进行探讨。为此，他省吃俭用，不抽烟，不喝酒，更不赶时髦，以便挤出更多的钱来从事自己的爱好。1968年，当他正锣紧鼓密地筹备结婚时，听说一位老人要出让一批古钱书籍等，他不顾自己阮囊羞涩，毅然用买家具的300多元买下了这批书，而结婚仅用了些旧家具凑合。这种不可思议的举动，令他的不少同事朋友困惑不解，但却得到了他爱人的支持和理解，没有一句怨言。完全可以说，这种“走火入魔”的痴迷劲和家庭的支持，是他后来能够走向成功的两块基石。
       一九八二年，余榴梁在江南造船厂举办了一次个人收藏古钱展，事后《新民晚报》以《造型工、古币迷》为题进行了报道，未料到这篇报道竟成了他在钱币收藏上的一个契机，结识了我国著名钱币学家马定祥先生。当时马老正住院，见到这篇文章后喜出望外，一出院就给余榴梁去信，约他来自己家交流。从此余榴梁成了马老“万拓楼”中的常客。在马老的亲自指导下，他进步很快，不仅鉴定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而且撰写了不少文章，对当时钱币界存在的一些疑点、难点、热点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如一九九一年台湾《钱币世界》创刊号刊出了一只“柿子金饼”钱币，并确认为稀世珍宝。余榴梁几经考证后否定了这种说法，撰写了《也谈汉“柿子金饼”》一文，从多方面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清晰的思路，充足的证据，周密的论证，引起了海峡两岸钱币界人士的刮目相看。
        集币与其他收藏一样，光有数量不够，还要有质量。余榴梁的藏币中当然也不乏珍品，譬如“圣宋通宝”和背面“当五”六字均为篆书，直径31.5毫米，重7克，有鎏金痕迹，文字间有四个小眼，可能被人拿来作过装饰品。马定祥先生终生研究钱币，所见珍品多矣，然见此钱后也赞不绝口：“稀世珍品，我与钱币打了五十年的交道，如今还是第一次见到呢。”收藏讲究缘份，有时“踏破铁鞋无觅处，”，有时又“得来全不费功夫”，这枚珍品的来历并不复杂，是余榴梁与钱友交换得来的。可见“知识就是力量”，搞收藏首先必须要识“货”，不然就是拥有珍品也不能发挥作用并极易失去。
       光是会“收”，那是采购员，“藏”而不用，那是保管员，只有收藏与研究相结合，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收藏家。余榴梁先生除了大力搜集古钱币外，于研究、考证上用功甚多，先后写有论文二百多篇，并主持编著了我国钱币史上第一本“花钱”专集——《中国花钱》，弥补了“花钱”研究上的一个空白。此书他赠送了我一本，上有“程晨欣先生教正，弟余榴梁，九二•十一•六”的签名，并钤有“江南有钱人”之印。余对此珍如拱璧，置之案头，时常翻阅，深感获益匪浅。最近他又与人合编了《世界钱币大辞典》和《中国收藏与鉴赏》等，可谓硕果累累，收藏研究双丰收。最近，在全国民间收藏展中，余榴梁以十一万张选票，被评为“全国十佳收藏家”之一，成为我国几十万集币大军中的唯一代表。
      “美人首饰侯王印，尽是沙中浪底来。”今天的荣誉，来自昨天的辛勤耕耘和努力，而明天，还要靠今天的不断进取才能把握。我衷心地祝愿余榴梁先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中国钱币的收藏与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成为一个更加“富有”的“江南有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