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于2003年10月在江西某市向藏友购到一张盖有“吉安府、洪武元年、每畝租米捌斗”红印字的老票证，当时认为该票证十分残破，但老票证难求，还是买下了。回到住所重新审视检查一下所购藏品，发现这张残缺老票证虽然是真品，可是这加盖的13个红印字是人们最熟悉不过的书报印刷的铅字补盖上去的，这个被现代人“包装”过的老票证已失去了原有的价值，第二天退还藏友了。事隔数年，因辨伪之需，笔者在2007年元旦再赴江西购回，为什么说这张老票证加盖的红印字是现代人用铅字作伪的？

　　一、解读老票证

　　1、老票证的基本情况和内容:

　　（1）基本情况：票证长32cm，最宽部分只有7cm，纸张四周溃烂，纸边呈丝状纤维，预印靛蓝色的文字大小不一，虽较模糊但可辨认，属木雕版印刷，填写墨色文字清晰，所盖13个红印字呈暗红色，票证右边空白是票证表格栏外的空白，可见，它是一张只剩右边部分缺少中部和左边部分的老票证残品(见图1)。

　　（2）文字内容：剔除13个红印字后，按其预印的蓝字和填写墨字，分上、中、下三部分从右到左逐一解读。

　　①上端方块部分：首行横栏内“字一千八”4字（注：票证的残缺编号）；二行横栏内“南至”2字、右边直栏内“西至仁真”4字，下边横栏内“北至普”3字（注：四至界址只剩三至，只有西至的人名完整）；在“南至”、“西至”、“北至”栏之间空白处残缺的地形墨迹（注：这是残缺的土地形状平面图）。

　　②中部：“广壹拾叁步壹分”7字（注：“广”是指土地的宽度、“步”是土地的计量长度，一步为五市尺）。

　　③下部：第一行直栏内“安平乡宣二十四都尾图僧甲”12字（注：是票证所有人的住址，“僧甲”是寺庙僧人编成单独一甲，与百姓之甲相区别）第二行直栏内“业户普炤”4字（注：业户是指土地所有人，普炤应是僧人）；“土名横□”4字（注：土地坐落地的小地名）。

　　（3）印章：印章斜盖，印边宽约0.3cm，字体宽约2cm，九叠篆阳文，由于文字残缺无法辨认（注：印章风格属明代公章，公章斜盖是官府在填发有价值的契约或票据时，为防止被挖补和涂改，在填写数量、姓名之处往往会有斜盖官印的做法）。

　　2、验明这张老票证残品的身份:

　　在上述解读老票证残品的文字内容和印章后，可以得知以下信息：

　　（1）票证上有四至界址和土地平面图（残缺）和土地宽度、坐落地以及业户姓名等要素资料，可以确定这张票证是土地清丈后填发的“清丈归户单”之残品（请参阅“明代的清丈和相关票证之浅析”一文）。

　　（2）票证中的印章等符合明代特征，应为明代的票证，明代的全国清丈有两次，一次是洪武十四年，另一次是万历七年至九年，这张票证中的住址有“安平乡”，“乡”是明代早期沿用元朝的行政区划名称，明朝在洪武十四年宣布改乡为“里”，票证的填发时间初步锁定为洪武十四年或略后几年的时间。

　　（3）票证的主人（业户）普炤，居住在安平乡宣二十四都尾图僧甲，可见普炤是僧人，普炤和仁真等都是法号名字，其田属私有的民田。由于这张老票证在江西吉安一带发现流出的，“安平乡”是明代早期吉安府所辖9县之一的庐陵县（现为吉安县）的8个乡之一。

　　综上三点，这张老票证的真实身份应该是：明代洪武十四年（或后几年）在江西省吉安府庐陵县进行丈量土地时，发给安平乡宣二十四都尾图僧甲的土地所有人普炤的“清丈归户单”,或者是由里、图保管的清丈归户单的存查联。

　　二、如何判断加盖的13个红印字是作伪

　　1、理论判断法：

　　13个红印字有三组，现分组剖解。

　　（1）“吉安府”3个字。

　　自古至今，不管是雕版或木刻活字印刷的官府文书、票据时，一定要把主办单位的地方名称设计在版面上，这张老票证中“安平乡”的“安平”2字是墨填的，说明这张票证不是安平乡主办印制的，而是庐陵县甚至吉安府主办印制的，主办者偏偏把“吉安府”或“庐陵县”自己的 地名漏刻在版面上，要在“安平乡”前面另盖“吉安府”3字的地名，所以加盖“吉安府”3字既不符合票证设计的要求，更不符合填发票证时加盖红印字所增加的工作量之实际。

　　（2）“洪武元年”4个字。

　　①“洪武元年”作为年号说。

　　“洪武”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年号，封建社会的各朝各代的官府使用皇帝的年号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在印制文书、票证时都会把年号和月日一同预印在文尾处（在文书、票证的左边末端），如使用时间超过当年以上的，设计预印成“洪武  年  月  日”，如元年（当年）使用完的，设计预印成“洪武元年  月  日”，具体年月日数字用朱或墨填上，文书或票证的文尾年月日一行字往往是主办官府用印的地方（端正用印，不可斜盖），这种官府用印惯例一直沿用至今从未改变，作伪者把“洪武元年”作为年号随意加盖在票证的栏外空白处，显然是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

　　②“洪武元年”作为时间说。

　　可能有人会说，“洪武元年”不是作为年号，而是作为纳税时间：是指“洪武元年”每亩应交租米的时间，这也不对，明代的田赋（包括官田和民田）通过清丈后，每亩的赋税核定后，以后的年份，应缴田赋数额长期不变，不会“洪武元年”一个数额，洪武二年或三年以后又另一个数额，因此，在“每畝租米捌斗”前面冠以“洪武元年”作为纳税时间来解释同样是行不通。

　　（3）“每畝租米捌斗”6个字。

　　“租米”是指佃户向官府租耕官田或向田主租耕民田应交缴的粮米称“租米”或“租谷”，这张票证的业户是僧人，属自耕的民田，把“租米”两字用在民田中不伦不类。明朝洪武年间的田赋，官田交纳的称“官米”，民田交纳的称“民米”或“正米”（正额，不含附加耗米），田赋按亩计征，官田每亩5升3合5勺，民田每亩3升3合5勺（各省实际征收中略有增减），以上田赋税率是全国通用的税率，但也有个别特殊的例子（请参阅“明代的清丈和相关票证之浅析”一文，不再赘述）。所以比官田和民田田赋税率高达数10倍的“租米捌斗”帽子戴在普炤和尚的头上，显然是张冠李戴，帽大头小了。

　　2、实物对比法：

　　其一：把印刷厂的“一号宋体”铅字实物所盖的红印字与13个加盖的红印字相对比。

　　（1）票证中加盖的13个红印字是宋体字，每个字面正方形，长、宽各0.9cm。

　　（2）什么是宋体字？宋体是宋代刻版印书通行的一种“仿欧仿颜”的字体，宋体字具有结构方正匀称的特点，元代时演变为比较细润的“赵体”，明末又演变成横细直粗，字形方正的明体。由于宋体字便于雕刻，阅读醒目，成为我国16世纪以来的汉字主要的印刷体。宋、元、明、清的文书、票证多用雕版或活字版印刷，清末时引进了石印技术，同时在少数地方的官府设立了官报局，引进了铅字代替了木活字印刷报纸，开创了中国现代铅字的使用先例，从此以后，以宋体字为主体的铅字，在报刊、文书、票证印刷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

　　（3）笔者到印刷厂拿来了12个“一号宋体”铅字（缺一个“畝”字），每个铅字长、宽各1cm，铅字高2、3cm，每个字面正方形，长、宽各0.9cm。现将12个“一号宋体”铅字所盖的12个红印字（缺1个畝字）与老票证加盖的13个红印字相比较（见图2）和局部放大（见图3），通过铅字所盖的12个红印字作为实物对比后，不难看出这12个一号宋体铅字所盖的红印字完全可以和13个加盖中的12个红印字相重合，丝毫不差，实物对比的结果证明：老票证中的加盖的“吉安府、洪武元年、每畝租米捌斗”13个红印字是用印刷厂印刷用的“一号宋体”铅字盖的。

　　其二：把印刷厂的“一号宋体”铅字所盖12个红印字与较有代表性的宋体字的书籍文字作对比，从中了解宋体铅字与宋体木雕字的区别和领略先人的木雕印刷技术。

　　宋体字的笔画具有“横细直粗撇如刀，点如爪子捺如扫”的特点。用木雕版或木刻活字印刷出来的字体，不管字体书写者或木刻工匠技术如何高超，无法写到或刻到每个字大小完全一致，笔画长度、间距丝毫不差，必然会出现字与字之间、笔画之间的大小、长短，粗细不一的问题，只有现代印刷用的铅字没有这方面的缺陷和问题。

　　（1）现将印刷厂的“一号宋体”铅字所盖的12个红印字与明代万历年间出版的《吉安府志》的木雕版作一对比，木雕宋体字具有书法神韵，同样存在木刻字的字体和笔画大小不均的问题，如“洪武”两字（红笔所圈）两组大小不一，特别是“武”字的“止”部，后者要比前者小得多（见图4）。

　　（2）将“一号宋体”铅字所盖12个红印字与清康熙年出版的字书《正字通》的宋体字相对比，可以看到《正字通》内的字体同样存在字体、笔画大小、长短不一的现象，如“正字通”3个字出现了“正”字右边过紧，左边过松，“字”字的“子”部过大，“通”字的“甬”部略小的问题（见图5）。

　　综上所述，笔者用理论判断法和实物对比法，对明代清丈归户单残品加盖的13个红印字认为是现代人用铅字作伪问题作了逐一的解剖和分析。不难看出，近几年来老票证收藏升温，在票证收藏市场中不但出现了票证的赝品或臆造品，而且有人把一些残缺的老票证进行新包装，加盖或填写一些内容进去，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其价格，实际上降低了老票证的收藏价值。笔者收藏的这张被作伪者加盖的明代清丈归户单残品就是一个例子。值得补充说明的是，笔者收藏的这种被作伪者加盖的明代清丈归户单残品的“同胞兄弟”（见图6之左）被央视二套2005年11月26日首播的《鉴宝》节目，错鉴为明代农业税票，笔者曾在《收藏快报》2006年6月14日发表了一篇《值得商榷的明代农业税票》的文章，有兴趣的读者也可参阅。

                                                                                                         2007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