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国家和地方的一些大城市、老根据地为开展历史教育，经常举办各类形式的革命教育展览，为丰富展出内容，一些承办单位便到收藏市场征集或从民间收藏家里征用藏品，致使革命的和带有革命性质的书报刊在市场上日益走俏，已成为报刊藏家追逐目标。

　　所谓红色书报刊，没有人对这个名词作过确切定义，只圈里人作过一些简单探讨：去年5月，中国收藏家协会书报刊收藏委员会在石家庄举办红色收藏展，在选择藏品范围时，上海冯建忠、河南杨翔飞、北京秦杰、辽宁詹洪阁及笔者等十余人交流了一些看法；去年12月，中国收藏家协会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红色收藏精品展”，筹备展品时，大家也议论到这个问题。大致结论是：从共产党诞生时期算起，到当前为止，凡共产党政权组织之下发行的以及战争年代国统区发行的具有进步意义的所有物品（包括纪念性物品）都在此范围。其实，在时间划线问题上，由“五四运动”计起似更近合理。因为“五四运动”和稍后的大规模“劳工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真正基础，而基础时期形成的文献资料尤为重要。为此，笔者认为，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在没有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之前所创办的读物，都应明确属于红色范畴，而且应该特别受到珍视。这不仅包括大家熟知的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毛泽东同志创办的《湘江评论》、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等政治名刊，而且也包括李大钊等革命者主编或参与编辑的《甲寅杂志》、《晨钟》、《少年中国》、《星期评论》等。其他如孙中山先生创办的《建设》杂志、北大学生会新潮社创办的《新潮》杂志、北大学生会救国社创办的《国民》杂志以及当时积极报道“五四运动”全过程的《申报》、《时事新报》、《大公报》、《民国日报》、北京《晨报》等，虽然就全报的办刊宗旨和整个立场而言，算不上无产阶级革命性质刊物，但都为后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客观角度起到了铺垫作用，都是研究中共党史的宝贵资料。所以，这些报刊也应归属红色收藏范畴。

　　“五四运动”以后，全国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引起国际关注。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东方局派遣威经斯基（亦有称魏金斯基）和她的丈夫以及杨明斋同志一起来到中国。杨明斋同志是中国人，很早就到了苏联，191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他通过报刊资料对中国“五四”运动情况有更为深入得了解，所以他把威经斯基夫妇直接引到北大，与李大钊等进步学者见面，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成立做了初步探讨，然后又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找陈独秀。在上海，他们一同酝酿中国工人运动方向和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建立问题。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夕，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在工人中进行革命活动，组织俱乐部，并出版一批以“劳动”二字命名的刊物，如《劳动界》、《劳动音》《劳动者》等。以后，为发动劳工运动，还出版过一批组织和宣传罢工活动的报纸，如《劳动周刊》、《工人周刊》、《中国工人》等都属于红色报刊中的大珍之品。中共成立后的红色报刊最珍贵的当属《向导》、《前锋》、《政治周报》、《血潮》、《红旗日报》等，这些都是中共中央早期机关读物。现在这类报刊市场交易甚少，偶有出现各地价位不菲一般在数千元以上。但地摊上还是有漏可捡。笔者在潘家园曾目睹一报友对着一份面容憔悴的《革命军副刊》发呆，原因是要价50元太贵，几经驳价未遂便转身离去，结果被笔者捡个正着。这份报纸革命报刊史都疏于记载，是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所办，属共产党报纸。因为第一篇文章就是陈独秀关于长沙事变评论。这样好的藏品，这样低的价位，真的相当于白捡。去年在上海展出时，一藏友想出6000元相求，都没舍得出让。

　　红军时期，由于条件的艰难，中共苏维埃政权组织出版过一批油印报纸，虽然印制很粗放，但很难保存，所以遗留下来的也是一级珍品。因品相不佳，价位不是很高，大多600至1500元范围。

　　抗战爆发之后，国共再次实现合作。在日军攻打上海期间，国共两党利用文化界救亡协会这一组织，迅速出版了《救亡日报》，作为上海最前线的宣传喉舌。社长由刚刚从日本秘密潜回的郭沫若先生担任，夏衍公担任主编，1937年8月24日创刊。国共双方抗日主帅经常为《救亡日报》撰稿，发表的抗日演说。此报在上海只发行了85期，也很珍贵。

　　《每日译报》，是我党在上海法租界出版的经过伪装的秘密刊物，中共江苏省委利用英国图书商人为发行人，实际工作都由我们自己做， 1938年1月创刊，从而在敌战区有了向全世界宣传共产党和抗日边区活动的报纸，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就是最早在这份报上发表的。可惜时间不长，便被日本特务侦破，用重金收买了那个英国商人，此报遂被迫停刊。

　　《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报刊。这两份报刊一方面作为宣传我党抗日主张的喉舌，一方面作为同国民党反动派制造摩擦做坚决斗争的武器。为使边区革命干部及时了解全国抗战形势，《新华日报》还设立了华北版和太岳版。由于纸张严重缺乏，很长时间都是利用地方制造的土纸印报，外观质量显得粗糙，颜色红绿相间，但这样倒也成了这个时代报刊的一个特色。
 
　　抗战期间，那些带有报道突发性事件报纸价位较高。如“卢沟桥事变”、“八一三”日军攻打上海等关键时刻的要闻大报，价位都在5000至10000元之间。“皖南事变”时刊有周恩来题词的《新华日报》，2003年9月在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上拍卖，500元被上海收藏家冯建忠拿走。去年我曾婉转请求转让，8000元他还不愿出手。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方面就出版了两份大报，一个是在国统区出版的《新华日报》，再就是在解放区出版的《解放日报》。《解放日报》是在革命圣地延安出版的报纸，1941年5月16日创刊，1947年3月27日停刊，是中国革命根据地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毛主席经常亲自指导报社工作，撰写稿件，《毛泽东选集》中很多篇章都是最先在这份报纸上发表的。是中国革命史上最珍贵的文物之一。但由于出版量相对较大，发行时间较长，所以普通《解放日报》也就百元左右一份。抗战胜利时刻的报刊，无论国共党报还是社会大报，展出时都视为红色报。因为抗战时期是国共合作时期，对外是一个政府。在最后取得全面胜利的激动人心时刻，国统区报刊报道气氛也很浓，都是特大字号标题报道。这一时期几类大报纸凑在一起，形成完整体系，收藏价值极高。笔者所藏就基本成系列，关键时刻哪一天都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同志曾经想征集，但没有割爱。去年5月在石家庄文学馆办展时，择要送展13件，由美国轰炸广岛开始，到苏联出兵东北，然后日本天皇请求投降、四国接受投降、日本宣布投降直到投降最后签字。13张报基本再现了抗战胜利短暂历史瞬间的概貌，因而引起大腕收藏家的艳羡。一同参展的红色文献收藏家杨翔飞看中后，愿出价20万拿走。后来又有人托朋友相求，要给30万元。但我一直不为所动。因为这些藏品是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珍品，偶然遇到一两件有可能，但如果凑成系列，实在太难了。

　　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红色书籍出版量也为数不少，但存世不多，原因是战争年代毁弃严重，而且由于纸张粗糙自然损坏也多，真正八品以上早期版本很难一遇。印刷比较精致的是毛选，1944年晋察冀边区出版的现在价位都在10000元以上。1946年版本大约4000到5000元，品相一般的要3000元。1948年版本1200元。《毛泽东自传》也有许多版本，仅潘家园商户程宸先生就拥有50余品种。其中1938年以前版本完整无损的要5000元，品相一般的要3000元，1948年版本则在400至600元之间。

　　1946年6月，国民党军强行发动内战。这一阶段，国内国际形势变化特别快，报刊反映也最全面、最紧张。开始时国共两党虽然矛盾日深，但合作的形式依然存在，因此，我党一方面坚持在国统区继续发行《新华日报》，一方面遵照毛主席指示，在收复大城市创办新报。特别在上海，我党秘密接触上海的进步名报人，派共产党人一起办报。《联合日报晚刊》、《周报》、《消息》等就是性质的刊物。《文萃》是共产党人公开发行的，1945年10月9日创刊于上海，1947年3月上海被国民党彻底占领后转为秘密刊物，每期都换封面。主编陈子涛等3人被捕，后在南京被活埋，史称“文萃三烈士”。1946年2月10日，国民党特务在重庆制造“较场口事件”，殴打民主人士，激起很多进步报刊的舆论谴责，如《海涛》、《民主》、《联合周报》、《评论报》、《生活》、《观察》等纷纷倾向共产党一方。因为民主人士舆论口气一直标榜是中立的，社会上很多人相信他们的报道，所以国内很多小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乃至国统区广大人民群众出于对民主派报刊宣传信任而支持或同情共产党政治主张。这些报刊在客观上对中国革命的成功起到了重要辅助作用，因而也应划入红色范围。此类刊物封面都采用特大字作刊名，十分醒目，构成一个时期特色。因为从格式到内容都很受读者欢迎，自然保留下来较多，以致现在市场价位并不高，大多在80元到100元上下。

　　1946年５月15日，晋冀鲁豫解放区要创办一份机关报，原想叫《晋冀鲁豫日报》，让薄一波同志去延安请毛主席题写报头，结果毛主席说，根据地会根据形势发展不断发生变化，所以不一定冠地方名称，于是亲自为之定名《人民日报》，并认真题写了报头。薄一波同志因公务没完，不能及时返回，而报社工作已经准备就绪，于是，刘伯承、邓小平同志临时动议，从毛主席的墨迹里边选“人民日报”四个字先用。《人民日报》于1946年５月15日创刊，出版到第44期时，毛主席题写的真迹赶到，于是从第45期开始，用毛主席第一次书写的报头。这两份报，目前收藏圈内价位在6000元左右，如果上拍，有可能过万。
　　
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国民党反动派的节节败退，解放区不断扩大，报刊出版业出现新高潮，许多油印、铅印小报在各地区应运而生。这一时期的4开小报历史价值比较高，尤其对本地区来说，史料价值很高，但市场价格平平。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4月下旬，中共中央东渡黄河到达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解放区合并成立华北人民政府，《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解放区《人民日报》合并，于6月15日出版新的《人民日报》。报头由毛主席重新书写。社长胡乔木，总编邓拓。这件报纸价位在收藏者之间交流在4000至5000元范围。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我党我军先后组织了震惊世界的三大战役，不久又相继组织了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直至新中国成立。这些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报道取得重大胜利时刻的大报，收藏价值都比较高，特别是整版红印报，价位一般都在千元以上，高者达到3000多元。随着收藏形式的发展，此类报纸还有升值潜力。道理很简单，因为无论是展出还是出版，她都特别出彩，到什么场合都是台柱子。更主要的是，她是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取得成功的直接见证，历史价值与收藏价值必然要高。

　　新中国成立以后，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国内开展“三反五反”。这一时期报刊具有一定研究意义，因存世量比较大，市场价很低，一般10——20元一件（以生日报角度面市除外）。在经济建设方面，我国只要任务就是开展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活动。初期人们出于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干劲十分高涨，时间一长，盲目行为不断出现，加之急功近利思想作用，逐渐产生头脑过热现象，听不进不同意见，最终发生全社会浮夸风，粮食亩产10多万斤，甘薯亩产56万斤，棉花亩产8000多斤，有这样内容的报道在国家大报上经常出现。这类报刊收藏价值也比较高，因为它可以作为反面教材，教育后代深刻反思那段历史，记取那次刻骨铭心的教训，避免再犯同样错误。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当代最大的一场政治灾难。岁值“文革”40周年，为使读者记取教训，本文在从藏品收藏价值角度介绍的同时，对当时历史背景也做适当交待。

　　“文革”时期形成的书报刊极具时代特色，政治上虽然千篇一律，但形式上却丰富多样。书：以红宝书最为火热。不仅名目多，版本也多。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毛泽东选集》四卷本、《毛主席语录》（1966年3月初版和1966年12月再版本）、《毛主席五篇哲学著作》、《老三篇》、《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等，发行量都在6000万册以上，其中《毛主席语录》基本达到人手一册。这些“红宝书”，小者不盈寸，大者如巨掌，当时标价大多在一角至4元之间（《毛主席语录》初版本只作内部发行，无定价，不上市）。近十几年来，因为“文革”遗物一直深受藏家珍爱，所以市场价长期处于稳中渐升状态。以1966年3月《毛主席语录》为例，1990 年北京市场5——8元，1995年10——15元，2000年20——30元，现在，品相好的到达60元甚至更高。报：以各地区、各单位红卫兵组织印制的小报最为丰富常见的大约有千余种。1968年北京大学图书馆曾对收集到的各地区各单位比较正规的铅印报作过统计，共1054种。上海藏家杜永平和北京藏家周连成收藏文革小报甚多，去年出版一本《文革小报目录》，收集2000多种。美国国家图书馆在文革中和文革后对中国文革小报做过认真征集，据他们统计，包括油印小报在内约有4000种以上。“文革小报”在市场上大量出现，是1992年至1996年期间。那时，北京旧货市场刚刚建立，大量的文革小报涌入市场，普通铅印4开小报5角一份，品相好的1元，创刊号2——3元。到1995年翻了一番。2000年普通文革小报10——15元，创刊号40元，现在品佳者又翻了一番，名小报创刊号要价在200元。文革小报中的画报类，如《红画兵》、《工农兵画报》、《美术战报》、《红卫兵画刊》等，价位一直与创刊号等同，现在约150——240元之间。文革小报最知名者为《群丑图》和《百丑图》。《群丑图》是清华大学头子蒯大富致使美工学术翁如兰画的，画面将刘少奇、邓小平等37位中央老干部高度丑化。1967年2月22日北京《东方红》小报第一次刊登，以后北京及上海、西安等地多份小报转载，并被传到国外，造成极坏影响。《百丑图》是指刊登在1967年9月第7期《红画兵》上的一组漫画，没有标题。图画将国家老干部、老文化文艺工作者50名，河北天津地方老干部和文化文艺工作者7名以及14名帝国主义分子和中国历史反动派头像放在一起丑画。《群丑图》、《百丑图》市场价格一直居高不下，1994年曾一度炒到1500元，后来回位到30元保持很长一段时间。“文革”期刊发行无多，因为是“激情燃烧”岁月，期刊节奏显得慢，不能满足造反者狂欲，所以不太受重视。惟1967年9月《工农兵》增刊——“履历表”最知名，内中刊有对刘少奇、邓小平等肆意丑化的“简历”。1967年，各大城市特别是重点院校的造反派组织，还对“文革”做了一些阶段性总结的材料，如《中央首长讲话》、《中央负责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等，客观对“文革”的起源、发展及当时主要负责人在这一运动中的态度、作用做出了记录。由于这些资料的史料价值很高，所以市场价格现在都比较可观。

　　“文革”大报一直是这场运动的主流。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966年5月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开始，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号称“十年动乱”。期间国家对内对外的主要舆论工具便是“两报一刊”，即中央直接掌握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文革”期间特别重要的决定和重大新闻，都首先在“两报一刊”发表。

　　1965年11月，姚文元接受江青旨意，在上海《文汇报》首先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直接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各大报纸知道这样的文章一定有背景，于是纷纷转载。唯《北京日报》合《湖南日报》不肯随流，而且在接到通知后仍拒不应命。引起毛泽东主席恼火，于是直接追查《北京日报》和《海瑞罢官》的关系。他认为，吴晗写《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所以大发雷霆，要追究责任。1966年2月，彭真同志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名义向中央写了一份《汇报提纲》（即后来长期遭受批判的“二月提纲”），试图把这场批判运动引入学术讨论轨道，结果也引起毛泽东同志强烈不满，4月20日改组了北京市委。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毛主席在外地，嘱托刘少奇同志主持，康生在会上传达毛主席意见。5月16日，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通知》宣布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揭发批判，撤销了“文革五人小组”成立新的“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5?16”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发动。但这个通知在一年以后才正式向社会公开发布。

　　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署名为高炬（江青化名）的一篇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蛮横地把《北京晚报》连载的《燕山夜话》、《前线》连载的《三家村札记》斥为反党毒箭，把作者邓拓、吴晗、廖沫沙斥为阶级敌人。5月底，陈伯达接管《人民日报》。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文革”迅速推向高潮。6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北大哲学系聂元梓5月20日在北大校园贴出的带有明显诬陷性质的大字报，并发表评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6月30日，刘少奇、邓小平两名写信给在南方视察的毛泽东，说明这样下去很不正常，要求采取限制性措施。8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为全会写了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矛头直接对准刘少奇、邓小平。全会印发了这张大字报。但毛泽东这张大字报当时并没有向社会公开发表（也是一年以后才见报），只是突发产生的各类小报上频繁出现。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是自“5．16”通知之后，从全局指导“文化大革命”的一份指导性文件。决定共分十六条，阐述了这次文化大革命性质、目的、斗争对象和方式方法。从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检阅百万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开始，以后随着大串联的发展，文革高潮的到来，毛泽东又先后七次接见全国各地红卫兵。第八次接见红卫兵是1966年11月25日中午，接见时间达到4个小时。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刊载了经毛主席是审定的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1月3日，上海《文汇报》被夺权，揭开了所谓“一月风暴”序幕。1月6日上海市委和《解放日报》社被造反派夺权，党中央发去贺电。

　　1967年2月11日和2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次碰头会，一些老帅非常激愤，要求保护老革命，反对造反派胡乱行为。结果遭到毛主席压制，时被称为“二月逆流”。4月1日，《人民日报》转载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论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第一次公开向刘少奇同志发起猛烈攻击，诬陷刘少奇同志为中国赫鲁晓夫。7月，武汉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七．二○”事件，一些造反派在林彪的指使下，借“揪军内一小撮”妄图抢夺军权，引起毛泽东重视，点名批评了起煽风点火作用的《红旗》杂志，王力、关锋、戚本禹成为林彪、江青的替罪羊而遭受批判。

　　“文化大革命”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秩序，民主和法制遭到践踏，这种状况一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反党集团灭亡。文革大报对这些重大活动，都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报道。红宝书、毛像章、文革小报的发行，在1967年达到顶峰，1969年以后逐渐减退。1969年6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毛主席本人意见发出指示，要求各级革命委员会在宣传毛泽东形象时，不要追求形式，要讲究实效，报纸平时不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未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禁止在瓷器上复制毛主席像，不要搞“忠”字舞运动，不要早请示晚汇报。

　　“文革”大报在“九大”最具特色。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因为感觉各方面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所以从大会召开到闭幕，多次用整版套红印刷而且用特号字作标题，报道会议主要议程。1973年8月24日——28日，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以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罪行为主旨，对过去工作主流出了肯定。在选拔中央接班人时，仍采取个人指定办法，使王洪文进入中央最高领导核心，为“四人帮”的形成创造了条件。1974年1月起，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一直延续到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10月24日首都人民隆重集会，庆祝“四人帮”粉碎。1977年8月12日——18日，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布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进入全面改革开放时期。 这一时期的大报，是“文革”主产品，历史价值很高，所以逐渐被收藏者认识。前些年一直不如小报有价，现在一批有头脑的藏家幡然醒悟，对这一时期的大报开始钟情，市场价位开始上扬。

　　报纸号外的价格一般说比较高。号外报道的都是突发性大事件，前一期报纸刚出，后一期时间还没有到，为让读者尽快知道重大新闻的发生，报社便采取加班加点临时赶印的办法，将消息印发出去，而且为加快速度，往往不择纸张，不按正常版式出品。发行范围很小，就在印号外的报社周边。号外报因印发量小，时人又不注意保存，所以遗留下来极少。一般战争年代大报的号外都在1500至2000元（抗战时期日本出版的号外600——1000元）。特别重大胜利如抗战爆发、抗战胜利、北平和平解放、淮海战役结束、南京解放、上海解放等，索价在3000——10000元之间。2003年广州号外收藏家吴耀军曾展卖一件《关东日报》北平解放号外，标价48000元，引来很多观众驻足，媒体也竞炒一番，但最终没有出手。不过4年前上海确有一份孙中山奉安（安葬）的号外成交记录，价格是7000元。“大跃进”、“文革”时期号外眼下在200—500元之间，特别浮夸的号外价格还高。香港回归、“神五”上天等近期号外也格外受宠，成交价大致在30至200元范围。

　　对于红色书报刊的市场价格问题，很不好表述，因为不同地区、不同交流场合、不同阶层的交易者之间，藏品的成交额存在很大差别。同样一件民国老报纸，在工薪阶层人士为主要成员的集报群体中，可能以20元成交，而在行家眼里，200元都觉得便宜（也有眼界不宽者遇到眼生的东西便视如珍宝，贸然花大价捧回，而行家看来不过稀松平常之物）。红色书籍也一样，同样一本1947年晋察冀边区出版的毛著，而且都在资深收藏者之间交流，不同地区差异也很大，在天津2200元能拿，北京就得要3000元，而如果到了实力藏家手里，只要品相上眼，6000元都敢要。一句话，藏价无定格。

　　作者为中国收藏家协会书报刊委员会主任、北京世纪阅报馆馆长

　　通联：北京3506信箱 邮编1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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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文稿并50幅图片刊登在2005年7月号《文物天地》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