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这个金钱日益甚嚣尘上、精神生活日渐萎缩的年代，有多少人能坚守理想，将自己的生活仅仅建立在兴趣爱好的基础上呢?崔文川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几年前，我见过他的一张名片，印有如下内容：崔文川，山西定襄人，1967年10月1日出生。自幼喜收集火柴盒，迄今有十余万枚。现在火花界挂名几个职务，也设计诸多艺术火花、火柴，发表了若干文章。各大媒体上风光了几回，仍是一贫如洗，却是痴心不改，不光火花多，朋友更多。这是文川几年前初到西安时的“自画像”，寥寥数笔神气活现地勾勒出一位青年火花收藏家的速写形象。而今几年过去了，时代在演递，文川也与时俱进，他不仅在火花、而且还在藏书票的组织收藏活动等方面都取得了骄人业绩。但要说起他，还得从火花开始。

　　钟情火花

　　文川虽是山西人，却生于四川。缘由是他的父亲1948年从军，南征北战后转业到了四川做公安工作。文川自小兴趣广泛，上小学时便参加了学校组织的邮展。1979年，文川随父母调动回到原籍。在—个偶然的机会，他捡到一枚有我国著名书法家题字，并有飞龙图案的漂亮火柴盒，他如获至宝。这枚由长沙火柴厂50年代出品的精品生肖火柴盒，便成了他收藏的第一枚火花。有了第一枚，便想集齐全套，为了搜集这十二枚火花，他花去了整整两年的课余时间。两年后，他成了“火花迷”。中学毕业后，文川参加了工作，不管是在山西轴承厂当工人，还是在忻州园林处做美工，他在业余时间把主要精力几乎全用在了收集火花上。为了收藏到更多的火花，他像所有狂热的收藏家一样，四面出击，广交朋友，立志搜尽天下奇珍，集全世间火花。有时为了一枚小小火花，他坐汽车、乘火车，不远万里，苦苦追寻。而更多的时候还靠书信联络，起初他把主要目标放在火柴厂，他总在信里附上足够的回邮邮资，希望厂家寄一些新出的火花。有的厂家回应不及时，有的厂家甚至懒得回信，文川便一封接一封地发，直到有了结果。他曾在三年之内给大理火柴厂发了36封信，直到37封时才有了回音，回信的是大理火柴厂的美术设计师、著名火花收藏家李树松，他俩缘此成了忘年交。他的诚挚同样感动了上海的夏富仁、扬州的季之光和新加坡的黄汉森这些国内外著名的火花收藏大家，身为亚洲火花协会会长的黄汉森对他更是厚爱有加，使他的火花增加了不少珍品，收藏档次也随之提高很多。黄老曾赠给文川一枚“五龙图”火花，上面“一号火柴，文川监造”的文字恰与崔文川的名字形成巧合，文川戏言这是他与火花与生俱来的缘分。

　　经过二十年的摸爬滚打，文川已与全国169家火柴厂和上千位火花发烧友建立了经常性联系，只要火柴厂推出新品，首先就会寄些给他，这大大丰富着他的收藏，既便利了他与藏友交流，也使他的火花拥有量突飞猛进。时至今日，他已拥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三十万枚火花，上千枚中外火花珍品，成了火花收藏界真正鼎鼎大名的后起之秀。为此，他也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仅在通联上，他每年就要付出近万元的开资。

　　他的火花收藏也不满足于简单的数量增加，他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将自己成系统的观点撰而成文，拿去发表。截止目前为止，他在各类藏刊发表的藏文己近百篇，有代表性的是他1999年9月在《收藏》杂志发表的《对当今火花收藏的一些思考》一文，文中提出了“纯火花”概念以及设计火花应注重民族性和系统性等问题，所述观点在火花收藏界引起广泛关注。

　　1990年，崔文川在他供职的山西忻州市成功地举办了第一次火花个人展，之后，他又先后在山西、陕西、北京、上海等地成功地举办了一系列火花专题展，这些火花展为他赢得了掌声、鲜花和赞誉。中央及地方电视台也多次为他的火花收藏拍摄了专题片，他虽然才过而立之年，却已跻身于国内著名收藏家的行列。

　　1994年5月，他创办了山西省首家火花博物馆。

　　1999年，当西安小雁塔文管所所长孔正一邀请他来西安办展时，他与妻子毫不犹豫地携近三十万枚火花落户西安小雁塔，把这里当作他收藏事业的又一个起点。

　　痴迷藏书票

　　文川以火花出名，却很少有人知道，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狂热收藏火花的同时文川就开始接触藏书票了。

　　那还是1984年，文川刚上班，他每月净挣二十九块五。家里生活有他的老干部爸爸支撑，不需要他的钱。当时物价低，东西极便宜，除了火花他又没别的花销。当时他常想：“这么一大笔钱，怎么花的完？”好在他喜欢艺术，常跑去北京看展览，忻州离北京只有几个小时的路程，他便周六晚上出发，周日下午再往回赶(当时每周休息一天)，而且从未因此耽误过周一的按时上班。他还曾借此机会拜望过不少的在京文化名人。

　　有次他在北京的百花美术商店买火花时，看到柜台里有标价两元一张的小版画，他凑过去仔细观赏，旁边的一位顾客见此便主动和他搭话，后来还把他叫出商店，交谈中得知对方叫王叠泉，是四川美院教授。王教授见他热爱艺术，像个可教之材，便主动拿出自己的一叠作品送他，文川当然很惊喜。这是他与藏书票的第一次结缘，但他当时正痴迷于火花，未及过多地关注藏书票。

　　藏书票虽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进入中国，但直到80年代之后，才受到国人的青睐。1984年3月，北京成立了“中国版画藏书票研究会”，积极开展藏书票的创作与国际交流活动，我国以古元、李桦、李平凡、杨可扬、梁栋等为代表的老版画家们继承了中国版画的优良传统，并加以创新、开拓，创作出一大批富有中国民族民间特色的藏书票作品。

　　—张藏书票便是一幅微型版画，它代表着藏书者的情操与修养，对人生的追求和对大千世界的洞察与认识。又系作者自画、自刻、自印，所以风格各异，丰富多彩，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与高品位的收藏价值，被国际知识界誉为“纸上宝石”和“版画珍珠”。北大为纪念建校100周年，就曾出版过两套藏书票，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

　　文川真正关注藏书票，是在1999年到西安后，那时文川经常翻看藏友胡志伟、赵奎礼馈赠的书刊和作品，远在香港的胡志伟既是火花大家，又是藏书票收藏家；而赵奎礼则是专业版画家，从他们馈赠的《中国藏书票百家选》及个人作品中，文川渐渐爱上了这被誉为“版画珍珠”、“纸上宝石”的藏书票了，

　　文川在西安结识的第一个版画家是陕西省美协的傅恒学先生，傅老师早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是古元、李桦、黄永玉的高足，而且是陕西唯一参加过历届全国版画展、藏书票展的艺术家。傅老虽已年届七旬，每日仍在位于西安书院门的那间小画室里作画不止。经过文川多次拜访，他终于被这位诚恳好学的山西小伙子感动，以后每有闲暇，他便给文川讲解艺术渊源、作品欣赏以及艺坛趣闻，使文川获益匪浅，在短期内获得长足进步。

　　2001年，文川为在长沙举行的全国第九届藏书票艺术展创作几枚藏书票，从构思、设计到制版，均经傅老师亲手指导，甚至还为他印制第一枚书票。在长沙会议期间，他还带着文川挨家拜访，用自己的声望极力推荐这位藏界后生，使他在短期内得到国内多数藏书票艺术家的认可，从而也结识了更多的版画家。通过交往也使他进一步认识到真正的艺术家都是平易近人的，这也算是他收藏藏书票的一个额外收获。

　　文川还很注意资料的占有，仅我在他的书架上就看到如下书籍：

　　《亚洲藏书票展专辑》 (台湾1999版) 1000元人民币

　　《中国藏书票》 (岭南出版社1997年版) 980元人民币

　　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书票》、《中国藏书票精选集》、《港澳台藏书票选粹》等标价至

　　少在200元人民币以上的书籍，有如此高文典册垫底，他的藏识能不突飞猛进吗?

　　截止目前，文川藏书票的数量已超过了5000枚，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

　　诚信为本

　　文川之所以短期内能在收藏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似乎是贵人帮忙，走了捷径，其实这是有深刻内在原因的。他勤奋是一个；诚恳是一个；但最重要的是他有良好的藏德，懂得诚信在人际交往中的重要意义，良好的诚信使他有了广泛的朋友，而广泛的朋友使他的收藏如虎添翼。

　　他摒弃了传统收藏家恃物自傲、孤芳自赏的陋习，将自己的收藏建立在一个动态的、相互关联的大背景下。他积极办展，为收藏活动四处奔走，去年10月10日举办的陕西省首届藏书票展展出的400多枚书票，大多是他提供的。今年2月8日在西安小雁塔举办的“2002——中国当代通用藏书票艺术展”，他又是主要策划者之一。

　　他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执着和无私。为了见香港《东方藏书票》的主编阿年，他可以专程跑到成都，仅仅为了交流方便：

　　为了日本千叶县一位素不相识的大学生的留言，他可以用国际邮件为她寄去好几本精美的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火花。

　　因为感动于他的诚信，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杨可扬为他寄来自己的藏书票原作，年近九十还多次给他亲笔回信。

　　也是因为他的诚信，1994年5月，原国家文物局局长、故宫博物院院长吕济民先生为他的“崔文川火花博物馆”题写了馆名；同样是因为他的诚信，中国版画家协会名誉主席、资深版画家彦涵为他新成立的“崔文川藏书票艺术馆”题写了馆名。

　　在陕西藏书票研究会成立时，出于对他诚信和勤恳的嘉许，崔文川被选为陕西藏书票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与传统意义上的收藏家不同的是，崔文川不是将个人收藏建立在孤芳自赏、恃物自傲、清高自许、密不示人的基础上，他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收集、整理、研究、然后将这种个人收藏转换为一种文化传播形式，将知识展现、还原给大众。他所持的是一种进步的、开放的收藏观。

　　好在文川还年轻，这本身又是一个丰富矿藏，我们有理由相信，依托着秦晋丰厚的文化底蕴，以及他已拥有的博大的人文资源，文川未来的收藏事业定会与时俱进，更上层楼。（作者：石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