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代以来，在皇家贵族、达官显宦和文人墨客中盛行一股玩赏古玩的风气。他们广为罗致三代秦汉甚至更古的器物，作为珍爱之物收藏起来。明清时期，这种风气达到极盛，从皇室到民间，无不热衷于古物的搜集和玩赏，古玉亦成为玩赏物中的重要一类。但真正的古玉毕竟是后世无法再创作的东西，数量很有限，而玩赏者却日益增多，古玉交易也逐渐活跃。在这种背景下，仿古玉便应运而生了。

　　仿古玉是模仿古代玉器和铜器式样加工碾琢的玉器。民间制作仿古玉的目的，多是为了获取高额利润，而清宫廷制玉作坊则是为满足皇族玩赏的需要而制作仿古玉。仿古玉出现于宋而盛行于明清，特别是清代仿古玉的制造、销售、收藏、玩赏等，规模均达到高潮，其数量相当可观，各地博物馆、文物部门收藏较多，成为明清玉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清宫内廷是仿古玉制作的中心。清代礼制主体是采用中国传统的礼仪之制，在玉器的使用上，继承了古代以璧礼天，以琮礼地，社稷用圭的传统。乾隆三十四年(1770年)，天旱祈雨，乾隆下诏说；“玉可以荫护嘉谷，避免水旱灾害，今后要用玉来祈雨。”此后以玉祈天成为定规。

　　仿古玉的制作首先是为满足清宫礼仪的需要，清代考据文献的风气十分浓厚，宫廷组织许多学者整理和著录了大量古代文献和器物，对一些古代玉器名称、用途加以考释。乾隆皇帝本人嗜古成癖，很重视古玉器的考释，亲自写了一些考释文章，并常在古玉上题名、作诗。特别是对于汉玉特征的认识上，乾隆的鉴定是比较准确的，宫廷“玉作”机构常依乾隆的旨意，仿制大量汉玉。

　　清代的治玉技术，在中国古代玉器发展历程中，已达到最高水平，几乎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这大大地推动了仿古技术的进步。清宫内藏有极丰富的古玉，使得宫廷玉匠可以比较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不同时代玉器的不同特征，制出的仿古玉几近以假乱真，这是民间玉工所不能比拟的。因此清代宫廷作坊的作品，代表了仿古玉的最高水平。

　　清宫仿古玉器复杂多样，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出现过的玉器，都是刻意仿制的对象。仿制古玉首先要寻找与出土丘器相类似的玉料。因为古玉长期埋于地下，玉质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浸蚀，而且有变色和骨化现象。民间多用带有斑点、绺道、瑕理的杂质玉或石质化重的劣质玉，颜色以杂色、石色和暗黄为主，以求达到乱真的效果。而宫廷仿古多用较纯的青玉和碧玉，采用人工沁色等方法仿古。汉唐以来的玉器，较精致者多以和阗羊脂玉制作，因此清官内仿古玉以脂玉为玉材的很多，而且制作也很精致。

　　清代宫廷仿古玉的形制，主要源自传世古玉和文献图籍。摹仿前者的玉器一般来说比较近似，较忠实于原物，仿古意味浓厚；摹仿后者的玉器，多出于主观杜撰，器形似是而非，全无古意。清仿先秦玉器种类主要有琮、璧、锛、牙璋等，在纹饰、造型、风格方面与原物极似，只是由于工艺过于细致失去了原有的古拙韵味。清代对于汉代玉器的风格特征一般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这也是当时古玉研究的一大成就，仿汉玉器大量流行，也与此有很大关系。清代的仿汉玉器多为仿汉玉佩，主要有心形佩、蟠螭佩、“宜子孙”璧式佩等，在造型上要比汉代玉佩复杂。其它仿汉玉器种类还有璧、卮、角杯、环、鸠杖首、辟邪、剑饰等。清代仿唐玉器很少，仅有玉飞天、佛像、砚等，但由于器物本身的古朴和稀少，因此仿唐玉器倍受皇帝的喜爱。清代仿宋、元、明玉器数量和种类都比较多，有仿宋代的玉人、玉杯、玉佩；仿元代玉炉顶、玉带扣、带钩；仿明“子刚”款玉器等。由于这些玉器的时代与清相去不远，因此清宫“玉作”在仿制上极其细致，不仅要求形似，而且在工艺和局部加工上也体现出当时的风格。

　　清代仿古玉器的另一特色就是仿制了许多三代青铜器。乾隆晚年，嗜古之癖大作，极力提倡以青铜彝器为蓝本的仿古玉。清官保存的这类仿古玉主要有碧玉豆、蟠龙出戟花插、海棠式觚、四环耳壶、鱼鸟纹壶、兽耳方壶、兽面纹簋、单柄匜等。其特点是按青铜器的造型，稍作改变，制作极为精致，器底往往镌刻“大清乾隆仿古”、“乾隆仿古”的字样，标明仿古。这种仿古作品，借鉴了古代传统艺术，丰富了玉器的表现内容，是艺术的再创造。

　　由于玩赏古玉成了宫廷生活中重要的活动内容，所以清宫内收藏了大量通过各种途径所获的古玉。清帝玩赏古玉时，常常别出心裁，按个人的喜好，将旧玉翻新、刻花和加款。据清宫档案记载，雍正三年(1725年)一次改做旧玉近30件；乾隆三年(1738年)七月，将20多件旧玉镌刻乾隆年制款，并配架座。大规模地改制旧玉，使得大量古玉被毁，变得面目全非，实是玉器史上的一次劫难。

　　清代仿古玉的制作工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依古玉造型和纹饰进行仿制，目的是为满足人们的爱好，这类仿古玉较易识别；另一种不仅在造型、纹饰上与古玉相同，而且通过特殊手段，对器表层颜色进行复杂处理，使之形神逼真，真伪难辨。
  
　　据观察，清代仿古玉做旧的方法有以下几种：一是染色，主要有琥珀色和血色两种。古玉长埋地下，受浸蚀后呈暗黄色，故以琥珀染玉以仿之。据古玩家称，墓葬中古玉受尸血浸蚀而变成暗红色，因此在仿古做旧时常染以赭红色。二是烤色，即用火烧成的颜色。主要为掩饰瑕绺和仿制土沁所形成的黄色斑块。三是利用玉皮色深质糙的特点仿制旧玉。四是用腻子做出假沁色，有黑、赭、土黄等。

　　 仿古玉的产生和发展，是同当时经济、文化条件相联系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艺术风貌。玉工在创作中充分利用了智慧和技巧，制作出有着古色古香隽永格调的古玉。因此，仿古玉在中国玉器史上独树一帜，具有特殊的地位。

　　 清代中期以后，在文人学者中逐渐形成一股考据之风。文人们埋头于古代经书中，寻章摘句，校勘辑佚，来通经解史。在这种风气影响下，不少学者广为搜罗各种古器物，对它们进行详细的整理和研究，而在古玉研究方面成就最显著的就是清末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吴大澂。吴大澂，江苏省吴县人，字止敬、清卿，号恒轩，晚年号客+心（下）斋，生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逝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原名大淳，后因避同治帝载淳之名而改为大澂。吴大澂于同治十年(1871)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来历任陕甘学政、广东巡抚、河东道总督和湖南巡抚。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他自动请缨，率湘军出关御敌。光绪二十一年(1895)，湘军在关外战败，吴大澂受到革职处分。

　　 吴大澂精通金石文字，喜好收藏古董，并与当时一些著名学者，如陈介祺、王懿荣等，有密切的交往。他在任陕甘地区学官期间，获得了相当丰富的商周秦汉遗物。由于他擅长书法和绘画，使所藏珍贵资料和精湛研究成果，得以较好的流传。他的主要著作有《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客+心（下）斋集古录》、《说文古籀补》、《古玉图考》和《权衡度量实验考》等，在这些著作中，吴大澂将出土或传世的实物与历史文献相参证，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古玉图考》出版于光绪十五年(1889)，由上海同文书局以石影印刊行。在这部著作中，吴大澂将自家及友人所藏古玉绘制成图，详细考定其器名和用途。自宋代以来，金石著录很多而古玉专著极少，其原因一是古玉无文字可考，研究难度很大；二是唐宋以来，仿制古玉之风盛行，真假难辨。宋代吕大临的《考古图》和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都收录了一些古玉，但数量很少，与其所著录的铜器和石刻相比，玉器处于小宗的陪衬地位。元代朱德润的《古玉图》，是第一部古玉专著，收录玉器41件，主要为佩饰和剑饰，缺乏考释。清初时，有人托宋代龙大渊之名伪造《古玉图谱》一书，多达100卷，内容芜杂，无多大参考价值。

　　 《古玉图考》问世后，立刻受到中外古玉研究者的极大重视。日本、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学者也深受该书的影响。因此在它流传的100多年间一直被传统研究者奉为古玉研究的经典之作，时至今日还有相当多的学者仍在沿用吴大澂的学说。那么，吴大澂的《古玉图考》究竟有哪些优点呢?

　　 首先，该书所收录的古玉不但数量多，而且种类齐全。所收玉器达220多件，超过以前任何一部古玉著作所收玉器的数量，种类多达近40种，几乎包含了所有常见的古玉品种，时代从史前时期直到明代。如此丰富的资料有助于读者认识整个中国古玉发展历程和种类的变化。

　　 其次，该书中所绘制的玉器线图极为精确详实。这些线图是吴大澂的族弟吴大桢绘制的，以墨线描绘玉器的形状和花纹，十分精细，即使器物本身有残痕，亦描绘下来，同一器物若两面花纹不同，则绘两图表示。线图比例多为原大，否则在图旁注明比例。有的学者曾将书中所绘玉器图与原器物进行过比较，认为玉器图样无论在器形、纹饰的描绘上，还是在尺寸的掌握上都很忠实于原物。例如，该书第一页，绘有一件“镇圭”，其侧边和刃角上有残缺，并注明图的尺寸“小于器十分之七”，测得长16.7厘米。此器现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实测器长23.8厘米，与“小于器十分之七”的16.7厘米正相符合，而且残缺之处也绘制得很正确。又如该书第119页的“龙文佩”为战国时期的龙形佩，现藏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其尺寸为长15厘米、宽5.5厘米，与吴大澂所描绘尺寸相符，而且该龙尾部雕刻有一只极小的凤，这在《古玉图考》中绘制得相当清楚，可见吴氏兄弟在审视古玉和绘制时，是极为认真细致的。

　　 第三，吴大澂对一些重要礼器的名称进行了较详尽的考释；吴大澂每得一古玉，“必考其源流，证以经传”，力求明确它的器名和用途。圭和琮是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最重要的两种玉器，但这两种玉器的形状究竟是什么样的，后人争论很大。文献的记载中，各种形状圭的名称多达几十种，吴大澂在所搜集的玉器中，对照古圭名将其一一分辨出来。特别是作平首、弧首或凹首的圭，当时被称为“药铲”，吴大澂则认为它是《周礼》中所记载的“镇圭”、“琬圭”和“琰圭”。传世的玉琮在当时被称为“釭头”，认为它是套在木杠两端，用来作车轴两端的装饰或压在抬杠者的肩头。清代中期时，即有学者指出这种形式的玉器应为琮，吴大澂进一步发挥了这种看法。《古玉图考》中收录玉琮31件，吴大澂根据它们的形状，分别定名为大琮、黄琮和组琮，这些琮名直至今日有的学者还在沿用。

　　 20世纪初，中国考古学诞生。60多年来，考古学者发掘了大量的古代遗物，这不但对古史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使古玉研究真正纳入了科学的轨道。因为从墓葬、窖藏等出土的玉器，时代清楚，而且根据它们的出土位置也可判断它们的作用。许多学者开始将考古资料与文献结合起来研究古玉，并对《古玉图考》中许多玉器的定名和用途提质疑，甚至严厉批评。有的学者提出，吴大澂是“一位有古器物学者倾向的儒家学者”，他的研究方法是“吴大澂式经学家方法”。更有学者认为《古玉图考》所述之玉，“定名不准确，断代不科学……”那么，此书的谬误之处究竟何在呢?

　　 首先，吴大澂把所搜集的玉器，都依《周礼》进行定名，所以一些器物的名称未免有穿凿附会之嫌。因为《周礼》一书所述，并非全为周代之礼，而且叙述的用玉制度也多被后世儒家理想化。另外，被吴大澂定为周代之玉，有许多时代较晚。其次，吴大澂误定了一些器名，如该书第73页所绘的两只卧猪，吴大澂认为它们是琥，并说“此琥符形制或即仿此。”其实，这两件玉卧猪就是汉代葬玉中常见的玉卧猪。又如该书第180页绘制了4件“王＋綦”，吴大澂认为它们是“正冠之玉”，缝于衣冠上。而现在看来，所谓“王＋綦”，实际上就是玉剑饰之一的剑首，流行于战国至两汉时期。吴大澂之所以会出现这些谬误，是由于他受时代所限，不知道这些玉器的准确时代及出土位置的缘故。

　　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这部书的缺陷和不足，但它作为一部划时代的经典之作，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它毕竟代表了当时最高的研究水平，而且第一次将实物与文献相验证，开创了一条较为科学的研究之路，因此对于今天初识古玉的人来说，仍不失为一部必读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