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成套玉佩的组合形式，在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达到了最为繁复的程度。一整套玉佩的长度和穿缀玉件的数量都是空前绝后的，这可以从广州南越王墓和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玉器中反映出来。汉武帝时期，玉佩的种类和组合形式趋于简化，这一变化清楚地显示在满城中山王墓和巨野红土山昌邑王墓出土的玉器上。这种现象应是诸侯王势力由盛转衰的社会背景在用玉制度上具体表现。但佩玉（特别是成套的玉佩）制度毕竟是礼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观地体现了佩戴者社会地位。因此，东汉时期用玉制度逐渐完备，尤其表现在玉衣和组玉佩的使用上。《后汉书·舆服志》说：“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至孝明皇帝，乃为大佩，冲牙、双瑀、璜，皆以白玉。”以河北定县43号汉墓为例，墓主为中山穆王刘畅，下葬于灵帝熹平三年（174年）。墓中出土了一套组玉佩，计有心形佩（珩?）、璜、觿（冲牙）、环，皆透雕或浮雕龙纹，质地优良。除心形佩外，均成对排列。另有玉舞人、司南佩等。这套玉佩可以说是明帝所创佩玉制度的真实写照。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佩玉制度不存。曹操统一北方后，天下初定，开始建立典章礼仪制度，佩玉制度也应运而生，其创立者便是魏人王粲。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今河南焦作）。《三国志·魏书·王粲传》：“魏国既建，（粲）拜侍中。博物多识，问无不对。时旧仪废弛，兴造制度，粲恒典之。”挚虞《决疑要注》曰：“汉末丧乱，绝无玉佩。魏侍中王粲识旧佩，始复作之。今之玉佩，受法于粲也。”《隋书·礼仪志》云：“至明帝始复制佩，而汉末又亡绝。魏侍中王粲识其形，乃复造焉。今之佩，粲所制也。”可见王粲对曹魏的典章礼仪制度的建立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他所创制的一套玉佩，成为魏晋乃至隋唐时期广为流行的玉佩式样。

　　从考古资料来看，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新出现的玉佩种类主要有：蝙蝠形、飞碟形、梯形、半圆形玉佩，玉佩上方穿孔处多作云头形；半璧形玉璜；带穿孔的玉环以及玉珠等等。玉佩均为素面，未经抛光，雕纹饰者很少，有山西寿阳北齐厍狄回洛墓出土的一件阴刻凤鸟纹的蝙蝠形玉佩。另外，山西太原北齐娄睿墓还出土有外缘贴金的玉佩。这些新出现的玉佩，应是王粲所创玉佩的样式。曹操于建安十八年（213年）受封魏公，都于邺，设立官职制度，建安二十一年（216年），进封为魏王，魏国始建，而王粲卒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因此王粲新创玉佩的具体年代应在公元213－217年之间。

　　从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开始，经董卓之乱、官渡之战，到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大战，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中原成为群雄割据、混斗屠杀的战场。在这20余年间，汉中央政权摇摇欲坠，典章制度废弛，作为皇室、诸侯王和高级贵族专用的佩玉制度也无人问津了。这一阶段，大概就是挚虞所说的“汉末丧乱，绝无玉佩”的时期。以安徽亳州曹操宗族墓地为例，其时代大约在公元二世纪晚期到三世纪初，已发掘约20座墓葬，其中出土玉器的有6座，仅有1座墓出土了刚卯和司南佩，其余墓葬出土的则是玉衣、玉握等葬玉。可见当时玉佩制度确是不存在了，也说明该墓地的时代下限不晚于公元213－217年。

　　山东东阿县魏东阿王曹植墓中出土的4件玉佩，有飞碟形、梯形玉佩，玉璜和玉珠等。曹植卒于公元232年，距粲作佩仅10余年，这是目前所见王粲新创玉佩最早的实例。挚虞为西晋时人，其言“今之玉佩，受法于粲也”，说明王粲所创玉佩在西晋时已很流行了。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出土的组玉佩，可作为这一时期的玉佩标准器。河南孟津三十里铺西晋墓亦出有梯形玉佩。东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和江南地区的许多墓中都随葬有这类的玉佩。如南京郭家山、富贵山东晋墓和江西南昌市郊南朝墓，特别是仙鹤观东晋墓出土了两套完整的组玉佩。出土玉佩的北朝墓也较多，如河北吴桥罗屯东魏墓、山西太原北齐娄睿墓、寿阳北齐厍狄回洛墓、陕西西安小寨北朝墓、北周武帝孝陵、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田弘墓。隋唐时期，玉佩形制仍沿袭魏晋风格，变化不大。主要出土地点有：陕西咸阳隋王士良墓、郭家滩隋墓、唐永泰公主墓、孤独思贞墓(21)、李贞墓(22)、李爽墓(23)、四川万县唐墓(24)、河南偃师杏园唐墓(25)、广东韶关唐张九龄墓(26)等。

　　这些玉佩的组合形式，可根据未经盗扰的墓葬所出土玉佩加以复原。南京仙鹤观东晋墓为东晋名臣广陵高崧家族墓葬，M2墓主为高崧及其夫人谢氏，M6墓主为高崧父母高悝夫妇。这两座墓各出土一套完整的组玉佩，为男性墓主腰部佩挂，结构几乎一致，均由2珩、2璜、1玉冲、2珠共7件组成，复原长度约为23厘米，每件端部有1－4个小孔可供穿系连接。以M2为例，组佩构件分上下三排。顶端是一件起提梁作用的四孔蝙蝠形玉珩，下垂三列；中央为一件三孔蝙蝠形玉珩，两旁各系一件侧立之璜，璜上端有1个穿孔，下端有2个穿孔；下端中央为一件单孔梯形玉冲，两侧各垂一玉珠，其顶部有一组牛鼻穿孔。M6除顶端为1件透雕兽纹玉珩外，其余构件与M2完全相同(27)。另外，还有数目不等的水晶、琥珀、绿松石和料珠等缀于各佩饰构件之间。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虽未被盗，但出土的组玉佩与高崧墓比较，玉佩构件有遗失，从复原图可以看出缺1件玉璜和2件玉珠。陕西咸阳隋王士良墓出土的一套组玉佩较为别致，由2件玉珩、1件玉环、1件玉冲及近200颗玛瑙、水晶珠组成。顶端是1件云头形四孔玉珩，顶孔内铆铜环，环上又附一个小铜环，用于系佩在鎏金带上，其下为1件四孔半圆形玉珩，两端下各连一件玉璜，两璜之间为玉环，玉环上有4个相互对称的小孔，分别与半圆形玉珩、双璜及其下面的玉冲相连。众多的玛瑙、水晶珠应穿缀于联接各玉佩构件的丝线上，还应有一对珠子垂于玉冲的两侧。西安唐孤独思贞墓亦出土一套组玉佩，其复原后组合形式与上述诸佩饰无大的差异，只是中间为2件较小的四孔玉佩（28）。

　　从这些玉佩的复原组合形式中可以看出：第一、一套组佩中一般有2件玉珩，作蝙蝠或飞碟形，上下排列，上珩有4个孔，下珩有3个孔，因为上珩两端要垂系双璜，而下珩置于双璜之间，故上珩宽于下珩；第二，玉冲在组佩中体形最大，呈梯形，宽度大于上珩，目的是使从上珩两端通过双璜垂下的珠子落到玉冲之上，通过人体的摆动，相互撞击而产生悦耳的声音，其意义与古玉佩中所谓的“冲牙”一致；第三，东晋高崧家族墓出土的组玉佩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标准样式，而隋王士良墓出土的四孔半圆形玉珩和带有4个相互对称小孔的玉环，则是北周时新出现的佩饰种类，最早见于田弘墓。第四、各佩饰之间以丝线相连，缀有玛瑙、水晶、琥珀、绿松石和料珠等，即文献所谓的“琚、瑀、琨珠”者。根据上述这些特点，就可基本确定其他被盗扰墓葬中出土的零散的玉佩件在组玉佩上的具体位置。

　　关于王粲所创玉佩的佩戴方式，从考古发掘情况来看，一般位于腰部以下，应是佩挂于革带上，悬垂于身体一侧。唐懿德太子墓石椁线刻女官所戴玉佩也说明了这一点。有的学者认为，组玉佩应包括左右对称的两组（29）。但这与考古发掘情况不尽相符，因为保存完好墓葬的棺内都只出土了一套组玉佩。组玉佩的佩带者为男性，随葬品还有铁剑、玉剑饰等，因此可以推测墓主生前应是身体左侧佩剑，右侧悬组玉佩。尽管唐代对佩玉的等级制度有明确的规定，但文献记载只是体现在玉色上（30），也就是玉料质量的差别，而在佩玉的数量及组合方式是否有差异则不得而知。从发掘出土的组玉佩这也很难看出它们之间的差异，因为绝大多数玉佩都是用青白玉或青玉制成，未经抛光，不加纹饰。一些佩饰制作粗糙，还有的用滑石制成，显系明器。也有学者指出，唐代经师注疏古玉佩时，将若干当时玉佩的特点包括在内（31），这是正确的。如《礼记·玉藻》孔疏说：“凡佩玉必上系于衡，下垂三道，穿以蠙珠，下端前后以悬于璜。中央下端，悬以冲牙，动则冲牙前后触璜”。《周礼·玉府》贾疏说：“佩玉上有葱衡者，衡，横也，谓葱玉为横梁。下有双璜、冲牙者，谓以组悬于衡之两头，两组之末皆有半璧曰璜，故曰双璜。又以一组悬于衡之中央，于末着冲牙，使前后触璜，故言衡牙”。这些描述都是隋唐组玉佩的特点。

　　王粲创立玉佩制度的目的，无非是为“尊卑有度”，因此，只有身份和社会地位较高的皇室成员、王公贵族和高级官僚才能使用这类玉佩。有学者认为佩戴组玉佩下葬是朝服葬的标志之一，即墓主是身着官服入棺下葬的（32）。现将部分出土玉佩的墓葬墓主身份抄录如下：

　　曹植，曹魏东阿王；刘弘，西晋荆州刺史、镇南大将军、宣成公；高悝，东晋丹杨尹、光禄大夫；高崧，东晋侍中、骑都尉、建昌伯；厍狄回洛，北齐定州刺史、太尉、顺阳王；娄睿，北齐右丞相、朔州刺史、东安王；宇文邕，北周武帝；李贤，北周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原州刺史、河西公；田弘，北周柱国大将军、襄州刺史、雁门公；王士良，隋上大将军、广昌肃公；李爽，唐银青光录大夫、太常伯；李贞，唐越王、豫州刺史；李仙蕙，唐永泰公主；独孤思贞，唐朝议大夫、乾陵令；张九龄，唐尚书、右丞相。

　　从中国古代玉器发展史来看，王粲创立的玉佩显然参考了不同时期的玉器形制。王粲采用了汉明帝所创玉佩的基本组合形式。唐《初学记》卷二十六引鱼豢《魏略》云：“有双珩、双璜、琚、瑀、冲牙、琨珠为佩者，乃汉明帝采古文始制也”。粲的祖父龚、父畅皆为汉三公，故粲熟识汉旧仪。但王粲创制的玉佩与汉明帝时期的有很多不同：首先，前者的玉璜侧立，以玉珠和梯形玉板作“冲牙”，璜的使用形式与西周时期乃至史前时代的相同（33）；而后者的璜为横置，冲牙作角形，与战国至西汉早期流行的组玉佩形制一致，如郭宝钧先生复原的河南辉县琉璃阁战国M60出土的组玉佩（34）；其次，王粲是本着简单实用的原则来复造佩玉的，各玉佩件不讲究用料，几乎没有雕工，同汉代玉佩用料细腻，雕工精湛相比，差别极大。这种情况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有关。魏王曹操积极提倡薄葬，反对厚葬。建安十年（205年），曹操下令“民不得复私雠，禁厚葬，皆一之于法。”曹操临终前还“遗令曰：‘……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一》）曹操之子、魏文帝曹丕认为天下动荡不安，“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祸皆起于“厚葬封树”，并于黄初三年（222年）“作终制曰：……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三国志·魏书·文帝纪第二》） 废除了以玉衣为葬的制度。在这种节简的风气影响下，玉佩制度也趋于简化，因此王粲创制的玉佩体现了既能反映佩戴者的身份和地位，又不奢华繁缛的特点。

　　王粲所创的这套玉佩，对后世的影响也很深远。五代南唐李景陵出土了1件梯形玉冲（35）；河南巩县北宋皇陵文、武官石像身上刻划有这种佩饰（36）；北京明定陵也出土有这类组佩（37）。直到近代，民间流行的佩饰“玉牌子”与王粲创制的玉佩亦有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