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南越王墓是西汉第二代南越王赵眜(胡)的墓葬。该墓出土了200多件玉器，器类达10余种，其中多数玉器造型优美，琢刻工艺精湛，加之该墓保存完好，未被盗掘，因此这批玉器是研究当时玉器使用制度、时代风格及琢治工艺的珍贵实物资料。本文拟就这批玉器的来源、所反映的时代风格及丝缕玉衣等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

　　南越王墓中出土的玉器琢制之精、数量之多为汉代诸侯王墓所罕见，那么这些玉器来  自何处?当地制作须具备三个条件，即悠久的治玉传统、技艺高超的玉工和来源丰富的玉  料。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两广地区出土玉器的战国墓并不多，主要地点有广西的武鸣、田东、平乐和广东的肇庆、罗定等（见下表），所出玉器总数约100件。

两广地区战国墓葬出土玉器统计表

　  广西平乐银山岭战国墓110座，出土玉器仅40件；广东罗定背夫山的一座战国墓，其规模在岭南地区属中等，出土随葬品达116件，但出玉器仅3件，这都反映当时玉器的使用尚不普遍。所出玉器的器类也很少，一般为玦、环、管饰和各种玉片等，均为小型玉器，器型简单，制作也较粗糙，这表明两广地区在先秦时期并不存在发达的玉器制作业。因此笔者认为，南越王墓大部分玉器是从中原内地输入的，而不是在南越国内制作的。

　　有的学者认为，南越国的玉工是公元前219年随秦军攻略岭南时进入两广地区的，秦  亡后，赵佗割据岭南建立南越国，这些作为士兵的玉工便留在了当地。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南越王墓的玉器并非一般玉工所能制作出的，例如这批玉器中的角形玉杯  和玉盒，是极为罕见的玉器珍品，从它们的构思设计到制作成型，工序非常细致复杂，其中还包括镂空掏钻、活环套接等高难度的工艺，这不但要求玉工熟练掌握琢玉的各道工序，而且也需要有先进的治玉工具，故此这些玉器的制作者应代表着当时制玉的最高水平，其身份可能是宫廷玉匠，这些玉匠的数量是很有限的，充军作战的可能性很小。据《史记·秦始皇本记》记载，进攻岭南的秦军主要由“逋亡人、赘婿、贾人”组成，并末提及匠人；即使个别技艺高超的玉匠留在岭南，但在当地极为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也难以制作出高水平的玉器。
　　
　　关于南越王墓玉器的玉料来源，迄今为止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部分玉器曾经过分析测试，但鉴定报告并未指出玉料的确切产地，只是根据一些受浸蚀而呈灰白色的玉衣片，认为它与广东曲江石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玉琮外观颜色相似，进而推测玉衣片的玉料产地可能在曲江一带。事实上，在南方酸性土和潮湿环境的埋藏条件下，一些玉器受浸蚀后表面多呈灰白色或鸡骨白，如南越王墓玉器中的兽首衔璧、凤纹牌形佩、犀形璜、韘形佩、三凤涡纹璧、舞人等，外表均为灰白色；再如江浙一带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玉器表面多数亦呈灰白色，外观上与石峡文化玉器也很相似。因此，仅凭外观颜色相似并不能说明玉料的来源就在当地。

　　综上所述，南越国并不具备大规模生产玉器的条件，南越王墓中大多数制作精美的玉器应是从中原内地输入的。当然，南越国可能也与中原内地诸侯国一样，拥有自己的玉器作坊，但这种作坊规模不大，估计只能进行一些简单玉器的制作和加工。

　　关于中原玉器输入南越国的年代，笔者认为当在西汉初年。公元前207年，秦南海尉赵佗“绝道聚兵自守”，割据岭南，并派兵“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公元前196年，赵佗臣服于汉，高祖遣陆贾出使南越，册立赵佗为南越王。吕后时，汉与南越国关系恶化。吕后诏令“禁粤关市铁器”，赵佗发兵攻长沙郡，并于前183年“自尊号为南越武帝”，与汉王朝分庭抗礼。由此可见，多数中原玉器的输入应在汉与南越国保持良好关系的时期，确切地说应在公元前196一前183年之间。在此期间，汉以诸侯王礼遇对待赵佗，赵佗自己也说“(汉)赐老夫者厚甚”，赏赐物中自然包括大量的玉器。文景时期，双方关系再度修好，但汉廷始终对南越怀有戒心，不会有丰厚的赏赐，南越国长期处于半封闭的状态。南越王赵眜(胡)死于公元前122年前后，汉中山靖王刘胜死于公元前113年，两者仅差10年左右，但他们墓中部分玉器风格(特别是装饰用玉)差异甚大，而南越王墓玉器的器形、纹饰却与战国玉器十分接近(详见下节论述)，这也说明玉器制作年代不会晚到西汉中期。

二

　　南越王墓玉器能否作为西汉中期玉器的典型代表呢?笔者认为这批玉器不具有汉代玉  器的代表性，多数属战国玉器。由于汉代玉器是从战国玉器继承发展而来的，因此两者间有许多相同的因素，但西汉中期时，汉代玉器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独特风格，如随葬玉器数量减少，器类简单，装饰用玉所占比例不大，葬玉居于重要地位等等，因此我们可将南越王墓玉器与中原同时期的诸侯王墓出土的玉器作一比较。西汉中期中原地区未被盗掘的诸侯王墓有三座，即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墓和山东巨野昌邑哀王刘髆墓，这三座墓的年代在公元前113一前87年之间，与南越王墓年代相近。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南越王墓玉器与这三座墓玉器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器类上，南越王墓玉器中各种形状的璜、透雕龙凤的璧、绞丝状环、龙形佩、龙虎形多节带钩及高足杯、角形杯、玉盒等玉制容器，为中原三座诸侯王墓所不见或极少见。二是在玉器的用途上，南越王墓玉器中装饰玉所占的数量最大，其中成组玉佩有11套，为装饰玉中最多的一类。各套玉佩的穿缀较繁杂，主要由小型的璧、环、璜、珠等多种玉器组成，组玉佩的长度最长达90厘米；而中原三座诸侯王墓出土的玉佩数量很少，形制简单，只有心形佩，舞人等，组合也远不及南越王墓组玉佩那样繁复。三是在纹饰上，南越王墓玉器上的勾连纹和几何形云纹为中原三座诸侯王墓玉器所不见或极少见。南越王墓玉器所体现出的这些差异，正是它与战国玉器的共同之处。如传河南洛阳金村战国墓出土的连体双龙佩，龙形佩、怪兽形佩，山东曲阜鲁故城战国墓M3出土的多节玉带钩、M52出土的三周纹带玉璧，河南信阳楚墓出土的双龙首形玉璜等，都与南越王墓出土的同类玉器十分相似。又如成组玉佩，它源于殷周时期，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特别是战国时期，以璧、璜、环组成的玉佩很盛行。至汉代，组玉的使用逐渐衰落，正如夏鼎先生指出的那样：“汉代的组玉佩已经简化，佩玉的品种没有战国时那样多”。有的学者以南越王墓出土的组玉佩为证，不同意夏鼐先生的看法，认为西汉中期仍流行繁杂的组玉佩。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南越王墓的组玉佩无论是在造型上，还是在纹饰上，多数都与战国组玉风格是一致的，因此  它并不能代表当时的汉玉风格。此外，南越王墓玉器上常见的勾连纹，也是战国玉器上最常见的一种纹饰。虽然南越王墓的玉器中也有一些具有汉代玉器的风格，如形制完备的玉衣、浮雕螭纹的玉剑饰及玉舞人等，但这些玉器的数量远不及装饰玉那样多，所以真正代表南越王墓玉器面貌的是各种各样的组玉佩。

　　既然南越王墓多数玉器所代表的是战国风格，那么这批玉器的制作年代是在西汉初年还是在战国时期呢?笔者倾向于后一种推测。西汉初年，社会经济凋敝，“自天于不能具醇驷”，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制作如此精美的玉器是不太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汉朝廷很可能利用了遗存在府库中的战国玉器，并将它转赐给南越王。

三

　　南越王墓出土了一套丝缕玉衣，这是在中原地区之外首次发现的完整玉衣，对于研究当时的玉衣使用制度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云南晋宁石寨山M6曾出土过一些穿孔玉片，这些玉片是玉衣的半成品。M6出土一颗金质“滇王之印”，墓主为某代降汉的滇王，死于公元前109一前89年之间。近来又有报道说，M6的玉衣片是用丝缕穿缀并粘贴在织物上的，其工艺与南越王墓丝缕玉衣的制作相近。若确如此，目前所见丝缕玉衣就有两套，且都出自降汉的少数民族王国国君的墓中。滇王与南越王的地位相当，所享用的丧葬制度的等级也应是一样的，因此他们在死后都使用了丝缕玉衣。在这里似乎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条信息，即汉代存在着丝缕玉衣的使用制度，它是汉朝廷专赐给归附的少数民族国君作敛服的。《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夫余国，……其王葬用玉匣，汉朝常豫以玉匣付玄菟郡，王死则迎取以焉。”可见汉朝廷确曾赐玉衣给少数民族国君，但是否为丝缕玉衣，史籍中没有记载。玉衣的使用是以缕别的不同来划分等级的，一般认为玉衣的使用制度是东汉时期才建立起来的，而西汉时期使用玉衣的等级划分并不严格，所见玉衣多为金缕，但在赐玉衣给少数民族国君作敛服这个问题上，估计汉朝廷采取了“内外有别”的做法，使用的是丝缕玉衣。南越王赵眜(胡)虽享受诸侯王礼遇，但在下葬时并未使用金缕玉衣而用丝缕，也说明在丧葬方面还遵守着汉朝廷的某种制度。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这两套丝缕玉衣的时代都在西汉中期，它的使用制度和形制在两汉四百年间会不会有所变化，还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发掘去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