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有关汉代玉器几个问题的探讨  

　　 1. 关于汉代玉器的用途及其意义     

　　 从汉代文献来考察，玉器作为珍宝，广泛地用于装饰、祭祀、典礼及随葬等方面。但有关玉器使用制度的记载，除《后汉书·礼仪志》关于玉衣使用制度及“三礼”等经书关于璧、圭等礼玉使用的记载外，其他的记载都很零散，而且有些未必完全真实可信。因此仅依据史料无法窥其全貌。利用考古发掘所获的大批汉玉资料来研究其用途及意义，是全面深入认识汉代玉器的新途径。以考古学方法来探讨汉代玉器的使用，首先是根据这些玉器在墓葬中的具体位置，然后结合文献记载推测它们的用途。

　　 汉墓中出土的玉器依其用途可分作两类：一类是墓主生前使用的玉器；另一类是专用于送葬的玉器。   

　　 墓主生前用玉有礼仪用玉、随身的佩饰、实用品及工艺美术品。

　　 礼仪用玉包括I型b式、c式、d式、Ⅱ型b式、c式璧和I型、Ⅱ型圭。这些璧、圭多出于棺内或棺椁之间，是墓主生前所珍爱的宝物。璧、圭和璜、璋、琮、琥在先秦时合为六种“瑞玉”，《周礼》等经书还详细记载了它们的形制及在礼仪上的用途。传世的汉碑上尚可见到这六种“瑞玉”的图形。但从考古发现来看，汉代仅沿用了璧和圭，其他几种“瑞玉”或弃之不用，或改作它用。在汉代文献记载中，璧和圭仍作为礼玉应用于朝仪、聘礼或祭礼等仪式中。汉代还有一种缀壁悬挂的习俗，这种悬挂的形象在汉画像石上常常可以见到。Ⅱ型b式、c式璧的透雕附饰上有小孔，应是用于穿带悬挂的。

　　 随身佩饰包括Ⅱ型a式璧、璜、环、觿、韘、心形玉佩、牌形玉饰、玉龙及玉串饰等。这些玉器上均有用于穿系的小孔。此类玉器主要是悦目，因此大多造型小巧优美、制作精良。它们常常出土于墓主身上或身旁，数量较多。从出土情况来看，璜、环、觿、心形玉佩、牌形玉饰、玉龙等多置放于墓主腰部附近，因此这些玉佩可能是悬挂于腰间或腰以下部位的饰物。汉代的玉璜已不作礼玉之用，而为佩饰，且式样很多。觿原为解结之物，汉代的觿一般制作精美，可能已作饰物之用了。I型、Ⅱ型玉人及玉串饰等多发现于墓主上身及颈部附近。从满城二号汉墓的串饰复原图来看，它们应是佩于墓主胸前的饰物。I型、Ⅱ型玉人作“翘袖折腰”舞人状，所表现的这种以手、袖为主的舞蹈在汉代非常流行，汉画像石上也常常可见舞人的形象。出土玉舞人的汉墓墓主人多为女性，汉代有不少后妃因擅长轻盈优美的舞蹈而受到帝王的宠幸。

　　 玉印和刚卯都是佩于腰间的两种玉器。汉代玉印多素面无文字，有文字的则刻墓主姓名或身份。I型a式印钮怍螭虎形，据汉代文献记载，螭虎钮为天子之制。这类玉印仅出自西汉前期和中期的诸侯王墓中，应与西汉前期诸侯国“同制京师”的情况有关。刚卯的作用是驱逐疫鬼，是一种避邪用玉。关于刚卯的情况，汉代文献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玉剑饰亦可算作一种佩饰。以玉装嵌的剑，汉代称“玉具剑”。玉剑首和玉剑格分别嵌于剑把两端，作挡手之用；玉璏嵌于鞘身，用于穿挂腰带；玉珌则嵌于鞘的末端。从目前考占资料来看，这四种剑饰完备的“玉具剑”大多出自级别较高的王侯墓中，一般汉墓中常见的剑饰是玉璏。

　　 实用品包括带钩、笄、杯、盒、盘等。这些玉器的制作都较精致，既有实用价值，又有装饰意义。蠡县汉墓中出土一件玉案，形体很小，可能不是实用器，而是用于随葬的明器。

　　 工艺美术品包括座屏和圆雕玉器等。这些玉器造型精美，纹饰华丽，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个别汉墓中出土有玉戈和玉钺，制作精细，可能也是用作观赏的工艺品。

　　 专用于送葬的玉器有I型e式璧、玉衣、窍塞、玉蝉、玉猪及玉枕等，

　　 I型e式璧绝大多数为墨绿色或青色，阴刻的兽首可能具有避邪的意义。这类玉璧往往出自墓主的前胸和后背。如满城一号汉墓墓主前胸和后背共放置18块玉壁，大多数为I型e式璧。这些玉璧还有一定的排列方式。玉璧彼此间以织带相连结，然后又在玉壁表面普遍粘贴—层织物，把前胸和后背的玉璧各自编联在一起。这种方式可能具有某种宗教意义。

　　 玉衣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时使用的殓服，是汉代特有的一种葬玉。关于玉衣的情况已有学者作专文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窍塞是施于死者身上九窍部位的玉器，目的可能是防止精气外逸而使尸体不朽。完整的一套窍塞由眼盖、鼻塞、耳塞各两件，口塞、肛门塞、生殖器罩盒(或盖)各一件，共九件组成，又称九窍塞。

　　 玉蝉除I型应为佩饰外，Ⅱ型各式均出自墓主口中，应是殓葬用的玉琀。汉代以玉蝉为琀，从目前考古发掘资料来看，是从西汉武帝时开始的。西汉初年尚能见到以玉龙和镜形玉为琀的，但从西汉晚期开始直至东汉，琀均作蝉形。至于汉代为何专以玉蝉为琀，原因大概有二：其—，取其狷洁清高之意；其二，取其蜕脱再生之意。

　　玉猪常常成对出自墓主的双手附近，其意义便是文献中所说的“握”。汉代的玉握多作猪形，也有个别的为玉佩或璜形玉。尽管文献中有关于玉猪随葬的记载，但未确指为握，清代学者吴大瀓甚至把玉猪误作“六瑞玉”之一的“琥”。直至本世纪初日本学者发掘朝鲜汉代乐浪郡墓葬时，才知它是葬玉之一的握。东汉时期的玉猪，头、尾各有—小孔，可能是为将玉猪固定于手中而用来穿系组带的。

　　以上将汉代玉器的用途作了简要的推测，还有少数一些玉器(如一些条形器等)的用途尚不明确，这有待于在今后的考古发掘中去解决。

　　2. 关于汉代玉器的产地

　　据汉代文献记载，当时玉器的原料产地主要有两处，即西域的于阗地区和长安附近的蓝田。

　　这两处所产玉料都属软玉。于阗玉在工艺质料上可分为白玉、青玉和碧玉等，其中白玉被称为“羊脂玉”，其玉体如凝脂，质厚温润，为玉料中的佳品，不少雕琢精美的汉代玉器，如浮雕的剑饰、附有透雕纹饰的玉璧、佩饰和一些圆雕玉器等，就是以羊脂玉为玉料琢成的。蓝田玉从外观上看，有黄色、绿色等不均匀的色调，虽不很美观，但因蓝田地处长安附近，所以它在汉代可能被大量开采。

　　近年来，通过对—些汉代玉器所作的岩矿分析鉴定，证实于阗和蓝田是汉代玉料的产地。例如，对满城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所作的鉴定分析表明：玉衣之玉与新疆之和田玉，无论在矿物化学成份或物理性质上均完全相同，故推测玉衣之产地可能是新疆和田。再例如，根据对陕西兴平茂陵附近出土的一件西汉玉铺首所制作的矿物鉴定来推测，它是用蓝田玉料琢制成的。

　　当然，汉代玉料产地不止上述两地，由于汉代文献记载的产玉之地还有多处。但由于目前很少对汉代玉器进行矿物对比研究和岩矿成份鉴定，因此，一些汉代玉料产地也就无法得到证实。另外，现今的—些著名玉矿，如河南南阳、辽宁岫岩等，虽然开采情况不载于汉代文献，但它们的开采历史有数千年之久，所以也不排除它们作为汉代玉器原料产地的可能。

　　关于汉代玉器的制作地点，文献无明确记载。迄今为止也未发现汉代制玉作坊遗址。有的学者根据玉衣的制作情况判断，这种玉器作坊规模应该相当大，不仅制作玉衣，而且也生产多种玉器，这种规模较大的玉器作坊应是属于朝廷的手工业作坊，制作玉衣的作坊可能是隶属于少府的属官东园匠。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汉墓中出土的专用于殓葬的玉器，如玉衣、窍塞、琀、握等，应是东园匠下属的玉器作坊制作的，而墓主生前使用的玉器，如礼玉、玉佩及实用玉器等，不会是由“主作陵内器物”的东园匠制造的。从发掘情况来看，同一时期的大型汉墓中出土的一些礼玉、佩饰等，无论在造型、纹饰上，还是在选料、工艺上几乎是相同的。所以它们的制作地也应是一致的，很可能是由朝廷作坊制造，然后再赏赐给各地的诸侯。这种制玉作坊可能是由属于少府的属官尚方所管辖。由于汉墓中出土的敛葬用玉的种类比墓主生前用玉少得多，因此，尚方所属的玉器作坊规模要超过东园匠所属的玉器作坊，不但生产玉器数量多，而且品种也齐全。

　　除中央朝廷有大规模的玉器作坊外，有的诸侯国也拥有玉器作坊。河北定州是两汉时期中山国的首府，定州北庄中山简王刘焉和北陵头中山穆王刘畅墓中均出有汉白玉制成的玉衣片。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汉白玉可能就产于当地，从用它制成的玉片比较粗糙这一点来看，这种玉衣有可能是在当地制造的。从上述情况来判断，诸侯国所属的玉器作坊可能规模不大，只是用来加工—些比较简单的玉器。

　　3. 关于汉代玉器的制作工艺

　　关于汉代制玉工艺过程及制玉工具，虽不见于文献及考古资料，但仍可以从现有汉代玉器的造型、纹饰及一些玉器所残留的加工痕迹上去判断。

　　玉器的制作大体上有开料、琢治和抛光三个过程。

　　开料是将琢治用的玉坯从玉璞上切割下来。汉代玉器的成型有平雕和圆雕两种，故开出的玉坯也主要是厚薄不一的扁平片状和大小不同的块状两种。开料的工具是锯。由于玉的硬度较大，所以在锯的时候需要用水加砂才能锯开。满城汉墓出土的两套玉衣的玉片背面都有切割时遗留下来的锯痕。有的是用圆片锯锯开的，有的是用直条锯锯开的。玉片上遗留下来的锯缝，一般宽l—1.5毫米，最窄的一条锯缝仅0.35毫米。这说明当时使用的锯已相当先进。

　　 将玉琢治成完整的器型并施以纹饰，是制玉工艺中关键的一道工序，而琢治工具的质地及机械化程度决定了玉器质量的优劣。随着汉代钢铁冶铁技术的成熟，铁器的使用已在手工业中普及，因此，当时的琢玉工具应是铁制的，而且在硬度和韧性上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从汉代玉器的成型及纹饰来观察，砣子、管钻和桯钻是当时的主要琢玉工具。汉墓中出土的一些玉璧纹饰的阴刻线上尚可看出砣子琢刻的痕迹。这些阴刻线条流畅、舒展，说明砣子的机械化程度较高，这与当时已经使用齿轮、轴承等较高效率的轮轴机械是分不开的。管钻主要用于穿凿较大的孔，如璧的外缘和内孔，一些扁平片形玉器上的透雕纹饰等。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一只犀角形玉杯，杯内底部留有较大的管钻痕迹，杯上圆雕卷云纹饰之镂空部位亦有管钻痕迹。桯钻主要用于穿凿较小的孔。据观察，一般汉代玉佩饰上用于穿系的小孔，呈上口大，下口小，孔底更显尖细的斜坡形，这应是桯钻留下的痕迹。满城汉墓的玉衣片上的小孔，除少量是用管钻，多数是用桯钻钻成的，小孔孔径最大2毫米，最小的仅1毫米。

　　汉代玉器纹饰的琢制技法有阴线刻、剔地浅浮雕、透雕、高浮雕和圆雕等。阴线刻使用很普遍，见于各种平雕和圆雕作品的表面，用于表现器物的主题纹饰、装衬纹饰或人物、兽类等的细部。剔地浅浮雕多见于璧、璜等的涡纹及一些剑饰上的纹饰等。透雕主要见于平雕玉器中的各种佩饰，表现人物或兽类的轮廓。定县43号汉墓出土的玉座屏是最大的一件汉代透雕作品(图七，4)。高浮雕常见于玉剑饰和东汉的大型佩饰上。圆雕作品通常是一些工艺美术品，有人物和动物等。需要指出的是，这几种琢刻技法在使用上常常不是单一的，一件玉器上的纹饰往往需要几种不同的刻法来表现出来。

　　玉器的抛光是制玉工艺的最后一道工序。从满城汉墓的玉衣片抛光情况来看，当时的抛光技术是很高的，能把玉片表面磨得像玻璃一样光滑，闪闪照人，增加了玉质感。据推测，当时可能使用了“砂轮”和“布袋”等先进的打磨工具。

　　两汉四百年间制玉工艺水平随着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提高，这突出地表现在玉衣的制作上。西汉中期中山靖王刘胜的玉衣片背面尚能看出切割的锯痕以及用其它玉器(如I型e式壁)改装的情况。金缕粗细不一，估计是从金片上剪下来的细条。西汉后期中山怀王刘修的玉衣片用黄玉和青玉制成，色调协调，一衣片背面很少看到切割锯痕，更没有用其它玉器改装的情况。金缕较粗，抽拔成丝后还经过仔细加工，断面一律为圆形，长短也相差不多。东汉时期中山穆王刘畅的玉衣片则全部用青玉制成，而且磨得很精细，银缕粗细均匀。这说明玉衣的制作工艺逐步完善，也反映了玉器制造业中的分工更加细致。

　　汉代制玉工艺另一特点就是与金属、漆木细工相结合，产生出错金嵌玉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造型优美，而且精工细琢，纹饰华丽。最常见的嵌玉金属器是玉具铜剑和铁剑。这些附在剑上的剑首、剑格、玉璏和玉珌，玉质纯净，纹饰或浮雕，或镂孔，十分精美。除剑饰外，镶嵌玉饰的铜器较多。广州南越王墓出土有嵌玉片的铜卮、铜杯，嵌高足玉杯的铜承盘。满城汉墓出土有嵌玉鎏金铜枕、嵌高浮雕圆形玉饰的瑟枘、嵌玉的铜铺首。嵌玉银器有银鹰座玉琮。另外，汉代的一些漆木器上也镶嵌有玉饰。满城汉墓出土的漆木器上所嵌玉饰小巧精致，图案有龙形、凤鸟形、云头形和桃形。二号墓的漆棺上嵌有玉璧和圭形玉饰，棺内壁上嵌有192块玉版。定县40号墓中还出土有嵌玉片木枕。

　　值得注意的是，嵌玉器物多见于西汉前期和中期，这主要是受战国时期兴起的镶嵌工艺的影响。至西汉后期，嵌玉器物较为少见，在造型和纹饰上也不及前、中期精美。东汉时期的嵌玉作品除剑饰外尚未发现。这可能是由于制玉技术提高，无论在器物造型上，还是在纹饰上，不必与金属器物相结合，就可以达到绚丽多彩，辉煌夺目的效果(如玉座屏、Ⅳ型心形玉佩、Ⅱ型枕等)，因此，从西汉后期开始这种工艺可能逐渐衰退了。

五、结  语

　　本文对汉代玉器所作的分类、分期以及一些问题的研究工作，还只是一种初步的探索，相信随着考资料的日益增多，这项工作也会不断地丰富和深化。

　　汉代玉器在中国玉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关于汉代玉器的渊源，我们可以在战国器中探寻。如果把汉代玉器同战国玉器作一比较，就不难发现两者的风格是很相近的。战国时期的—些主要玉器种类，如璧、璜、韘、玉龙、玉人、带钩等，在西汉前期仍然流行，而且在造型上也很相似。某些战国玉器在西汉初年可能还在延用。一些战国玉器对于后来典型的汉代玉器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如战国墓葬中出土过不少带孔玉石片缝制的“缀玉面幕”和“缀玉衣服”，在西汉前期汉墓中也出土过玉面饰，有的学者认为这可能就是“玉衣”的雏形。

　　从纹饰来看，西汉前期常见的勾连纹在战国玉器中是很普遍的；战国玉器的一些主要纹饰，如涡纹、蒲纹等几何纹以及各种兽纹，也是汉代玉器的主要纹饰。再从琢玉技术来看，战国时期铁器开始出现，促进了制玉技术的进步，使得玉器装饰图案线条婉转流畅，一些难度较大的雕刻技法，如浅浮雕，透雕、高浮雕及圆雕等开始被采用。与此同时，错金嵌玉技术也开始兴起。这些都对汉代琢玉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可见，汉代玉器是从战国玉器发展而来的。它在造型、纹饰及琢治技术等方面直接继承了战国玉器的风格。

　　大约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玉器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较大的变化。战国风格的玉器逐渐减少，而具有代表性的玉器不断出现，如I型b式、Ⅱ型及Ⅳ型心型玉佩、I型b式、Ⅱ型玉人、Ⅱ型玉猪、Ⅱ型玉蝉、Ⅱ型玉衣等，战国时期盛行的“组玉”在这时也大为简化。战国玉器同汉代玉器的差别突出地表现在玉器的使用等级上。1954—1955年在洛阳中州路发掘战国墓葬92座，其中52座墓出土了大量玉石器，可见战国时期使用玉器是普遍的。而1952—1953年在洛阳烧沟发掘的225座西汉武帝至东汉晚期的墓葬中，仅有2座墓出土了3件玉器。这说明玉器的使用已被皇室、王侯及高级官僚贵族所垄断。

　　汉代之后的魏晋南北朝，玉器的发展急转直下，处于萧条停滞状态。这一期墓葬中只零星地出上了一些玉蝉、玉猪等葬玉，而且制作粗劣，汉代的玉器传统到此似乎中断了。隋唐时期玉器工艺再现繁荣景象，但其风格同汉代相比已是截然不同了，它标志着新的发展阶段的开端。因此，可以说战国－－汉代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上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发达时期，而汉代玉器代表了这一时期玉器工艺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