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士陵到底活了多少岁？历来众说纷纭，难下定论。归纳各家之说，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黄文宽先生提出的“殁于1904年，享年56岁”之说（见《安徽文博》1980年试刊号《黄仕陵手写本“穆甫杂录”》）；二是陈茗屋先生提出的“殁于戊申正月初四，享年60岁”之说（见《书法研究》1985年第三期“黄士陵事迹初探”）；三是韩天衡先生提出的“可能殁于戊申年底，享年61岁”之说（见《青少年书法》1992年“足以推翻黄士陵“卒日”的两方印”）。

　　对于第一种意见，随着对黄士陵研究的深入和大量实物资料的发现，此说早已被后人抽摒弃与否定，笔者手头就藏有黄氏56岁后所作书画作品多帧，可见其未殁于1904年已是不争的事实。难以理解的是安徽博物馆在长年陈列的两方黄士陵印章说明中一直采用此说，对此笔者曾数次找馆内工作人员请求纠正，以免误人视听，贻笑大方。也许是人微言轻，至今馆内仍无动于衷。第二种意见是陈茗屋先生于1984年去黟县考察后提出的，来源估计有两个，一是黄氏后裔所告；二是见到黄氏所刻“古槐邻屋”印拓边款上有“戊申正月士陵自记”八字。由于此说来源于其后裔，又有实物为证，故为后来研究者所采纳，连《辞海》等工具书也不例外。应该说，这已成定论矣，似乎不应有疑问。但事物总是按其自身规律而发展，有时结果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1991年韩天衡先生来徽州，于歙县购得两方黄士陵为歙县书法家方文隽所刻印章，一为“方文隽印”，落款“……寄啸琴道兄审定,戊申五月士陵记”；二为“新安方文隽字彦伯印”，落款“……啸琴仁兄寄属黄士陵作,时戊申长至”。这不禁令其对第二种说法产生了怀疑，故至黟县询于黄氏后裔，在得知黄氏“殁于戊申正月初四”并非有文字记载，而是由回忆推测而来，因为“当时天气寒冷，好像春节还未过完。”鉴于此，韩天衡先生回上海后便写了《足以推翻黄士陵“卒日”的两方印》一文对第二种似乎已成“定论”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使“黄士陵到底活了多少岁”这个问题，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研究。

　　笔者多年来一直将黄士陵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之一，不仅悉心搜集其作品，而且留意各种有关资料与研究成果，经查阅对照有关资料、实物并综合分析后认为：其一，考证当以事实为依据，在黄氏家谱已佚的情况下，其它有关实物有着不可替代的权威性，它远比“推测”来得准确，应当给予充分重视。其二，黄氏肯定卒于“戊申年”，即光绪三十四年。因为黄士陵哲嗣黄廷荣（少牧）在《黄牧甫先生印谱》跋中曾称其父“殁于戊申年”。其自幼随父左右，当时已至而立之年，又是其父去世时丧事的直接操办者，其说应当可信。其三，黄氏不可能卒于“戊申正月初四”。过去人们往往认为黄氏所刻最后一印是“古槐邻屋”，其实不然。此印边款有“戊申正月士陵自记”字样，而“戊申正月”有三十天，假如他“殁于戊申正月初四”，那么这方印当为其死前三天内所刻，值得注意的是黄士陵并非突然“暴死”，而是由于新筑“旧德邻屋”之地皮产权问题与一本家发生纠纷，至安庆对簿公堂时，由于大气愤导致“哮喘病”复发返黟后而去世的。处于当时这么一个特殊氛围下，黄士陵不仅忧愤成疾，而且心力交瘁，病入膏肓，哪有兴致与精力去刻“古槐邻屋”书斋印呢？更难想象的是他刻后余兴未尽，又加刻了88个字的长款。此印为黄氏晚年代表作之一，无论篆法、章法、刀法均达炉火纯青之境界，理应是深思熟虑后的产物，非有浓厚的兴致所不至，非有超人之腕力绝难如此。更何况《中国印学年表》载：戊申光绪三十四年黄氏还曾“辑自刻印成《黄穆甫印存续补》13册，且不说是病危临死之人，就是身强力壮者也很难于三天内做完这么多事。可见“殁于戊申正月初四”缺乏说服力，事实上此时他应是康健如常，尚未与人发生纠纷官司，身体与精神都处于较佳状态。其四，黄氏晚年曾刻过一方阴文“老穆六十后作”自用印，由于此印为过去印谱所未载，最初仅见于黄氏外孙众之先生九十年代所辑《黄牧甫印集》，故未引起人们注意。“六十后”当非“六十”严格讲应从六十一岁开始，此当为黄氏卒于六十一又一旁证。其五，1996年1月荣宝斋出版社出版的《黄牧甫印影》与1997年6月台湾出版曾绍杰所编《增选黄牧父印存下集》均收有一方黄士陵所刻“伯吾所宝”阳文印，署款为：“仿汉镜文刻为伯吾世讲，士陵时年六一”，将自己刻此印时的年龄交代得十分清楚。应该说，在没在发现更有力的事实来否定它之前，我们无可置疑当尊重黄士陵自署的“岁数”，不然，舍本逐末，岂非怪事！据考，印文中之“伯吾”姓汪，名馨，黟县陈闾山人，生于1871年，乙丑清光绪十五年顺天乡试举人，学部员外郎，曾任国民政府平政院一等书记官。因伯吾之母为少牧之姑母，而伯吾之父与牧甫“声应气求，因戚谊而更友挚”，加上其曾携伯吾于北京与牧甫同肄业南学，关系更进一层。有此缘由，故黄士陵于晚年为刻此印作为封刀之作，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