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陶瓷生产的格局，历史上一直处于多元化体系中，全国各地都有着相对独立的陶瓷品种。明清时，景德镇以其得天独厚的技术优势和皇权庇护，成为中国陶瓷生产的主要基地,但福建、广东、山西、江苏、湖南、陕西等地仍生产着有地方特的但品种较为单一的陶瓷器。1900年后，社会的相对稳定使中国陶瓷业掀开了新的一页，大量新技术、新材料的引进促进了新的品种的出现，其中对近现代陶瓷发生重要影响的是湖南醴陵釉下五彩的成功创烧。

　　醴陵釉下五彩的创烧

　　醴陵位于湖南省东部，隔罗霄山脉与江西为邻。醴陵境内蕴藏优质瓷土，清初时广东兴宁人廖仲威在醴陵沩山发现了瓷你泥。雍正七年（1729年）廖仲威向沩山寺僧智慧租凭山场，采掘瓷泥，建窑烧瓷。此后，以沩山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瓷业生产区域。醴陵因地处湘东，位于萍乡、株洲之间，水运可经湘江直达闯将各口岸，因此瓷器产品很快远销南北各剩。

　　1852年（清咸丰二年）太平军攻打湖南，兵行所至，瓷器滞销。天平天国失败后，醴陵瓷业又转兴旺，供不应求，以至于必须付款预定方能购得，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但因工艺落后，当时醴陵的瓷器产品都为日用粗瓷，难以和景德镇产品抗衡。后来依仗熊希龄先生的不懈努力，这种局面才得以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熊希龄，湖南凤凰人，字秉三，光绪进士。曾任湖南时务学堂提调，维护新学，支持变法，民国初曾任国务总理兼财政部长。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时，，熊希龄赴日本考察，看到日本工业发达，瓷器也非常精美，深为中国人发明了瓷器现在却落后于日本而震动，，遂生产改变粗陋、提高醴陵瓷器质量的想法。回国后，他会同同是醴陵 人的大学士问俊铎赴沩山考察，收集瓷泥样品送日本化验，结果证明可以烧出优质瓷器；于是拟就万言书呈湖广总督端方，力陈在醴陵创办瓷业学堂和瓷业公司，改良和发展醴陵瓷业。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批准熊希龄呈问，拨库银一万八千两，创办湖南瓷业学堂，内设陶画、轱辘、模型三科，分永久、速成二班，招收学生三百余人，除本省师资外，特聘日本技师五人任教；接着又招集商股五万元，创建湖南瓷业公司，熊希龄任第一任总理；经过多次试验，生产出单色釉下花瓷，稍后又烧出了釉下五彩瓷。

　　釉下彩工艺唐呆已经出现，但因技术原因，长期以来釉下彩仅青花釉里红等少数几个品种，难以和色泽亮丽、五彩缤纷的釉上彩绘相比肩。釉下五彩的出现无疑是传统釉彩工艺的重大改革。醴陵釉下五彩问世后，立即引起轰动，自1909年至1915年，先后四次参加国内外赛会，在武汉劝业会、南洋劝业会、意大利都朗博览会和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均获金奖，海内外媒介予以极高评价。清宣统二年（1910年），南洋《劝业日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前年春，游湘中，见该剩出之釉下花瓷者，不仅青、红良种，且千门万类，各尽其长，不禁惊奇叫绝......其色泽鲜明、绘画之精致，更较前进步，且有新发明。紫色、黑色良种及釉下刷花，尤觉枝枝叶叶，秀色可餐，把玩之余，令人爱不释手。”这对于晚清相对保守的中国瓷业形成了有力的冲击。

　　醴陵釉下五彩的特色

　　清末民初引起轰动的醴陵釉下五彩，在工艺上和艺术上确有不同寻常之处，对而是世纪初相对保守的中国陶瓷艺术是一个促进。鲜丽的釉彩、新颖的画法使清末民初的醴陵釉下五彩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1。丰富鲜丽的釉彩

　　 醴陵釉下五彩的工艺吸收了景德镇乃至日本瓷的某些方法，又结合自身特点对原料进行合理配方，因而釉彩别具一格。清末醴陵釉下五彩色泽极为丰富，有红、蓝、绿、黑、紫、黄等色，每一种釉彩又分数种色泽，如红色系列包括玛瑙红、桃红、芙蓉红、锰红；黄色系列包括钛黄、橘黄、柠檬黄、镨黄、钒锆黄；绿色系列包括草绿、浅绿、水绿、青松绿、苔绿；蓝色系列包括海碧、海蓝、钒锆蓝等，连黑色也有艳黑和鲜黑之分。

　　数十种釉彩色泽都艳而不俗、淡而有神，可根据不同题材选择使用，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充分战士的优越条件。

　　 2。风格新颖的画法。

　　醴陵釉下五彩诞生之际，江西的各种釉上彩绘技法已非常成熟，而是世纪初风行一时的浅绛彩也对醴陵的画师们产生了影响。同时，日本瓷的装饰方法、西洋画的某些激发都被“洋为中用”地融入了醴陵釉下五彩瓷的画法之中，形成了亦古亦今、亦中亦西的特殊风格。

　　从传世的醴陵釉 下五彩作品看，有两种主要画法。

　　双勾分水：又称双勾填彩，源于中国窗同饰瓷方法，是基本画法。因为要双勾，纹饰造型就要简练；因为要填色，纹饰结构就要严禁。清末民初的作品中，以简洁明快为特点的风格已形成，这种画法主要用于写实的花卉禽鸟纹，造型多做平面处理，画面显得舒展而纯净，具有一种逻辑美的次秩序感。

　　西洋画法：采用了西洋油画或其他彩画中的一些表现手段，注重造型，光感强烈，各种色块浓艳夸张，和油画相似。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宣统纪念款的釉下五彩山水纹大瓶，采用的就是这种画法。

　　另外，清末民初的作品中还有雕刻填彩、刷花等新的手法。总之，方法多样和不拘成法是醴陵釉下五彩艺术上成功的根本原因。

　　醴陵釉下五彩的收藏

　　醴陵釉下五彩器创烧成功后，传闻熊希龄曾送呈雌禧并受褒奖，北京故宫博物院也确藏有宣统年号款的釉下五彩大瓶，此说应有一定的真实性。

　　作为官办的湖南瓷业公司，性质介于官窑和民窑之间，其产品自然非寻常民窑可比，因而当时社会上就十分珍视。除了工艺上的创新外，醴陵釉下五彩自身的艺术价值是引起中外藏家们珍视的又一原因。 

　　在湖南瓷业学堂和湖南瓷业公司创办之初，熊希龄就聘请了一些书画名流担任绘画教师并参与制作，从而使醴陵釉下五彩作品有一个非常高的艺术起点。在众多名家中，最突出的是彭筱琴和张晓耕。彭筱琴是湖南浏阳人，擅书画，在醴陵创作时间很长，影响很大，以后的名师都出自彭的门下。张晓耕是江西萍乡人，又名张逢年，是当时非常著名的金石书画家，对釉彩及刻瓷尤为擅长。在彭和张以后，瓷业学堂培养的游先理、傅道惠、吴寿祺等第二代花师也有很深的绘画造诣。目前所见清末民初的醴陵釉下五彩有三种常用款，分别是“湖南瓷业学堂”、“湖南瓷业公司”和“湖南模范窑业工场”，其中窑业工场款出现较晚。

　　醴陵釉下五彩的发展并不顺利，创立于1906年的湖南瓷业公司，到1918年即毁于兵火。后虽稍恢复生产，但已一蹶不振，惨淡经营。1930年前后，湖南瓷业公司和湖南模范窑业工场及其他一商办窑厂相继倒闭，釉下五彩也基本停止了生产，距其创烧仅而是余年。

　　清末民初的醴陵釉下五彩作品质量很高，但产量很少，据设在醴陵的湖南陶瓷研究所估计，产品总量不过一千多件。历经八十多年世事沧桑能流传至今者，估计数量已十分稀少，其珍贵程度可以想象。该所经过多年寻访征集，只收藏了十余件，其中还包括残损器，因而从目前来说已属非常珍贵。但另一方面，因醴陵釉下五彩基本上都是花瓶、艺术瓷盘之类的陈设器，损坏率不像碗、盘、盆、碟一类生活日用瓷那样高，估计在民间尚有一定数量。笔者多年来也见到过几件，只是收藏者本人并不了解具体情况，仅当做普通民国瓷看待。检索历年国内拍卖公司图录，尚未发现清末民初醴陵釉下五彩器的拍卖记录，其价值也很难确定，但无论从哪个方面比较，除“珠山八友”等大师级作品外，醴陵釉下五彩作品价格高于同类景德镇艺术瓷是可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