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日报记者 赵晓林 2007年04月13日

　　中国国家博物馆“东扩”改造的消息一出，即引起各媒体的广泛关注。3月17日“国博”扩建开工，23日本报随即采访予以深度报道。可以说，“国博”近期的“一举一动”都为读者所广泛关注。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最近，一批据称“从中国国家博物馆散出的历史资料和文物图片”悄然出现在北京的文物市场上，北京著名“红色收藏家”秦杰先生自今年春节前后发现后即开始大量搜购，现已收藏到3000余件。此事上周经《南方周末》及多家媒体披露后，国家博物馆随即对秦杰所称的“文献流失”问题正式予以回应，称国家博物馆有一整套完备的文物出入库报批手续和程序，最近国家博物馆改造搬迁过程是在缜密、有序的前提下进行的，“我们可以负责任地讲，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所有文物、文献在这次搬迁过程中都得到了妥善安置，无一流失。”

　　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呢？如果这批历史资料和文物图片确系国家博物馆的流失文献，最终又将如何处置呢？记者因收藏爱好恰与秦先生相熟多年，值此事件正处于僵局之时，遂对这位家住北京西城的收藏家、我国一权威收藏组织的负责人之一、此次风波的中心人物进行了专访。

　　“国博”认为，秦杰所作所为存在大量“疑问”，质疑被秦杰视为“宝物”的藏品是如何流到他手中的；秦杰介绍，这批收藏品中有大量文物图片、人事卷宗、文物和文物复制品提取手续凭证等，约包括23个门类；著名文博专家史树青表示，这样的东西散失极为不妥

　　事情发生后，中国国家博物馆在随即发出的声明中还对“流失文献”的渠道提出了质疑：“以‘护宝人’形象出现的秦杰先生，却始终未与他自认的‘宝物’所有者——中国国家博物馆取得过正面接触，也始终不愿意向外界透露这批收藏品的真正来源渠道。”此外，“国博”认为秦杰的所作所为存在着大量“疑问”：“市场的管理人员并没有在市场上发现过‘流失文献’。那么这批被秦杰先生视为‘国宝’的藏品又是如何流到秦杰先生手里的？”

　　对此，秦先生的回答很明确，他对本报记者说：“我对这几点不作答复，因为我从未说过文物丢失，而是有关文物的文献、资料。而文献怎么理解，我认为具有资料性、史料性，有一定研究价值、使用价值的就算。我的这批收藏品，有大量的文物图片、人事卷宗、文物和文物复制品提取手续凭证等等。从我已经购到或经手但未购的部分历史资料和文物图片分析，总共包括23个门类。就算是定性不慎处理或处理不当，我国著名的文博专家史树青先生也表示，这样的东西散失极为不妥或很不妥。再者，这些东西的流失是在国博搬迁前、搬迁中还是搬迁后，与这个散失“妥不妥”已没有必然的联系。问题归结到一个核心，就是不管这些东西重要不重要、珍贵不珍贵，虽然有专家称还够不上文献，但都表示处理得不妥，一个是文物流程的规则、保护细节以及文物详细资料不应外流，而涉及到人事的、个人隐私内容的文字资料外流就更不妥。”

　　“国博”声明：如果秦杰是为保护“国家珍贵文献”，那么他应先向最初的所有者反映，或向国家文物部门、公安机关反映，但“护宝人”却把情况反映给各新闻媒体……秦杰则回应：早在通知媒体前我就通知了相关部门，从3月26日到4月7日，他17次向文化部政策法规司等5个部门书面举报

　　对于东西的来源，秦先生说：“我个人认为，国博这些东西的流失是一次商业行为，因为东西是在北京的文物旧货市场上出现的，我通过旧货市场的经营者买到一些，又通过他们把已经卖到香港的一大批东西花高价买了回来。现在网上已经有超过50件此类的东西在卖了。我觉得这很不好，容易造成这些东西的流散。因为其中很多东西都涉及重大历史事件，有些是还没有解密的，这样容易造成泄密。我在买这类东西时，一般都不以现金交易，而是留下定金，通过银行汇款再以邮政快递将货寄到，这样我就能留下寄件人的地址，他跑不了，我也有个证据。所以说，来源我可以说清楚，这没有问题。”

　　记者问：“国博在声明中还说，如果秦杰的这番举动完全是出于保护‘国家珍贵文献’，那么，‘我们认为他首先应该向他认为的‘宝物’所有者反映情况，或是向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公安机关如实反映情况以寻求政府的保护’。但是以‘护宝人’形象出现的秦杰却始终把反映渠道锁定为国内各大新闻媒体，‘个中含义不言自明’。这段话明确地说您没有和国博联系，而是在自我炒作，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秦先生听了一笑，说：“国博是在推脱责任，他们从没有主动找过我，他指责我先找媒体，但是我作为一个公民，完全有权利找媒体反映问题，媒体也有责任监督政府机关及各类相关单位，我就在北京，如果你派人来我这里看看不就完了吗？再就是国博的声明里点了我的名字，这是对我的不尊重。而且我在通知媒体前早就通知了相关单位和部门了。最早是潘家园旧货市场管理处，书面通知的，告诉他们，有国博的重要资料出现在市场上，请他们加强监管，因为这些资料中有很多涉及到了各级领导人，而潘家园市场方面也证实确实加强了监管。更重要的是，我从3月26日到4月7日，一共17次向5个文物主管部门进行了书面举报，他们是文化部政策法规司、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这是国博的业务上级，还有国家档案局政策法规司。国博指责我没有先向他们反映，其实我早就向它的主管部门反映了。4月7日，我将呈报给文化部副部长兼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的书面报告投进了邮局信筒，北京电视台首都经济报道组现场进行了录像，一个是作为新闻，一个是我自己要留下资料。这些算是对国博指责的一个回应吧。”

　　秦杰说：有人买到手的东西比我的质量还高，大多是“国博”前身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书稿、领导和工作人员对外往来信函，以及报上级的书面文件和批复等，文献价值更高，据这位人士说还有更惊人的东西，但不能透露。我这才知道，我买的这些东西是那人挑剩下的

　　记者接着问秦先生今后的目标是什么，秦先生看来早有打算，他说：“我将在文物法的监管范围内，尽量将已经散落到市场上的这类东西抢救整理，有些已经买不到了，但我想知道更多的买卖及东西本身的具体内容、细节，并坚决地制止其流失到海外。我向新闻媒体反映的主要目的就是这个，而不是想责罚哪个部门或哪个人。现在我和国博方面还没有正式见过面，如果他们想见面，必须有它的两个主管部门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博物馆司和文化部政策法规司、文化市场司的领导在场，还有新闻界的朋友，这样国博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可以看到我收藏的3000件以上的此类东西，想单独见面我将断然拒绝，这是我的态度。还有，他们说为什么不让他们的专家鉴定一下这些东西，我觉得用不着，我收藏此类东西20多年，我就是专家，凭我的专业知识就够了，我完全可以断定这些东西的出处、来历，1400件以上的东西都带有国博的印记，就很说明问题了。4月6日，我在北京潘家园市场举办了国家博物馆资料和图片散落民间实物展，这个展只暂对新闻界开放，地点在潘家园市场办公楼二层会议室。当时来了中央电台等新闻单位20余家，我也向国家文物局法规司、博物馆司和国家档案局法规司发出了邀请。展出的资料和文物图片实物，包括国家博物馆散落的文书、人事卷宗、文物领取借出凭证、文博专家们的老照片、文物帐目、文物记录、文物图片及底片、专用文物资料袋等3000余件，涉及文物23大类。同时展出的还有已流失到香港，被其重金追回的‘全国馆藏历代名画、全国馆藏古代近现代名家书法照片(含底片)及文博专家文字说明稿’534套。此批‘资料和文物图片实物’大都为国家一、二级文物资料。展览很成功，效果非常好，当天下午《法制晚报》就见报了，第2天其他20多家媒体也都发了消息，有的还放在了1版。说明媒体还是很重视这件事的。”

　　最后，秦先生还向记者透露了一个有些惊人的消息，他说：“据我所知，这批东西最初流出来的是13个编织袋、5000件以上，而卖给我东西的最大卖家告诉我，还有一个人购买的数量和我差不多，也有大约2000多件，但是我听他介绍后，才知道他买得东西质量比我还高。他的那批东西大多数是国家博物馆前身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书稿、领导和工作人员对外的来往信函，及其领导报给上级的书面文件和文件的批复等，都是文字性的资料，文献价值更高，据说里面还有惊人的东西，但他说不能对外透露。我这才知道，我买的这些东西只是那人挑剩的，所以说这批东西重要不重要、珍贵不珍贵就用不着我来说了，懂的人自然知道。这批东西我不仅是收藏，我要用它建立一个图片库，名字可能是中国古代文物图片库，而其最后的归属问题现在谈还太早，但终将有个结果的。”

　　采访附记

　　采访了秦杰先生，记者连线国家博物馆，但电话长时间占线，待终于接通馆长办公室，一工作人员说：“请到我们的官方网站上查看我们的声明，我们所要说的都在里面了。”电话随之被挂断。

　　记者还采访了几位北京的文博专家和收藏界人士，他们大都表示，不管何种原因，此类有价值的资料流到市场上“都不是很恰当的”，国家博物馆应负有管理责任。其它则不愿多说。受访者还叮嘱记者，不要在报道中出现他们的名字。

　　部分“流失文献和图片”清单

　　1，1971年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值班纪录30多页，有一页是著名画家陈大章所写。

　　2，董德义(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钱币学会理事)1970年值班纪录稿50多页。

　　3，全国馆藏名画照片300张。

　　4，1970年由董德义纪录的一个历史博物馆整封会议纪录约50～60页。

　　5，1970年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五·七”干校人员登记表(包括著名文物专家史树青等大部分历史博物馆领导人，计100余张)。

　　6，文物精华彩色幻灯片两套24张。

　　7，1978年史树青签写封面的一份印刷品《应县木塔文物报告》。

　　8，画家陈大章1981年住房调查表和申请表各一张。

　　9，革命历史博物馆付馆长汪士汉信两页。

　　10，历史博物馆旧藏清代《刘文庄公遗书_静轩笔记》卷四到卷十九，线装三册。

　　11，革命博物馆的一份干部档案及该人杀害妻女(1974年)及其画油画林彪像、收集林彪照片的背景调查。

　　12，傅振伦住房申请报告两页。

　　13，历史博物馆俞伟超签批文件一份，副馆长汪士汉信一页。

　　14，革命博物馆藏文物照片及说明160张。

　　15，革命历史博物馆馆藏青铜器铭文照片带说明30张。

　　16，革命历史博物馆文物复制品表格100多页，涉及文物一两千件。

　　17，革命历史博物馆提取文物凭证四五百张。

　　18，文物照片647袋，1500多张，大都带底片及编号、文字说明。

　　19，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文物底片近200张，漆器有90张、陶瓷家具等有100多张，有一半带有文字说明。

　　20，革命历史博物馆馆藏革命文物表50多页1000多条。

　　21，革命博物馆《外复文物帐册》(三库存)。

　　22，革命博物馆1984年复制文物入库通知单，6本有200多张；1973年到1975年革命博物馆文物复制凭证表，100多张，涉及文物500多件。

　　部分有关台湾的历史文物照片清单：

　　1，《郑和下西洋七次路线示意图》(国家博物馆藏)。

　　2，《南宋海外贸易交通示意图》(国家博物馆藏，编号：63326)。

　　(以下略)

　　(注：清单中“革命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国家博物馆藏”“福建省文物管理局藏”字样，均为原物或专用小袋上的原标注)

　　秦杰搜购“流失文献”日记(摘抄)

　　2007年2月3日 星期六

　　地点：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从南侧地摊书商手上120元买3种57张古代文物黑白老照片，有残破。后经该书商介绍，到二楼坐商处又购到144元的72张黑白和少量彩色文物老照片，质量颇高。通过这位坐商知道已销往外地(福建)一批彩色的，当即表示愿意委托他高价购回。

　　2月7日 星期三

　　福建购那批潘家园旧货市场售出的彩色文物老照片的书商来电话，说明数量、质量后，谈定价格和邮寄费。邮政汇出1060元，购400多张彩色文物照片。实际(2月13日)收到一组八寸彩色唐代泥塑文物照片20张、65张彩色陶瓷器、53张青铜器、42张古玉器、古代兵器22张、古代服饰24张古代人物9张……成体系的共有13大类437张，有残破……但有6个专用纸袋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展览部专用，黑白和彩色底片装在里面。

　　2月10日 星期六

　　潘家园。又有文物老照片，底片都装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展览部专用小纸袋内，共75张，袋上有明确的文字说明。因怕是书商从国家博物馆偷来的，现金交易后对方如不认账，我便有口难言。交定金50元，请书商给我留下姓名和银行账户，照片款从账上走，货用邮政挂号寄到我家去。这样对方的真实姓名和账号一目了然，我也有汇款凭证来证实我的交易情况。我从2001年就用过此招，原因就是确有人卖出从图书馆偷骗来的古籍。虽每笔得多花20元，可是心里踏实。“树大招风风撼树，人为名高名伤人”。大款李春平买了偷来的文物，又没有对方的真实姓名和地址，结果钱货两空，教训。

　　2月13日 星期二

　　福建那批潘家园旧货市场售出的彩色文物老照片到货，将其中的一组八寸彩色唐代泥塑文物照片20张、15张彩色陶瓷器、13张青铜器、4张古玉器、26张古代石刻艺术等原价售让给在校的北大硕士毕业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市之声”的主持人董彬先生。晚上我们见面交接的谈话中他反复强调：在北大图书馆及资料室、导师出示的文献图片中都没有如此珍贵和清晰的古代艺术造型图片。这给我提了个醒：只有最高等级的博物馆才能拥有此批文献。

　　2月21日 星期三

　　电话中敲定的3批135+128+270=533元的文物老照片和文献，提前根本没有机会看货，“隔着山，买老牛”，黑白不知。初四10：30，到了一批货，古代首饰、青铜器20件文物老照片，精美绝伦。

　　3月8日 星期四

　　中午12：00，到报国寺市场。“海外藏珍”彩色照片70张有文字说明、彩色漆器40张文物老照片赫然在目。交定金400元，余款从邮政汇兑，重金拿下110张文物老照片，心花怒放。

　　3月10日 星期六

　　潘家园，直接探讨从香港以三倍的购价赎回书法绘画的530张文物黑白照片。最后谈妥6200元，外付620元信息费。3月15日汇款，条件是从内地寄出的原包装一定保存原样。向孩子借压岁钱3000元。

　　3月17日 星期六

　　潘家园，我成交500个专用纸袋1500张黑白文物片。但不能一手钱一手货，而是需要对方的账号，姓名，让他给我挂号寄到家，这样对方的真实姓名和地址等一目了然，只是多加30元钱挂号邮寄费。

　　3月22日 星期四

　　香港的550张黑白片，潘家园的文献500个专用袋、1500底片和照片全部寄到我家。开箱时中国新闻社记者何先生在场。至此，共收藏到3475件国家博物馆散落民间市场的文献和文物照片。汇出款项25笔(最高单笔金额6200元)——共支出一辆桑塔钠。

　　3月24日 星期六

　　潘家园。中国收藏家协会领导，潘家园市场总经理、书记，潘家园社区工委领导及笔者共同商定举办“国家博物馆资料和图片散落民间实物展”，呼吁新闻界和社会各界紧急抢救。

　　3月29日 星期四

　　报国寺市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市之声”主持人董彬先生和报业记者在西侧市场摊上发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1984年文物入库通知单，6本，有两三百页；1973年到1975年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文物复制凭证表100多张，涉及文物五、六百件”，490元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