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是“快餐”阅品，时效性很强，尤其在信息传播还不太发达的旧时代，一张报，一份期刊，就是社会某一天或某一阶段的缩影，时过境迁以后再回读当年的老报刊，则犹如手持一柄放大镜，直接观赏着历史的每一幕，别有一番感受。中国有新闻报刊出现不过一百多年历史，但就在这百年时光里，中国政体发生了沧桑巨变，不仅维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被推翻，而且又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艰难蛹变，终于建立了新中国。期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社会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在当时的报刊上都有大量记录，堪供回顾。闲暇时，笔者经常以赏阅早期报刊为乐趣，既丰富生活，获取知识，又能深刻地感受历史。

       赏析早期报刊，可分几个方面进行。从格式看，报纸有报头、头版新闻、文艺副刊、广告；期刊有封面、封底、插页、杂文、广告等区别。从内容讲，又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体育、艺术等多个门类。因为老报刊历史跨度长，涉及面十分广泛，因而我们欣赏老报刊，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兴趣选取。兹谨探讨一下政论内容的欣赏：

       报刊政论（包括社论、社说、论说）是报导新闻的主体，最能反映社会动态。因此，欲从报刊这个窗口观看历史，应该从报刊的政论欣赏入手。读阅不同历史时期的老报刊，感觉是很不同的，即使读阅同一时期的报刊，不同的报种，由于创办者立场、观点、水平的不同也有很大差异。

       戊戌变法在中国近代史影响至为深远，我们品读政论性文章就从此入手。为一新读者耳目，避开一些日常人们耳熟能详的“大人物”的论说，而对相对冷僻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短论加以介绍。戊戌变法失败，维新派面临灭顶之灾。但在变法失败前一天，光绪帝还曾就中国改革方向问题与日本重臣伊藤博文进行探讨，次日便成了顽固派的阶下囚。因属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所形成的珍贵文献，故将这次重要会谈照录如后：伊侯觐见时问答

       九月二十号，前日本首相侯爵伊藤，在北京觐见时，皇上优礼攸加，仪节一如待亲王者然，赐座之侧，位在庆王之次，署理驻京日公使暨伊相随员亦均赐座，其位稍下，惟相距不远，故皇上与伊侯问答各语，听之亦殊了了，兹将其语录下。伊侯云：“外臣此次来华系私自游历，非因公事，兹蒙陛下召见，深荷隆恩，不胜荣幸，陛下近日变法自强，力图振作，将来中国富强之业可立，尔等外臣不胜钦佩，此实东方盛事，外臣归国，述与敝国皇帝知之，当必异常欢悦，愿陛下永保盛业，长享景福。”上答云：“久闻贵侯大名，今得晤语，实为万幸。”伊侯云：“敬谢陛下褒辞。”上询曰：“贵侯于何日起程？”答曰：“于一月前就道，曾在朝鲜勾留旬余。”曰：“一路平安否？”答曰：“蒙陛下福庇毙，一路平安。”曰：“贵侯起程时，贵国大皇帝，想必玉体康健。”答云：“陛辞时，敝国皇帝甚为康健。”上曰：“贵国自维新后，庶绩咸熙，皆出自贵侯手定，各国无不景仰，无不赞美，朕亦时佩于心。”伊侯答曰：“承陛下虚誉，外臣何以克当，敝国政务，皆由朝廷擘画，外臣惟靖供职守，为所当为，如实而已，今蒙过誉，益用歉怀。”是时，上与侍立之某大臣，耳语移时，又问曰：“贵国与敝国同洲，相距较近，我中国近日正当维新之时，贵侯曾手创大业，必知其中利弊，请为朕详晰言之，并祈与总署王大臣会晤时，将何者当兴，何者当革，笔之于书，以备观览。”伊侯答曰：“敬尊宠命，他日猥承总署王大臣下问，臣当竭其所知以告。”（知新报）

      《正宗爱国报》虽是老北京一家白话民刊，但对国家事物非常关心，经常有相关文章登载，如1906年农历三月初一日“各省新闻”就一则，标题是“浦口罢市”：津浦铁路工程，尚未及半，官场即视该处为生财之地，江宁大吏于此设立关卡，征收税厘，商民迭次阻止。两江总督张制军，因江浦商民阻抗颇力，遂移请江防统领派兵弹压，张勋即饬员带兵前往。二月初十以后，该地米价陡涨，铁路小工与外来饥民不下万余，至十二三日，饥民日见其众，各商民见此情形，由商会禀陈利害，请缓至秋收，察度情形办理，或将关卡移设东站左近，俟全路告成，再行开收厘税。张人骏以此举于商民并无扰累，无可中止之由。故于日前业已罢市，不知如何了结。

       对前日浦口罢市报道，三月初二日还有下文：罢市后，省中大吏闻报，当委派赵大令与英前往查办。宁藩司并瞩其将为首扰阻者带省惩办，以冀必达目的。闻赵令到后，与各商民理论，该处绅商声言官场不恤民艰，达于极点，局卡之设，病殃实甚，如官场不允，无论设一局卡，即设十局卡，亦须捣毁，若打死一委员，即以百姓十人抵命，决不能重受剥削之苦。赵令见此情形，劝令照常开市，回省禀报。官场意在令出必行，现又派商会中人出为调停，尚无头绪。

       见着损坏公共财物和不能忠于职守的警察，该报也敢于用冷嘲热讽的口气进行抨击。如三月初四的“本京新闻”就有这么一则：二月二十七日午后两点多钟，彰宜门大街陈列所门首，有辆四轮洋马车，在那里抹弯儿，往后一退，致将马路旁的路灯撞倒，摔了个粉碎。马车夫就跟没那么回事一样。最难得的是，该处的那位老警，也没哼，也没哈，那份儿沉着，是个带气的都不行，即便捏个泥的摆在那里，还许犯犯他的土性呢。

       对官场腐败行为，该报也勇于报道，如三月初七日有一则“怎么吃的怎么吐”：前门东车站，税务分局，只准收零星税项，其大帮货物，例应押送到务（就是送到崇文门商税衙门），初二那天，京奉火车运来关东烟三十吨，合五万余斤，由栈房串通巡丁书手等，不送衙门，楞就由该局征收税银。正要放行，不料被崇文门烟行经纪人闻知，随即回明奏派委员徐君致善，电令该局押送到务纳税。该局设词搪塞支吾。初三徐君催令送务，该局无法，送务三大车，下余烟包甚多，竟以无车为辞。又经衙门严催，这才全行送务，计共五万余斤，按每百斤税银一两八钱核算，应交银九百余两。该局按三万斤入的帐，计少报了两万斤，短税银三百八十两，当将发货的公义等栈及本烟客饬传到案，判罚栈房银一千四百两，烟客银一千四百两，勒限押追。其该分局委员书差，通同舞弊，奏派委员等公同商议，打算据实回堂，彻底根究，从重惩办，并拟将该局大加整顿，以重国课而便商民。

       有的新闻条目，属有意激发爱国热情，自觉限制吸食大烟，用触目惊心的数字说话。如三月初七的一则“请同胞细心推算”：昨接万国改良会代表丁义华先生来信，内有三问，今特录下，“第一问”：英人确实调查，自西历千八百六十年至九十年，均计印度烟，每句钟（可能指每个工作小时，笔者注）出口一千磅，问此五十年内，共出口若干磅？并问印度所出之烟，多是运入何国？“第二问”：英人确实调查，自千八百三十二年至千九百十年，印度政府收烟税三十万万元，问鸦片公司获利若干？印度种户获利若干，此三项获利共总若干？并问印人此项利源，来自何国？“第三问”：英人确实调查，英女皇维多利亚在位时，印度烟共有五万七千万磅出口，流毒人国，问何国受其流毒最多？

      《时务报》第十七册有一篇译自《文明日本报》的文章，题目就叫《论中国》，评论清廷重臣李鸿章出国考察情节，甚为直率，摘要如下：法国今代博学之士薄柳氏，论中国曰：中国之政治家，而取最有名于当世者，尝游历欧美诸国，洵为今世之一大奇事。去苟且偷安之习，忘惟我独尊之见，而经洋海万里之程，，岂寻常一样之观风云尔哉！盖自有生民来爕理国政之大政治家，观光于外邦者，为不甚少，然未有如斯人游历之可奇者也。意若斯游历，足使宇内形势有变异乎？仰使中国改革其政度文物之弊习乎？其于前程，果有何施设，自当细论也。中国立国于亚洲之东，生民群居，自古以来其思想与行为，未曾稍变，徒拘泥古昔之教义礼法，以为能事，而蔑视外人，不知方外之广，平日经万起万灭之变，苟与其生计无关痛痒。既己国情形，尚懵若不知，又焉能窥视他人耶？若极而论之，则不得谓为一国之民也。假称为一国一民，亦不得谓有国有民之定型也。何则？其内阁无统御全国之力，其生民虽有灾害，莫不相关，虽有敌国外患，其生民则视若不知焉。苟如此，欲觉醒其睡梦，以复其本然，盖为颇难也。况游历之大官，其谈话时，总赖传译，拥不精通欧语之从者，而徜徉泰西诸国。虽身在欧洲，除赴王侯大臣之招宴与临观军队操练外，未见其与在中国有异也。查所携行李，有车舆食品割烹人等。又有亲近拥侍左右，果能看何物乎？……中国大员，既巡历欧美，然以此一行，为开文明之先，则误矣，何则？其所见以为惊异者，犹不出炮枪船舰之间，至各种机器工业，殆似未留意也。中国原不足畏，而其可畏者，盖在其能整备机器以兴各种事业耳。

       维新变法时期的《时务报》，不仅介绍西方科学，而且也宛转地揭露现实政治弊端。阅第十期有一篇译自上海《字林西报》的文章，对我们认识中国近代史很有教益。该文题目就叫《中国实情》：“夫中国一东方之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西伯雷斯报，素以见闻最确自居。昔云中国强甲天下之说，其谁欺？欺天乎？而中国则向不我欺。其政治败坏，匪伊朝夕，特未见鏖兵，故不泄露耳。英爵名臣华尔司雷者，向以中国兵多将勇，深恐西国灭于黄种。兹已洞烛实情，可高枕无忧矣。……迁延岁月，中国廷臣素擅其长，每干一事，互相推委，首鼠狼顾，卒至无成，中国振兴决无日矣。自和议告成，迄今已一载有半，中国苟能自振，夫孰得而阻止之。虽日成大业者，两年之内，为时未久，难收成效，而振作之始，期之两年，为时不少，要之中国若知事不可缓，亟示天下以舍旧从新之举，两年之内，必有可观者也。而今之可观者何在？安有维新之机哉。铁路开筑，而里数甚短，学会创设，而不久中止，陆军固整顿矣，水师固议兴矣，然自开办至今，绝无长进，徒有整顿之名，而无变法之实，亦复何益。中国应办事件需时太久，虽至能者，亦难保其必得。所需工程太巨，虽竭其心力，亦难保其必竣。如筑铁路也，兴陆军也，备水师也，改圜法也，求实学也，设邮政也，除官场之积习，行牢狱之新法，以求列之文化之邦，百未具一。度福祚已满，势必瓜分割裂，疆大诸国，取而代之也。”为什么一直没有被列强瓜分呢？不是因为我们的清政府励精图治改变了局面，也不是西方国家心慈手软，而是因为外国在华势力之间的矛盾，才使我们的民族得以幸存下来。

        阅《时务报》第十二册（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刊载一篇译自《东邦协会录》中的日本东京古城贞吉所译的文章，题目叫《中国边事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行性、进攻路线都作了精辟的分析：“北京为中国帝京，其地非在国之中央，实偏在北方，距长城南仅一纬度，西北山岭连亘封锁，东面渤海，有白河运河新黄河等，贯通平原，东流朝宗焉。又有运河，其口通白河，舟楫便利，天津各河水三叉之处，迤西诸川，或集注，或分派，多沼泽。昔黄河之水，纵横汇注于九河，方今又秋季，淫雨不已，河水泛滥，溢入沼泽，不堪其量（凄凉）。自天津至保定府，一带低地，入在大湖之中，此处平原土质肥沃。天津以南至运河东，洪水卷土沙，不生植物。西方山麓之地，疲瘠不毛，亦多沙砾。观平原一带，不得谓之富饶也。然其土产，养省内民人，绰有余裕。环帝京有八旗军将士及家眷住焉。其俸禄一半以给禾谷，故自古来南部诸省，每岁贡米，纳诸北京及通州官廪，而后颁发，永沿为例。夫使兵粮给足，而能行严法，则大军囤北京平原者，若逢战争日久，亦决不见其告乏也。然有司之专横放肆，私窃官谷，亦不顾焉。累弊积年，往往暴露恶迹，以致军事颓败，滔滔皆是。除禾谷外，有燃料及肉类，乃地方所产。西南之山地与北京平原，有煤坑散在沙土或花冈石岩下，甚易采掘。如天津东北永平（即唐山）地方并北京西方诸山，处处皆然。北部蒙古及满洲多产软惹肉类，中人本嗜猪肉，，膳羞必供，其余所用肉品极鲜。牧畜之业，除养猪外，不见其兴旺也。北京平原大概如斯。今欲蹂躏此平原，宜审进军道途。北京平原之地，群山周绕，西北诸山，能阻碍敌军前进，其天险足防大军行步。山岳蜒蜿，溪谷洞开，有一二天门。非自此路，不能行军也。考长城沿壁之通路，如北京西北有一捷路，曰南口，往时路幅狭隘，一鸟径羊肠耳。今则加工兴筑，以为广途。自南口而北，有溪谷曰怀来，分歧东西，一至塘子口，一至宣化府及贡关（疑即张家口之关——原注）。南口东北有一狭路，可出长城外，道险难容车马，止可徒步耳。又一狭路，通承德，险恶不让前者。……京城凡国家军政要镇之处，皆有营舍，如山海关、承德、多伦挪诺尔贡关、密云、通州、保定府是也。其筑设要要塞之地如大连湾、金州旅顺口、威海卫、芝罘、营口、山海关、北塘、大沽是也。除屯京城兵勇外，尚有芦台、北塘、大沽、新庄、杨柳青、天津诸营，所以防由白河之敌兵也。外敌欲攻北京，，经由是路，则行程较捷（后来八国联军进北京果由此路——笔者注）。……平时驻屯直隶兵勇，二十四万余人，北京八旗营兵，十二万七千余人，然能野战者，唯镶字军一队耳。防海兵勇及驻扎白河下流诸营兵勇，皆李中堂管辖也。若考其实际，足以野战者，不过李中堂管辖兵及八旗营兵之一部。试选拔其兵勇足用者，千人中仅五十人耳。要之一朝战役起于直隶以外，或北部海岸，欲派遣军队以应危机，恐不能也。若派遣之，则帝京防守，尽为空虚。适使燕京濒危耳。推论其极，与中国交战，欲攻略北京平原，则中国捍卫此地，势力过虚，自非假援他省，恶能防御敌人之进击哉。唯恃畿内营兵，控驭敌势，可谓单弱之极矣。”该文后部分还将中国西北地理和历史情况做了分析，不仅清楚地掌握我国防御状况，甚至了解每个兵营有多少兵将（数字非常精确），多少门大炮，真比大清最高军事长官掌握的情况还多，难怪我们每战必败。

      《正宗爱国报》的主体栏目是“演说”，亦即专题评论。通过编辑自己的社论或特约一些有政治头脑，爱国意识又强烈的仁人志士发表专稿，对时局进行评说，引导广大读者认识国家危难形势，激发读者爱国热情。如宣统二年二三月间连载的《论本末颠倒之害》，《帝国主义之可怕》等。作者能够高瞻远瞩，分析形势，而且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讳，痛贬时弊。为使读者了解得更加深入，兹将三月四日的演说——《帝国主义之可怕》，摘录于后：

       要说居于强国之数，何以连年赔款，叫人家给欺侮的地梨儿似的，若说中国尚在富强，我想稍有心肝的人，绝不作此梦呓病狂之语。要按我们中国，本有五千年文明历史，有四万万民族，精神物质上的文明，较各国发达最早，倡学立教的圣贤，开疆辟土的英雄，代有其人。种族不算不强，人民不算甚劣。因为什么一与外国相遇，便情见势绌。其中原因，千绪万端，不可殚述，归结了一个总因，就是政治不良。历朝历代，被那恶政治所摧残的种族日衰，民质日弱。自本朝道光与各国交通，与人家比较，论政治不如人家，论生计不如人家，论智识不如人家。种种不如，焉有不步步吃亏的道理。始而我们纸老虎，尚可虎的住人家，即至甲午庚子，全都露了马脚，堂堂支那大帝国，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于是始而倡瓜分支那。由甲午以后至庚子，此说最为盛行。因为各国势力平均，在中国势力大的唱瓜分，又恐怕在中国势力小的出头干涉，未能得行其志，中国躲过去这个瓜分之祸，总是不幸中的万幸。无奈各国并未歇心，见势力所牵，不得不改变方针，于是又唱和平主义，这国与那国结一约，说是保全支那领土，这国与那国结一约，说维持世界和平，种种欺人之辞，现于纸面，其实谁对我们也没安着好心。……目下各国，有争相乐道的一句话是“东方问题之解决”。所说东方国度甚多，如日本暹罗等，均在东方，然而日本暹罗等国，并没有什么使世界注目的大问题，而且日本对中国有问题，世界对日本没问题（即有之亦是小问题），所谓东方问题，即是中国问题。要问中国有何等问题就是中国存亡问题。问题之解决，就是中国或存或亡的这篇揭晓的文章。如同一个病势垂危的人，尚在将死未死之际。这人生死的问题，究竟不能决断，非得或生或死，才算解决。如今中国，就是处在这个情形。比如中国从此振兴不亡，世界上另成一个局面；中国而今而后，被列强灭亡，世界又另成一付局面，所以叫作问题。按着各国的心理，可是不愿中国振兴，愿中国灭亡。不然何必费这大的心机呢。大凡谋人家产，没有人不愿人死亡的。

        文章不仅将国内外大势分析得非常清晰，指出了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而且还暗示，中国只要政治清明，民族团结，完全可以振兴不亡。次日的“演说”仍是这个主题，而且进一步进行剖析：

        要问各国何以独对中国施展帝国主义，用这么大心机，起这大问题呢（原刊如此——引者注）？请想，中国疆土之广，占东亚三分之一，有二十多德意志那么大，物产丰饶，气候温和，合着欧美也找不出这样大的土地，以前尚有非洲、澳洲等地，已经叫各国给分尽了……所以，现在各国对于中国是试着进行。由打去年冬间，日本与俄国协约，跟着就是合并朝鲜，东方问题，可称一天紧似一天，眼前又发生两件最危险、最困难的交涉，一是英国，以兵力占据我云南片马（地名  通缅甸），一是俄国向伊犁进兵，全要自由行动（自由行动者，随便来来也）。我外务部正与两国交涉，据理力争，无捺人家主义已定，善男信女的，岂能挽回这两件事。要是不能挽回，从此各国要援利益均沾的主义，纷纷下手，这桌顶好的宴席，被大家一抢而空，东方的问题，从此就算解决了。我的同胞兄弟们哪，听着可怕不可怕，再要不打个正经主意，亡国之祸，恐怕就在眼前，人类与禽兽的区别，惟在明利害，知廉耻。亡国一事，为人类里最大的祸害（国亡随之种亡），为历史上第一耻辱。中国人听着，再不动心，这个人他是什么□□。

       从篇幅中可以看出，作者怀负一腔热血，越写越激动，后边两个字，其实想写“玩意儿”，考虑到文雅，没有直给，而以方块代之。
 
       隔下几行注释之后，又用一行黑体大字写到：“国家到了九死一生之际，只有一死相拼而已”。作者的爱国激情，跃然纸上。

       阅宣统三年三月十四日“演说”栏，有署名多泪生的记者发表一篇新闻调查，题目是“说外乡学务之难”，对时人仍有警示意义，兹录一段如后：
 
       有位山东朋友，新近进京，来到我家闲叙。记者问起山东的学务来，感情实在糟心呦，听说近年间州县所设的小学堂，原也不在少处，可是实事求是的极少，虚应故事的最多，要从外表上瞧，一般都是高大的讲堂，漆着新鲜的颜色，房里桌椅什物，全都整整齐齐，什么总理呀，教习呀，庶务员呀，馆役呀，不过按着日子到堂，领他应得的月款。每位都是轻裘缓带，趾高气扬，犹如快活的神仙。苦在一件，时遇上官查学，就得现雇学生充数。感情读书一道，也有空头学生!啊你道多奇呀。外省乡学，每处虽添许多，更比私塾无用，即便一县多添数百，也是徒有虚名。百姓呢，也得按着脑袋拿钱，乡绅呢，也得昧着良心行事。都像这么搪托麻冒，还能教育普及吗？所以然的原因，因为北方民智未开，，以上没人开导，所以因怕成恨，还要多上一层畏难。何为怕呢？我们乡间百姓虽愚，毕竟人人固本，谁要是沾上一毫的洋派，就能鸣鼓而攻，不是说人充当汉奸，就说叛了佛教。他们这般思想虽谬，只是其心可原。现在学堂一来形式不似先前，二则工夫各异，再说讲究一点的，还得有身操衣。堂中教员们，再要出过东洋，必有一种新鲜的服饰，那些老乡民，抬眼一看还不胆战心寒吗。想着一进洋学就得先喝药水儿，咱们是个清国的百姓，能与二毛子为徒吗，这是怕的由来。何为恨呢？公家兴办学堂，不能不向民间筹款，但是民间的主义，单只不肯向外多拿，又有那般年老的生员，断了出头之路，这就编出大谎，蛊惑无识的良民，说公家安设的学堂，原是洋人的主使，为着这些学生肄业，我们全得盍风呕。这是恨的由来。何谓难呢？因为科学门类颇繁，还要精神尚武。大凡一个村的孩子，未必全有天资，真有进学三年，不能知一多知一字的，比到从先所立的私塾，反倒不济的多多了。他们想着，俺们这些年幼的学生，未必真能进步，即便将来有些利益，还得全队出洋哩，并且学习体操，也恐劳伤太过，日后再去当兵入伍，那还不如家里放牛呢，这有多少畏难呀。（不曾想，百年之后的中国，这一类地方欺骗中央的现象仍有发生，而且有些情节，也与历史丑陋的那一幕惊人的相似，如2003年12月3日央视《焦点访谈》所暴光的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弄虚作假，骗取国家450万扫盲奖一案，就是典型的一例。——作者自注）。

       对早期革命活动，偶尔也有报道，如《集成报》第廿五期（1897年11月），就载有“逸仙踪迹”：中国医生孙逸仙，自前年在粤东昌乱后，逃往外洋，曾到日本横滨寄居，嗣闻华官欲设计拘拿，一如前在伦敦中国钦差诱拘之法。孙闻耗警惧，即移居日都东京。闻孙曾与日官会晤数次，日官接待甚优，所言何事，甚为秘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该报又载一条消息：叛逆孙逸仙，自逃入英京，展转至东洋后，屡欲潜回内地，煽惑莠民。曾致书港中西官，意在回港。经港官驳诘后，复暗中函致党羽，嘱其为乱，当助以巨款。闻其党羽多在琼州越南东京一带，积匪甚伙，颇为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