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出生在农家，却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孩提时，便萌生了有朝一日能拥有许多永远属于自己的书籍的梦想。

      我的外祖父家在家乡颇有医名，家中存书甚多，除了医书，也不乏各种文史书籍。我上小学时，老人家早已故去，留下姥姥一人，学校离姥姥家很近，所以一遇阴天下雨我便要去讨扰。做饭时，因柴禾泛潮，姥姥就让我搬来旧书，三五页地撕下当引柴。撕书时见着有图画的或书名有趣的我就放在一边，上学时带走，和同学们传看，渐渐地染上了读书的瘾，而这些书也大都在传看中失落了。到了懂得爱惜书的年龄，外祖父家中的书已所剩无几，比较完好的只有《四书》一套，《秋水轩尺牍》一本，另有几册算卦论相的杂书及手抄医方。然而到1972年“批林批孔”时，母亲担心这部书会给全家招来麻烦，提议烧掉。为了留下它，我在书的蓝锦套背面写上了“供批判用”四个字，做出很自信的样子对母亲说：“没事了，谁发现咱也不用怕！”仿佛是给这本书画了一道护身的神符。然而母亲没有相信它的法力，还是在那天做晚饭时将书塞进了灶堂。这件事在我心中一直深埋至今。

       1975年底，我正式参加工作，第一次年假值班时偶然在宿舍西房岔发现一本书，卷塞在墙缝里，掏出一看，没皮，但书脊有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书中详细记载着“文革”起因与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当时，“文革”已经闹了9年，人们多已被折腾得麻木了。我却突发奇想：如果再过一百年，有人要考证“文革” 这段历史，这本书不就是最原始资料吗！于是收而藏之。这是我有意识收藏的第一本书。

       1977年，因工作关系常进京城，稍有闲暇便在城里乱转。一天，瞢懂中撞进琉璃厂街，着实吃了一惊：但见古色古香的建筑栉鳞次比，窄窄的一条街尽是这个堂那个斋的，恍然到了文明古国。由十字路口向东，把角有个中国书店。踱进一瞧，昏暗的灯光下，序列排放着几十座高大的书架，每排书架上都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古籍，锦函硬套，颜色憔悴，白白的小书签，向外吐着书名、年代和价格。细瞧价钱，还真不贵，普通清版书只几元到十几元，大部头的也不过二三十元。当即选了几本久闻其名但从未谋面的清代笔记类丛书，并补上了我时时怀念的《四书》及《秋水轩尺牍》，觉得非常如意，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每次进城总要到那转一圈，所憾那时工资微薄，不能畅购。更没有从版本角度去考虑。值得庆幸的是那会儿对民国版本已经知道注意。所谓民国版本，有两层含义，一是精印古籍部分，一是反映现实的出版物，这两块内容我都很重视。民国之初，书禁稍开，出版界应读者之需，竞相重印了大量珍罕古籍，有的还是仿印本，即不仅用纸、外观装订仿古，连文字也一样，以仿宋为主。如扫叶山房石印本《评注昭明文选》、上海锦章书局印制的《仿宋孙批胡刻文选》、聚珍版《元丰类稿》等，确有宋本原味。仿印不同于做伪，做伪为利而求表似，仿印为保留艺术风格而求实同。清仿宋本源于乾隆帝，他让武英殿制活字仿原本原样精印，因称活字不雅，遂名聚珍版，是难得的艺术品。民国时期正是我国书籍发生重大变革时期，传统的线装式迅速为西装式所取代。从此民国线装书的也就成了断代文物，极具收藏价值。民国出版的应时读物更独具历史意义。道理很简单，清末民初，正值封建王朝向民主政体蛹变时期，期间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变，而当时的出版物正是这场变革的历史见证。百年后的今天，都成了研究这段历史的珍贵文献。据此观点，常徜徉于地摊书肆，如鹊运枝，似燕刁泥，所获颇丰。章太炎的《文录》、梁启超的《墨子学案》以及民国之初很多有影响的政治家、文学家的政论集、文集时或为我所遇，其中包括鲁迅先生的早期版本和郭沫若、蔡元培、丁玲、茅盾、老舍等名家之作。

       （二）

       报刊与书籍是同宗，更是我近二十年来收藏的重心。我与报刊似乎也早有着特殊的缘份。1972年阴历小年，父亲让我打扫院子，清扫中发现有个失效的暖瓶胆，不好处理，决定刨个坑埋掉。在挖坑过程中，忽然闪现一念：何不往里装点东西，深藏地下，许久以后，一旦发掘而出，定然有趣。藏什么好呢？思来想去，想到了父亲的报纸，因为报纸不仅记实性强，且有准确日期。于是找出几张《北京日报》和《参考消息》卷成捆装了进去，还用香烟盒里的铝铂纸包紧封口，然后小心翼翼埋藏起来。这便是我对报纸的第一次“收藏”举动。那年我才16岁。

       大凡自发的收藏者，多经历两个阶段，一是出于喜欢或爱惜而对某一物品加以保存，是为无意识收藏；一是为研究欣赏或满足占有欲而对某类收藏品进行收集保存，此属有意识收藏。但这都尚属收藏的低级阶段，主要是受一种猎奇心理支配，并不明了收藏的真谛。

       1983年，我的幼子在岳父家看哄，每逢周末都要去看望。我因有收藏之嗜，到哪都爱乱翻。一次，在岳父家厢房顶架上发现一捆报纸，捅下瞧瞧，竟是1966年至1970年间的，我当即敏感地意识到，它们的价值，绝不低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一书，因为这是“文革”前期的记实和见证，这段历史以后必将有人研究，现在遗存的“文革”报刊、宣传品仍随处可遇，何不将此做为一个独立项目专门收集，为后人保存点儿资料呢！目标一经确定,便很快行动起来,从此经常出入京城各机关工厂乃至废品回收站，经过几年勤勤搜罗，投资不大，所获颇丰。先后收集各类“文革”报纸及刊物资料达2000多种，而同时，我的收藏也开始步入了理性化的阶段。

       收藏需要机遇，更需慧眼，不然，再难得的藏品即使与你擦肩而过，也会失之交臂。我的早期报刊收藏，便是在把握机遇中应运而生。有次去上海出差，在府佑街旧货市场遇一红木枕盒，出于好奇，我打开看了看，却见里边铺着好几张发了黄的旧报，细辨报头，是民国七年的《新闻报》！做为一个集报者，它的出现令我万分激动。我冷静一想，此盒定是卖主的陈年家传之物，内中的报纸就可为证；但报纸显然又不为卖主所看中，人家卖的是枕盒，若要卖报纸，不会还将它置于盒内。于是，经过与卖主的沟通，我以很低的价格买得了盒中的报纸。正当我对老报刊发生兴趣的时候，北京陆续形成几个旧货市场，而且时或有旧报出现。天赐良机，焉能错过。我于是交流出一部分古币复品，集中财力，广事收罗旧报旧刊。北京不愧为文化古都，全国民间旧物都向此云聚，我现在所藏的许多珍贵报刊大多是从那里网罗的。其中包括近代史上最有影响的清代同治年间《申报》、光绪年间《点石斋画报》、《万国公报》、我国历史上第一份由朝廷创办的报纸《政治官报》以及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历史时期的极其珍贵的报刊资料，总量达万件以上。

        知识差是收藏者的利器，有了知识的优势，才可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获得如意的藏品。1992年秋，在劲松口旧货市闲转时，发现一柜橱内存着一沓小报，呈黄色，上边有朱红大字：《京报》！真是久闻大名，今日幸会，心情激动难抑。摊主见状，起身介绍：“要吗？这是皇宫里的小报。”我一听他外行，便和他聊起《京报》来，侃了一阵，摊主见我真是个行家，很痛快地将报纸买给了我，并未索要高价。《京报》是我国历史上的“邸报”之一种，明末清初创刊于北京。早年东华门外有白本报房一所，常年雇用贫苦落第文人数十名，将从内阁领出的《宫门钞》由众人书写数百份，派人分送各衙门及各大官僚、绅士家中，报费每月一两钱白银。因报价昂贵，下级官吏及普通百姓无力订阅，于是黄皮报放应运而生。所谓黄皮报，就是以白本报为底稿，采用活字木版印刷，装订成册，笔者所集，正是“戊戌变法”期间要闻报，弥足珍贵。更值得一记的是，在那沓《京报》中，还夹带着一张《宫门抄》。《宫门抄》也算是报的一种，是清廷内务府衙门将每日的皇帝起居和要事用极简单的语言印刷在一小张红纸上，随《京报》发给京城官宦之家。因纸太小（20╳6CM），纸质又极脆，很难保存。这份《宫门抄》不仅为我仅藏，也为集报界所仅见。

        报刊收藏是在故纸堆里寻“宝”，靠的是眼力。所谓眼力，一是要识货，二要洞察入微，善于思考。一次，我从潘家园的旧书摊里扒拉出几份《政治官报》，很薄的小本，细看报头，为“宣统九年”所出。粗通历史的人都知道，宣统是大清最后一代皇帝，在位仅3年，这“宣统九年”中一定大有文章，我于是果断地全部买下。回家细读其内，竟是“辫子军”首领张勋以“内阁大臣”之名发布的公告。我恍然大悟，原来这是张勋复辟时发行的报刊，其珍贵的史料价值非同寻常。1917年6月，安徽军阀张勋利用给黎元洪和段祺瑞调节矛盾的机会，联合康有为等旧保皇派，冒天下之大不韪，扶末代皇帝溥仪重登大宝。这场闹剧仅上演了12天，张勋等保皇派便被驱逐出京。而这次所出版的《政治官报》实际仅出版6期，便随着它的泡沫政体烟消云散了。由于这次复辟根本没有闹起来，其所出版的报纸也仅限于在京都的部分人物传播，出版量很少，复辟失败后相关的人又惧怕受牵连，暗暗将其销毁，所以存世当极为稀少。经调查，目前至少在集报界，尚未发现另有藏者。笔者所遇，共5期，仅缺第3期。

       （三）

       做为政治、思想、文化的载体，报刊有其独特的优越性，不仅文章内容、样式、长短随意，而且可纳百家之言，出版周期也短，能与社会发生紧密联系，因此，近现代许多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学者莫不以报刊为舞台，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抱负或主张。然而，也正由于报刊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的收藏难度。一则，报刊属“快餐”读品，时效性很强，在一般人眼中，当新闻成了“旧闻”后，报纸也就成了废纸，很少有人加以保存，所以，要想寻到几十年、上百年前的报刊绝非易事，而要得到成系列且品相完好者更是难上加难。二则，政治风云变幻也时常决定报刊的命运，尤其是晚清至辛亥革命时期的报刊，不仅当时互相禁毁，更兼后来经过多年的战乱、迁移、虫蚀鼠啮以及自然灾害的侵袭，特别是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的摧残，能够侥幸躲过罹难而留存至今者，实为凤毛麟角，都已以成为不可多得的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因而，我将中国晚清至民国的报刊视为收藏的重点。经过十几年艰苦努力，我已得到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珍品报刊多达百种，其中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在开展维新运动时主办的《时务报》存12期、《昌言报》存前9期（共出版10期）以及后来成立“保皇会”所办的《清议报》存前28期、《新民丛报》存前25期以及《知新报》、《新学报》等。这些报刊现在早已如雪泥鸿爪，极难一遇。因为前两刊虽在国内发行，但“戊戌变法”失败，首先被毁的就是它；后三种是他们流亡日本时所出版，更为慈禧等守旧派所嫉恨，严禁传入国内。目前，我国收藏界能拥有上述一件者，不过3人，而我独享若干，真乃天酬。康、梁所办报刊，无论政治水平、思想水平还是文学水平都是非常高的，后来的许多伟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鲁迅都深受其影响。在我的藏品中，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方面的报刊也很可观，有孙中山组织同盟会的会刊《民报》、《克复学报》、《神州日报》以及民国成立之初的《临时公报》以及袁世凯的《太平洋报》、《亚细亚日报》等，都是珍稀难遇之品。民国初袁世凯称帝前大搞舆论高压，对报刊监控极严，不允许有反对意见出现。有些正直文人为发泄心底的忿闷，采取委婉的手法，出版过一批名为消闲实则嘲讽时政的报刊，所藏《沪江报》、《消闲钟》、《游戏杂志》（漫画家丁聪之父丁悚主编）属之。军阀混战时期的报刊，史料性强，其中蔡元培主编的《旅欧杂志》、《华工杂志》历史价值最高。这两份期刊乃1916年蔡元培先生留法时所办，旨在动员华人到一战后的法国做劳工，学习西方工业技术。后来不少共产党人赴法勤工俭学，探索革命道路，就是受此刊影响的。笔者所藏《旅欧杂志》还嵌着北大教授钱玄同先生藏章呢。2001年10月，我在《中国文物报》上介绍了这件藏品，引起了新闻单位注意，不久，吉林卫视《寻宝》栏目专门来北京，通过文物报社联系将我约去，在大观园编拍了节目（2002年正月初四播放）。

        重要历史事件发生和重大历史变革过程时期的报刊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因为它们是历史的见证，20世纪的中国，最大的历史事件莫过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于是，我的报刊收藏地瞄准了这段历史。我的革命报刊收藏颇丰，尤以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最。诸如《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救亡日报》、《抗敌日报》、《渤海日报》、《大众日报》等。对这些革命报刊，我在近年收藏方面的刊物上时常做介绍，前年和去年的国庆节还分别在北京正阳门、历史博物馆参加了“红色书刊联展”。这两次联展，我的藏品都占主要位置。前年在正阳门展出，整个四层正面完全陈列的是我所收藏的解放战争至新中国成立时期我党重要报刊，包括三大战役紧要关头的、北平和平解放的、中共中央迁入北京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天的，基本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前前后后的激动人心的每一天。2002年的联展是由国家文物局、历史博物馆和中国收藏家协会联合举办的，题目是“永远跟党走”，共展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各种报刊读物200余件，由全国30几位收藏家共同提供的，其中由我所提供的展品占半数以上。

       与革命报刊相对应的敌伪报刊有着特殊的历史价值，它们不仅是黑暗历史的见证，也是革命历史的映证，然而其收藏难度更大，特别是经过建国后几次政治运动清洗，几乎丧失殆尽。我经过十余年的艰辛寻觅，也淘到几百件，举如国民党在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时出刊的《向前进》清党专号；日军侵华时发刊的《亚细亚》、《大东亚》、《上海》、《外交时报》、《昭和官报》以及汉奸政权所发行《建设》（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之简称）杂志、《新天津》、《新北京》、《新河南》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上海文化界出刊的《中共内幕》，更具收藏价值。该刊似乎感觉到共产党方面实力的强大，足以打下江南，解放上海，所以在刊物上刊登了很多共产党组织机构方面内容，其中有一篇甚至推测谁是未来的上海市长。果然，该刊刚出完三期上海便回到了人民怀抱。

       （四）

        文艺类报刊在我的报刊藏品中也占有重要位置。一则我酷爱文艺，尤其对中国书画情有独钟；二则我认为文艺类报刊虽然不及社会类报刊那样具有新闻记实性，但学术性、资料性更使它具有永久的魅力。早期的美术类期刊我已收藏的主要有清代的《点石斋画报》，民国年间《北京画报》、《飞影阁画册》、《图画旬刊》、《图画日报》等，民国期间的《故宫周刊》、《故宫旬刊》、《美术》、《国画月刊》、《国画》、《立言画刊》、《东方杂志》美术专号、《中国名画》以及当时各大名报的副刊画报等品类达50种以上。戏剧类报刊是文艺报刊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的藏品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戏考》、《京戏考》、《戏杂志》、《万有画报》、《影星》、《梨园影事》等，多是二、三十年代读物。一次，《美术研究》主编邓福星到山水画家陈克永家里做客，陈兄约我作陪。午餐时，邓先生和同行的中央美院傅以新教授谈及80年代上海曾有人编著过一本早期美术期刊的书，一时都忘了编者为谁，书名叫啥。见他们努力思索的样子，我在旁边冒了句：“您说的是不是许志浩所编的《1911年至1949年美术期刊过眼录》？”一句话，使他们大吃一惊：“对！对对！是那本书。哎！你怎么知道的？”我不仅说明了该书出版情况，还将其中的一些编误指了出来，令邓先生和傅教授惊叹不已。还有一次，也是在陈兄家，偶然与《美术》杂志副主编王仲先生会面，当得知我收藏早期报刊并有不少美术期刊时，王先生表现出非常的关注，当场表态要送我一本老美术类杂志。当我问及刊物名称时，他说已经忘却，是他父亲留下的，我问内中有何重要文章，他说有黄宾虹评论民国画风的 ，也有丰子恺介绍日本画技方面的，时间好象是30年代的，我又试探着问：“是不是1930年《东方杂志》所出美术专号？”王先生惊喜地连连点头称是，还说：“你可真了不得啊，这样冷僻的杂志你也知道！”其实也是巧合，我正好藏有一套《东方杂志》，而且刚在《收藏》杂志上撰文介绍过它。

        收藏离不开信息，信息就是缘分，缘分来自交友和寻访。有一次我去三河县崔庄子看木器，朋友向主人介绍说我收藏古币和报刊，在场一位高邻问：“老报纸您要不要！”“什么年代的？”“闹日本时候的。”“去看看！”。 那人领我到他家，从柜子取出一木匣，里边有30多份民国三十年的《戏剧报》，报头都是由当时北京梨园大师和名角题写，有程砚秋、杨小楼、吴素秋、溪啸伯等，一日一换，内容主要是反应当时国内梨园界动态，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更难得的是，与这些报纸一起还有老照片26张。都是名伶剧照，主要有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周信芳等，后经查1928年出版的《梨园影事》一书，竟有四幅吻合。可见这些照片至少是1828年以前的。据访谈得知，此人祖父过去在京城有买卖，是个有名的票友，“文革”初被遣返回乡，遗留下了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

        还有一次，济南一位喜欢藏书的朋友邀我去看看他的珍藏，见他对古籍收藏兴趣很浓，便嘱托他多留心老报刊，如有所获可以用我的部分古书来交换。时隔四年以后，他真的来电相告，说有家旧书店搬迁时，发现库房存有一捆民国期刊和几张旧报，他已全部买到手，要我速去。为弄清底细，我让他拉个目录，结果发现其中竟有《新潮》、《现代评论》、《万象》等十几种珍刊，尤其还有一本《不忍》杂志（第六册），过去根本没有听说过，于是按原价并搭两部清代相书和他成了交。待到刊物到手，发现那册《不忍》杂志封面标明“康有为撰”，很特别，翻看内容，也确实是他的一家之言。杂志，杂志，应该是大家发表论坛的舆论工具，而此刊由一人撰稿，这在整个中国新闻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为搞清此刊身世，查阅了大量新闻史书籍，没见有对此刊作过任何介绍，后来查寻老新闻史料，结果在戈公振先生1927年所编辑的《中国报学史》上见有简略记载：“《不忍》于民国二年（1913年）二月出版于上海，由康南海主撰。志在以孔教为国教。每月一册，分政论、教说、瀛谈、艺林等栏。是年十一月，南海丁母艰，停刊。至民国六年十二月，曾继出，但未几亦废。”通过对这段文字的分析，可知该刊出版时间并不长，而且从原件上看，内容也并不限于孔教一说，而是包括大量的忧国忧民以及守旧复古之作，是他思想最成熟阶段的集中体现，史料价值极高，所以很欣慰。而那次所获的几部《新潮》也非常珍贵，该刊乃1919年由北大学生会出版，经过查阅文献，得知该刊与《新青年》一样，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完整、最系统的文献载体，更具史料价值。内中的文章，大多是革命先驱和文化前卫所著，如李大钊、傅斯年、俞平伯、胡适、梁漱冥、鲁迅等。该刊在创刊前，还组织了一个新潮社，并在创刊号上公布了社员名单，后来陆续又有入社者，均在刊物首页“社告”中公布，叶圣陶、何思源（何鲁丽之父，抗战后曾任北平市长）就是1919年4月号上公布的，而且他们也积极为刊物撰写稿件，表现非常进步。可惜，此刊出完第五期便遇“五四”运动爆发，由于学生活动遭到政府镇压，刊物被迫停刊。以后虽然再度复刊，但时出时停，只出到12期便彻底告终。

         值得庆幸的是，去年10月，济南那位朋友又从那家书店觅到《不忍》杂志第三和第七册，一并寄来，真是奇缘。从第七册一则启事得知，康有为之母于1913年7月初去世，也就是说从那年的7月起，康有为先生就因慈母过世而搁笔，11月两位编辑又将康有为旧文整理出第8期出版，并非如戈氏所言“是年十一月，南海丁母艰，停刊”。可见博闻广识的戈公振，在那时就没有搞清，不过这正能从客观角度证实此刊的稀见度。因为当时社会视点正集中在袁世凯与孙中山南北势力竞争上，无暇顾及正处于流亡状态的保守分子康有为的言行。最近通过网络又查清，康有为后来在1917年12月又曾出版过一册，为第9、10期合刊，以后就再没有出版过。对康有为，史学界有着不同的评价。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将其称誉为“先进的中国人”，他说：“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的确，现在重温康氏之说，仍可以深深地感悟出，他确实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家，尤其是刊载在《不忍》杂志上的文章，正是他赋闲时期所作，无论从年龄到阅历，都达到最成熟时期，思维宽广，见解深邃，是他一生中思想水平表现最高峰时期。而这几件在当时似乎并不怎么起眼甚至遭到菲薄的刊物，如今的历史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五）

        收藏报刊与收藏其它文物一样，都是保存历史。然而报刊更贴近社会，因为它是时代信息的载体，是凝固的动态社会。尽管它所反应的事物有时不够客观，甚至发生严重扭曲，但我倒觉得这更接近生活的真实，更耐人寻味。闲时读阅报刊，特别是数十年前的老报刊，真是一大享受。近些年每逢春节，我都安排出几天，闭门谢客，将重要历史转折关头的大报展开细读，有如亲临其境一般。特别对解放战争三年的报刊，看的更多，且常将敌我双方之报对比交观，真是妙不可言。有一次，一位离休干部到平谷观光，知其解放前在平谷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因而将一份《冀东日报》送给他看，老人拿起报来仔细观瞧，眼都直了，用颤抖的手指着报上的黑体标题《解放军某部攻克三河歼敌千余》（1948年9月12日）喃喃地说：“我是这场战斗的亲历者，负责后勤供应，仗打得很激烈，后来也知道见报了，但战事匆匆，一直没能得见，不想五十年之后在你这里见到。”临走非让复印一份留个纪念。更有意思的是，之后不久，我又拿这张报纸给一位时任国民党军营长的老人看，他表现也很激动，因为他也是这次战役的经历者，当时他正负责三河下垫守备，在战役紧急关头，率部战场投诚，受到我方优待而开始了新的人生。如此敌我双方当事人年迈之时在我这里读同一张报纸，重温同一段历史，实在是意味深长。

        1999年6月，我在北京市教工修养院开辟了一个收藏品陈列室，主展老报刊。这次展览为期两年，期间观者众多。从观众对这些展品的态度看，一些老知识分子和文化修养较高的领导干部对此最为重视。中国社科院几位领导观展后，赞不绝口，不仅对展品给予了很高评价，而且还到我家里观看了其它藏品。北大一位老教授，即电视剧《我爱我家》中小演员关玲的外祖父马天民先生看了展品后，也不顾年迈之躯，找到我家，查阅了不少资料。他们最珍视的是早期报刊。“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的报刊年轻人最爱看，他们没经过或没完全经过这段历史，看罢之后觉得很受教育，如同听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1998年1月，中央电视台教育频道约我在该栏目作早期报刊收藏讲座，在来我家拍片期间，对50、60年代的报刊特感兴趣，为能多看一些，特意住了一晚。因为他们多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生的，对那段历史只有一点朦胧的记忆。去年1月9日，北京军区38军军长高中兴同志，利用休息时间，专程到我家观赏藏品。他对革命战争年代的报刊十分重视，反反复复看了数十件，临走时还嘱咐当地驻军首长要利用这些革命文物对部队做一次历史教育。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我的这些报刊藏品绝不是故纸堆，而是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遗产，非常宝贵，我们不仅要保护好它们，还应充分加以利用。

       （六）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集报多是文化人为作学问而为之，因偏于实用，规模一般都不大，藏品除一部分被博物馆收去外，大多在建国后的几次政治运动中散失了。改革开放以后，日趋宽松的政治气氛和文化的复兴，使集报活动也再度兴起。从80年代中期开始，各地集报爱好者自发地联系起来并逐步形成群体，活动非常频繁。1994年11月，我在北师大举办个人藏品展期间，经一位集报爱好者介绍，有幸与北京工人集报协会接触。当我向其负责人汇报说已经收藏各个历史时期报刊在1000多种时，他却完全不以为然。后来才知道，那时整个集报界已向“万种”大关突破，我这个“千”字号，自然属小家小户。但我很快就发现，他们所追求的“万种”，仅仅是一个数字目标，而并不讲究藏品的质量，甚至万人一巷地朝着新出版的各地大小报扑去，谁收集的数量多，谁的成绩就最大。

       我从一开始集报时就自发地意识到，因为报刊记载着历史，所以史料价值是报刊的生命。当整个集报界热衷于抢占数字高峰时，我却敏锐地观察到了这“高峰”下的空洞，并立志填补之。这个空洞就是早期报刊、珍稀报刊、记载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变革的报刊。

       北京东方收藏家协会是全国实力最强大的民间收藏组织之一。1995年，我进入该会担任理事，后到书刊专委任副主任。1997年，集报界70多岁的刘冷月老先生由安徽转到秦皇岛居住，他的集报馆也随之搬迁，新馆成立时，北京界部分人士与新闻出版署有关同志一同前往祝贺。刘老先生集报数量的确可观，但大家仍觉得缺少精品。其间，有熟悉我的报刊收藏情况的朋友提议来我这里看看，众人响应，如约前来，其中还有新闻出版署陈超英同志和《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罗同松同志。同道朋友看了藏品之后，深受震动。用他们的话讲，在这里，不仅看到了耳熟能详但从未谋面的名报，而且也看到了平日闻所未闻的珍品报刊。他们还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前年，全国集报大王——具有60年集龄的石天柱老人，从贵州来北京，受到国家新闻史研究会会长方汉奇老先生的热情接待，临别时，方老特意拿出自己珍藏了半个世纪的一张光绪二十四年的《京报》，奖给这位全国集报最多的人。石老先生平生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老报纸，激动不已，回去以后经常撰文介绍该报。可这样珍贵的报刊，在你这里竟藏有30多份，真是了不起！

        1998年8月，中国收藏家协会成立报刊专业委员会，并推我为负责人，几经推辞未允，只好从命，但事先约定，我只挂名，具体工作由几位副职辛苦。人生苦短，我只想利用有限的时光，扎扎实实干点儿事。现在，我对自己的收藏成果也感到很自负，实事求是地说，在全国收藏界，除上海冯建忠先生以创刊号收藏独步藏坛外，其余无论品位还是数量，就应该属我所藏为丰了。不过北京还一位谢其章先生，藏品也非常可观，而且文笔较好，常在报刊上见他介绍所藏，自己也出版了一本关于报刊收藏的书，其鉴赏水平，应在我之上。去年，浙江大学出版社从全国约请10名收藏家，分十个门类各出一部书，组成“收藏文化丛书系列”，我亦有幸被邀，负责早期报刊收藏与鉴赏专题。能做到收藏与利用相统一，才是我追求的真实目标。因为只收藏，不研究，充其量算个保管员，要提高收藏水平，必须深入研究。

        近年来，由于自己在收藏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社会给予了我很大的荣誉。1998年1月，被邀请到中国教育电视台进行报刊收藏讲座；2月，新华社将我的收藏报刊情况向国际新闻机构编发了通稿；1999年4月，中国新闻社影视中心通过收藏协会组织，对我进行了采访，并将我的收藏事迹拍成8分钟专题片，在《神州大地》栏目向国际播放；2001年5月3日香港《大公报》在第一版以《李润波的藏书之路》为题，利用近半个版面位置，对我的书报刊收藏作了较为详细报导；同年11月21日，中央电视台二频道《艺术品投资栏目》，邀请我到演播室，制作了一期关于书报刊收藏方面的专题片，12月6日向国内播放。此外，还曾多次以佳宾身份，参与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文化活动。这一切，都促使着我在收藏事业中做出更大的成绩，以回报社会。 
               
       收藏是雅事，也是难事。一个成功的收藏者不仅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吃苦耐劳的精神，还要刻苦学习和积累相关理论与实践知识，此外，还需要有纯洁、健康的藏趣。藏趣，贯穿于收藏的全过程之中，是收藏爱好者的精神支柱，决定着收藏的成败。我曾撰文谈过，现在有些大款附庸风雅，聘行家到拍卖市场购买珍稀文物，投资固然很大,新闻媒体炒得也很厉害，把他们视为收藏界的中坚。其实不然，他们的行为严格说不属于收藏，而是在寻求某种精神刺激，或仅仅是为着生财聚宝的纯经济行为。真正的收藏就在于凭着自己的眼力从收集藏品过程中获取到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的乐趣，并得到藏品、知识与精神陶冶的三重收益。

        回顾一下自己的收藏历程，不由感慨万千，其中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我幸福，因为我拥有历史。在二十几年的收藏生涯中，艰辛收集了数以万记的文化文物类藏品，每一件藏品，其内部都凝聚着我们国家与民族的历史信息，同时也凝结着自己的辛勤汗水，都伴随着一串曲曲折折的收藏故事。不管多忙多累多烦的时候，只要看一看我的藏品，顿感万虑皆消。所以我常对朋友说：诚心从事收藏活动的人，是世界上精神生活最充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