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性嗜收藏，且兴趣广泛，于古币、古籍、老报刊、书画、陶瓷等均有涉猎，其中对古币和老报刊的收藏，在国内已有一定影响。

       我与收藏结缘，源于喜爱读书。童年时代正逢“文革”爆发，正经书没好好念，课外书倒没少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等繁体字竖排版旧书，十来岁就整天抱着看。那些书不仅培养了我的读书兴趣，还使我由此偏爱了文史这一行，并最终走上了收藏之路。

       （一）

       1976年4月，我的工作单位平谷粮食局东高村粮库新建一座门市部，挖地基时出土了一小罐古币，几个民工一镐头将其击碎，并随土一起被翻到一旁。当晚，我闻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到土堆去找，结果只找到十几枚，有“宋元通宝”、“治平通宝”、“圣宋元宝”等。文字尚能辨别，但字意不甚理解，于是到处翻查史书，最后终于查清，原来这些都是北宋钱，已有1000多年历史。当即感悟到：这可是实实在在“古物”，是老祖宗花过的钱币，上边又有文字可考，应该多攒点儿。说实在的，那会儿尚不知自己的这一举动叫做“收藏”。

       平谷是一片古老的土地，有两千多年的置县史，地下埋藏文物颇丰。那会儿农业学大寨正热火朝天，到处都在平整土地，挖渠开沟，经常有古币出土，每次花个三块五块的，就能找半兜。大略是带绿锈的都是宋钱，传世的多是清钱。有次在安固村二姨家，发现一长串古币，里边不仅有多种年号钱，而且书体丰富，真、行、隶、草、篆无所不备，特别还有三枚篆书大孔钱，一个是汉“半两”，一个是西汉“五铢”（俗称“马蹬钱”，因篆书“五”字酷似一对马蹬而称），还有一个是两汉之间王莽篡位时所铸行的“大泉五十”，另有几枚“开元通宝”。一般说，古钱的钱文与皇帝年号有关，但这“半两”、“五铢”、“五十”又是是什么意思呢？于是又翻查大量资料，得知原来先秦以前货币多铸地名，秦始皇统一货币后，又在货币上铭刻重量，叫“记重货币”，两与铢均为重量单位，1两24铢。而“大泉五十”并非记重钱，“泉”即钱，以钱币流通如同泉水一样曼延；“五十”乃是一枚钱顶50个用的意思，实际就是通货膨胀的一种表现。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废“五铢”改铸“开元通宝”，因为“开元通宝”并非开元年所铸，而读阅钱文时，读作“开元通宝”和读作“开通元宝”都通，所以后来所铸钱币。既有铸成“通宝”的，又有铸成“元宝”的，统称“宝钱系列”。而这种钱，因铸造精确，个体整齐，轻重适度，因而被作为重量的基本单位“钱”，后来的十钱一两，十六两一斤的衡制，就是从此而来的。小小的一枚铜钱背后，竟有这么多的知识，实在令我神往。当时，社会上还没有古钱的交流市场，在无法判别其价值的情况下，我仅凭直觉认为，年代越久远的钱就一定越珍贵，而家乡的早期钱币又那么多，于是收集古币的积极性更加高涨。

        起初就是利用星期天到农村海转，不仅本县300多村庄留下过足迹，而且常穿梭于三河、蓟县、密云、兴隆之间。那年自己工资才20多块钱，但不吸烟，不喝酒，节衣缩食，每月都能剩下十块八块投入自己的爱好。好在那时没人认这个，所以价钱很便宜，甚至经常遇到白送的。这样，蒙蒙懂懂收集了几年，按文字分就有300多种，但它们的价值到底如何，无从得知。要是有本参考资料该多好啊！

       （二）

       1982年底，去邮局订报，发现期刊目录里有《中国钱币》一刊，赶忙询问是否为研究古币专刊，答曰：不知。待到刊物到手，不禁激动难抑。原来这正是朝思暮盼的古币专刊。通过该刊了解到，中国钱币学会业已成立，全国范围收集研究古钱币活动正式拉开序幕。从此，《中国钱币》成了我的指路明灯。后来又不失时机地获得了图文并茂的《中国历代货币》和《中国历代货币发展简表》。有了这两本书，在配合杂志一起学习，不仅系统地掌握了历代货币发展状况，而且学到了初步鉴别本领。收藏眼力有了明显提高。1983年春，去三河废品公司，见库房有小山似的一堆古钱，心跳不由加快。经理听说我要找古钱，先是一怔，但很快反应了过来：“十块一斤，大堆收！”。当时他们收购才一块五一斤，卖有色金属加工厂每斤加10%管理费。看意思明显想从我这赚一把。再说，就是原价买，大堆收能遇几个有用的钱？于是又和他谈条件：“按个买行不行？”，“行，一块钱一个！”他有些不耐烦。这话从他嘴出来是想拿我，其实我倒是巴不得能这样。
    
       那天从上午9点，一直到下午4点，将4000多斤锈迹斑斑的古钱翻了个遍，从中只选出6枚钱，其中有5枚是可遇难求的辽钱，计有“重熙通宝”、“清宁通宝”、“大康通宝”、“咸雍通宝”“大安通宝”，还有一枚是五代后赵的“丰货”。按清末《古泉丛话》记载：“丰货、汉兴在道、咸间其价极昂，非二三十两（白银）不售”。

      由于自己对古币基础知识学的比较用功，又经常到刚刚成立的政协机关查阅《古钱大辞典》，翻看图样对照，所以比一般人了解这方面常识要多些。也因此露过几次脸。1984年11月某日，去北京天坛西边一个胡同，那里是刚形成不久的小旧货市场，有古钱交易。看见一群年轻人围着个老头正砍价，老者坚持少15元不卖，年轻人嚷嚷只给12，我凑上前一看，是枚“熙宁重宝”，便冒了句：“这钱没什么，怎么要这么多钱？”几个年轻人转过来问：“你认识这钱？”，“这是一枚篆书折三熙宁重宝，北宋钱，常见易得，价不过几角”。一句话，弄得老者挺尴尬，而几个年轻人则仿佛遇到了行家，将我以老师相称，纷纷从兜里掏出他们不能辨认的古钱请教，我当即一一解答。

      1985年在京学习，学友多来自郊区，利用这个机会，绘影图形，让他们回去代为搜罗，一时所获颇丰。最难忘的是，有次密云同学来信告知，他那儿有家古币甚多，其中有枚大钱，很象我给他绘过的图样，但人家不愿出手。为能获得这些古钱，第二天一大早便骑着自行车冒雨而去。到他家时，他拿出几枚明朝的“永乐通宝”和“嘉靖通宝”，说是无意中从一个家藏古钱人那里要来玩的。明朝钱远比清朝钱要少的多，见过这几个钱，就知道这人家中所藏古钱一定非同一般，遂找到藏主，经过反复交涉，终于收获了“泰和重宝”、“顺天元宝”等20多种从未遇到过的古钱。金代“泰和重宝”折十大钱，玉筋篆字，精美绝伦，《中国钱币》第一期曾加以介绍；“顺天元宝”是唐史思明叛乱时所铸货币，寻常也难得一见。能与之不期而遇，真乃天赐良缘！那天晚上住在同学家里，一夜竟四次开灯抚摩细赏。

      1986年在县粮食局负责编写史志，也经常向同事们宣传古币收藏知识。有天下午，一个同事说他在粮管所看到一人的钥匙坠上套着个东西，很像我常跟他比画的“布币”。我总觉得不大可能，抱着侥幸心理，找到那主，一看，是个“货布”，垂针篆字，非常精美。“货布”也属布币的一种，是王莽复古改制所铸货币。王莽这个人在历史上名声很臭，他在位20多年，搞了四次币制改革，大量搜刮民财，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但他所铸造的货币却非常精致，因而为历代收藏家的青睐。从书法艺术讲，中国两千多年造币史上，文字令人拍案叫绝的有三个，一个是“货布”、一个是宋徽宗御书的“崇宁通宝”，再一个就是金章宗的“泰和重宝”。这三种钱，并非太稀少，但由于其形制漂亮，铸造精良，藏家都乐意收藏，所以非常受宠。

      到民间直接寻找古钱，时常遇到意想不到的收获。1979年在三河唐庄子，寻古钱，一农民拿出一捧锈蚀严重的刀型青铜片，心里一惊：这不是盼望已久的燕国刀币吗？据他讲，村里五六家都有此钱，这是村西建面粉厂出土的。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数日间找到200多把。

      还有一次，路过胡家店时，向几位蹲在粪堆上晒太阳的老人询问有无古币，一位长者反问：大被窝票要不要？要，当然要！约莫半个小时工夫，老人手捧四捆破烂不堪，粘满蜘蛛网的纸币。打开看看，还算不错，里边有百余张比较完整，其中还有几张边区币。老百姓多将过去国民党政府在通货膨胀时发行的纸币，称为“大被窝票”，由于战争双方地盘并不固定，经常出现拉锯，所以在边界地区，货币常有混杂。边区币很珍贵，因为解放后第一版人民币发行时，对旧纸币实行兑换，很少有人保存下来。据老人家讲，这些纸币都是1947年夏去顺义卖杏换来的钱，中间在亲戚家住一宿，结果第二天回来，这边解放了，所有旧钱都不再花，于是顺手塞在大柁上了，不想一放就是30多年。

      历代农民起义铸行的钱币，因发行时间短，范围小，而且常常为当朝或后代所禁毁，所以存世极少，能直接从传世古币中发现，实属不易。然而天道酬勤，自己在本境及周边地区也遇到过。1985年11月2日，在顺义张镇一农户，遇一串品相精美的日本“宽永通宝”，买回细一整理，发现其中夹着一枚“太平天国”背“圣宝”钱，至为兴奋，因为这太平天国革命史上留下的历史实物啊。一年后，在三河高楼废品回收站写信告知他那收到10多斤古钱及4片铜镜，约我用一套民国版《三国演义》和一本新版《中国历代货币》交换（我们已多次交往，知我藏有此书），我欣然前往，从中又意外地获得一枚“永昌通宝”大钱和一枚吴三桂叛清后所铸的“利用通宝”。“利用通宝”常见易得，不算希奇，“永昌通宝”则不然，当时一看就有点儿蒙，不知何时货币。回家一查，大吃一惊，原来这是一枚明末农民起义军李自成攻陷北京后发行的钱币，而且是当十大钱，极难一遇。后来在南方又先后收集到多枚张献忠的“大顺通宝”，陈友亮的“大义通宝”，都是可遇难求之品。

      搞收藏一靠眼力，一靠运气。有人可能以为运气两字带有迷信色彩，其实用现在官话“机遇”解释，意思相近。我的运气就不错，许多珍贵的古币，都是很偶然获得的。1979年9月在西直门粮库化验室帮忙。见玻璃橱内有一小串古币，觉得奇怪，取出一看，有一枚“永通万国”，一枚“永安五铢”，剩下的都是王莽时期的小“货泉”。经询问，才得知，这是山西一业务员带来的，说上边的铜锈可以治病，放这有一年了，没人要，问我有没有用。于是，它们很自然地属于了我。这些钱虽不算很珍贵，但也属稀见品种，特别是那枚“永通万国”，是南北朝货币，知名度很高。

      （三）

      初集古币，受当时形势所限，还不敢公开，怕别人议论，怕领导知道了说我不务正业。所以，只能利用星期天，在“地下”进行。对我的收藏最早发现者，当属燕龙生同志。1978年秋，他到我所工作的单位找人未遇，就在我们化验室门口等侯。那会儿求知欲正旺盛，对知识分子，心存十二分恭敬，一看他那模象，特别看他那副眼镜，就猜测是个大知识分子，于是恭请他到屋里来坐。从此，我们由相识到相知，成了好朋友。他那会儿正在县文物管理所从事考古，不仅有着丰富历史知识，而且也有一定的实践经验。这个人给人印象是自命清高，不善交际，其实他很重情感，也很有交际水平，对喜爱文史的青年，非常诚挚地予以帮助。和他相交，受益非浅。后又通过他，陆续结识了学养深厚的韩牧平老先生和学识渊博的胡尔森同志，他们都从不同角度，对我的收藏活动，给予过很大支持。

      1986年12月，国家级文物工作会议在平谷招待所召开，会议期间，时任文化文物局副局长兼文化馆馆长的燕龙生同志，将我的收藏事迹向一些老专家做了透露，引起包括侯仁之、程长新等老先生们的高度重视，会议期间专门安排时间召见了我，并参观了部分藏品，对我的收藏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1987年2月10日，在燕龙生同志的主持下，我的个人古币收藏展在新落成的平谷文化馆举行。一个国家文化单位，公开举办个人收藏品的展览，不仅在北京地区尚属首次，就是在解放后的中国也不多见，完全是一件新鲜的事物，因而引起了北京许多文博单位和专家的注意，中国钱币学会常务理事刘子章、苏华、高桂云等亲自来平谷观看展览，工人、学生以及社会其它阶层人士也觉得这事新鲜，纷纷前来观展。

      开展那天还发生这样一件事，北京文物口来了许多领导观看展出，我亲自担任讲解，忽然身后一老者递过一枚大钱，让我看看。我接过来一瞧，是折十“大宋通宝”，不觉怦然心动，失声道：“啊！这可是枚好钱”。话刚出口，又觉有问题，一是钱体本身有破绽，锈色不自然，再说这样的钱在国家博物馆都难得一见，他怎么得到的呢？经盘问，他说是挖萝卜窖时出土的。我一想，也不对呀，这是南宋钱，只有江南才有出土的可能，这儿怎么能挖出来呢？再问下去，对方则吱吱吾吾，不能回答了。这时，旁边一位先生开了言：“行，还真有两下子！”这位先生在市文物局专门从事文物复制工作，那枚大钱是他复制的，顺便拿来考考我。

       这次展览原定20天，结果展了40天才结束。北京的新闻媒体对这次展出作了报导。我的古币收藏活动，也因此由封闭走向开放。

       开放性收藏优点很多，主要是“进货”渠道宽了。自己的身影上了电视，名字上了报纸，一时成了新闻人物，各地的许多收藏爱好者，如同找到知音，纷纷来信联系，要求进行交换。中国历代货币有很强的地域性，尤其是封建小朝廷割据时期，如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货币相当紊乱，各自发行自己的货币，而且不断更换年号，钱随年号改，这就造成有些货币，不仅流通时间短，而且行用地域狭窄，其归宿也就各有定位，现虽陆续出土，仍在原地区。因此，要想收藏到各种中国历代钱币，必须面向全国，冲破地域局限，不断进行交流，才能有所成就。由此以后，天南地北，藏友间互通有无，鸿雁频传，我的古币藏品很快丰富起来。

       1988年5月底，因在单位值晚班，偶然溜达到办公室看一眼电视，那天正演《狄仁杰断案传奇》，内中有捕吏从一人身搜出银票一节，立即感觉此情节有误，因为纸币在我国的使用是宋代以后的事，唐朝时纸币还没有诞生，而银票的使用更是清咸丰三年（1854年）以后才开始的。回宿舍马上将此事写成稿，寄给《北京晚报》，阁日便见了报，使周边同事感到惊奇。数日后报社又转来编剧写来的一封信，对我的指误表示诚恳接受，并要求以后多提宝贵意见云云。通过此事，自己也受到了启发，应该将自己通过收藏活动所获得的知识，锤炼成熟后发表出去，贡献社会，更好的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后来，经过努力，真的有不少收藏方面文章见诸报端。

       1988年盛暑，我在城关为自己建一处普通民宅，正往磉盘里垫土时，县委宣传部主管新闻报导的李永明同志陪同俩新华社记者来访，问我盖的新房子有没有放古币的地方，我顺口说有，将来有可能做几个柜子，下边存放古币，上边摆一些供来客观看。没几天，李永明送我一份香港《今晚报》，报上竟说我正筹建“古钱币博物馆”呢。又过了没多久，办公室给我送来一封外文信件，找人翻译过来才知道，是巴基斯坦一位叫杰姆的钱币收藏家写来的，信中对我充满赞誉之辞。原来我的收藏事迹，已经在该国《时报》刊载了。以后我们保持了一段联系，互相交换了一些纸币。

        1991年，我在县粮食局负责生产项目开发工作。有次俄罗斯来几位客人谈合作项目，主管工业的副县长陈合同志参加。见面时，陈合同志向客人附带介绍了我收藏古币的事迹。宾客中有位叫谢尔盖的先生，听完介绍后，上前紧紧握住我的手，用半生汉语说，他也是个古币收藏爱好者，而且以收藏中国货币为主，在莫斯科排第二名。见我有那么高的收藏成就，愿交朋友，互相切磋。交谈中了解到，他父亲在五十年代初，曾任驻华使节，那会儿就从中国收集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古币，他是子承父业。后来我们在交往中，又交换来不少纸币，有沙皇时代的、红军时代的、苏维埃政府的共100多种珍贵的卢布。

        收藏的成就使我这个原本极普通的人在社会上有了意想不到的知名度。一次到西南考察，照例是每到一地，都要寻觅古币，那天在昆明花鸟市场和同行的朋友们边走边聊古币时，发现有两个陌生人紧随其后，原来他们也是当地的古币收藏者，看完后主动上前和我们热情攀谈。当得知我们是北京人时，便问：“北京有个收藏古币的李润波你们认识吗？”我顿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惊讶和欣喜。知名度总会给人带来好运。1990年8月2日，我在金海湖参与安排亚运会广告事宜，中午用餐时，在座的金海湖畔东马各庄大队书记听说我古币收藏在国内已小有名气，主动告诉我说他家保存着一包古钱，钱上有“大定”字样。我立刻想到了“大定通宝”，这是金章宗时的货币，文字精美，有一定收藏价值，所以同意看一看。待到他家打开纸包，我吃了一惊，不仅有十几枚“大定通宝”和“正隆通宝”，而且还有一枚体积硕大的辽钱“千秋万岁”！真是打兔得獐，令我大喜过望。“千秋万岁”为辽代早期大钱，存世极少，钱币研究界至今对此钱说法不一，有认为属于正用钱的，也有人认为是辽早期向中原进贡的吉祥钱。笔者认为当数前者。并将自己的观点在《中国钱币》（1996年第一期）上作了阐述。

        任何历史题材的收藏品，都有其固有的历史价值，而这种价值，只有在这些藏品被利用以后，才能得到体现。怎样加以利用呢？于是想到了在旅游区办展。1993年起，连续在金海湖运动场办展3年，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1994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主任郭兴华先生来平谷看望国画家陈克永，顺便参观了我所展出的古币，引起了极大兴趣，回去后与院领导做了反映，很快发来邀请函，约我到该校办展并举办讲座。北京师范大学是全国著名高等学府，能到那里办展，当然荣耀。那年11月8日至15日，在那儿办展一周。展览期间，还在学术报告厅对师生举办了专场收藏讲座。所面对的听众中，不仅有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而且也有温文尔雅的中年学者，甚至还有十数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刚刚站到讲台，不仅心发颤，腿也直打软。自己是个农村长大的青年，自幼靠打柴为生，没念过多少书，现在居然站在这里，心里着实没底。但转一想，我囟门上又没錾着出身，应名是个收藏家，来这里给他们讲座的，有什么可怕的，而且这些知识分子对这门知识未必通晓，即便知道一些，也不会很深。俗话说的好，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鲜。自己在古币收藏方面已经下了18年工夫，理论实践一齐讲，有什么可担心的。介绍我前去办展的郭兴华教授在第一排对面，用鼓励的眼神望着我，似乎在说：“没问题，大胆地讲！”。心绪平静以后，便开了腔，从商代有货币产生起讲，直至方孔圆钱退出历史舞台，中间不时穿插着一些收藏实践中发生的故事，将中国货币发展史，串讲一遍，受到热烈欢迎。掌声结束之后，有要求签字留念的，有掏出古币要求鉴别的，足足半个多小时后我才离开。

        自此以后，我在收藏界的知名度更高了。知名度高，有利于事业发展，但有时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特别南方一些小报，为推销书籍资料，竟将我排入全国收藏名家之列，结果一度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来信，有要求鉴别的，有询问销路的，还有远道而来要求拜师，叫我难以招架。1994年初冬的一个早上，刚打开门，就见外边一人倒翻跟头进了屋，说他是山东济宁人，久闻知我收藏古币大名，特来拜访，但不知怎么联系，找到中国钱币学会，才得知在京郊平谷，昨晚找到单位时，说已经下班了，待找到这里时，已经夜里10点了，就在门外靠了一宿。人家这么“崇拜”我，我就是受了再大的惊吓，有多大火也得消消。这类的事，不胜枚举。我想，这也是收藏中的的一种乐事吧，因为生活就应该是光怪陆离，多姿多彩，无奇不有的。

        以上所述，尽是自己从事收藏中过五关斩六将的美事。其实，收藏过程中更不乏苦涩和艰辛，更有过不少“走麦城”的失败，如钻套挨冤、掉包上当以及因不懂行市而吃亏的事，都曾发生过，但每出现一次失误，自己都能正确对待，将其视为一场教训，从而激发自己努力学习，进一步提高水平。

        通过不懈的收藏实践，使我深刻认识到，中国历代古钱币，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见证，是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形成的重要文化遗产，然而，由于人们认识不够，数十年来人为毁弃十分严重，留存下来的古币实物已经越来越少，因此倡议每个社会公民都要对古币文化存有保护意识，以使这项文化遗产，传承千秋万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