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报》和《昌言报》是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名刊，也是被当代报刊收藏界奉为珍宝的顶级藏品。岁值“戊戌变法”108周年，谨以此文献给读者，以致纪念。

       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国人大为震惊，康有为策动在京应试的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主张，从而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为把维新变法推向高潮，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于1895年8月，仿照教会刊物《万国公报》形式在北京出版《万国公报》》（三个月以后更名《中外纪闻》），极力鼓吹变法新政，并组织成立强学会。1896年1月12日，强学会又在上海出版《强学报》，呼吁国民奋发自强，抵御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行径，结果遭到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的压迫，被迫停刊，强学会解散。

       1896年6月以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又一次把维新运动推向高潮。从1896年6月到1898年9月21日“百日维新”失败，是维新运动达到顶峰时期。而推动这场运动的最主要舆论工具，就是报刊，其中发挥作用最大的则是《时务报》。

      《时务报》 1896年8月9日（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创刊于上海，馆址：英租界四马路石路。汪康年担任社长，年轻才子梁启超（时年23岁）担任主笔，孟麦华、章炳麟、王国维等分任各栏目编辑。另聘张坤德、曾广铨及日本人古城贞吉为翻译。资金来源主要是利用原来张之洞捐献给强学会上海分会余款1200元和黄遵宪捐助的1000元、邹陵翰捐助的500元为基金。

      《时务报》旬刊，每期30余页，三四万字，外观如线装书格式。以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为宗旨，以论说及翻译西方报刊为主要内容，号召国人清醒起来，革故鼎新。由于办刊宗旨符合当时具有维新意识的年轻官僚及广大知识分子的心理要求，因而该刊刚一问世，便深受读者欢迎。仅仅数月，发行量便由初创时的2000份，剧增到17000份，社会影响极大。特别是主笔梁启超，年纪轻轻，才华横溢，以隽永流畅的文笔，痛陈改革大政，一时倾倒多少读者。该刊第一篇宣传变法维新思想的文章是《变法通议》。这篇文章分13个小节，共60000余言，从创刊号登起，断断续续刊登了21期才完，系统地阐述了维新派的变法主张，如开学堂、废科举、变官制、兴实业等，至为精辟。文章强调，中国已经到了濒临覆灭的边缘，当前的情况是，变亦变，不变亦变，以其被别人强迫变，不如自己主动变。徐勤在他的长达8000余言的《中国除害议》一文中，着重指责科举制度的危害。他指出，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八股取士，已经使得“朝无才相，阃无才将，疆无才臣，野无才农，市无才商，肆无才工”，“欲兴学校以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汪康年的《中国自强策》、《论中国求富强宜筹易行之法》、《论将来必至之势》等，对国家发展前景，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分析。从而使读者眼界大开。因而人们争相订阅。部分封疆大吏似乎也看出些苗头，纷纷凑近维新派，或主动捐款，或或代为推销。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还饬令省府衙门统一订阅，然后下发至下属各单位及书院阅读。

       《时务报》出版以后，改良派的政治团体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出现，举国形成维新热潮。年轻的光绪帝也深受震撼，决心实施变法新政。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 11日)，光绪皇帝正式下诏定国是，颁布维新法令，推行新政。主要内容有：经济方面 提倡实业，设立农工商总局和矿务铁路总局，兴办农会和商会，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设立全国邮政局，裁撤驿站； 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算；取消满人特权，准其自谋生计。军事方面裁减绿营，精练陆海军，筹办兵工厂，培养 海军人才；文教方面，开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立兼学中学西学的学校；设立译书局、编译局，奖励著作，允准自由 开设报馆、学会；派人出国留学、游历。政治方面删改则例，裁减冗员；撤销无事可办的衙门；广开言论，提倡官兵上书言事等。至9月21日(八月初六)慈禧发动政变，废除新政。变法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分子的得势，引起顽固派的忌恨，想千方设百计予以阻挠。一位满族三品御史文渧，曾受慈禧太后指使，向光绪帝狠狠地揍了维新派一本，痛陈康有为如何拉拢大臣加入“保国会”组织，如何别有用心。为使皇帝相信，还煞有介事地列举了康有为死皮赖脸地拉拢自己入围的一些事实。这篇奏折曾刊载在1898年5月份的《京报》，连载了17页才登完。但光绪帝变法决心已定，痛责文渧的挑拨行为，将文渧削职为民。

       遗憾的是，就在维新运动深入人心之际，《时务报》内部出现了分歧，汪康年按照张之洞的旨意，逐渐排斥梁启超，使梁启超负气出走，到湖南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所以自第55期以后，再也没有梁启超的文章。

       汪康年主持后，逐渐改弦易辙，向右倾转变，深负读者厚望。为能够重新掌握《时务报》这块重要阵地，1898年7月17日，康有为草拟一份奏折，交给御史宋伯鲁，有宋伯鲁转奏皇帝，请旨将《时务报》收为官办，名叫《时务官报》，报馆由上海迁到北京。7月26日，吏部尚书管学大臣孙家鼐复议：“拟请准如所奏”。并向光绪帝建议，由康有为前往上海督办。光绪帝同意了孙的建议：“着照所请，将《时务报》改为官办，派康有为督办其事，所出之报，随时呈进”。上海办理此报。汪康年见朝廷欲将《时务报》收为官办，便一方面请示张之洞采取对策，一方面在京津沪各报发出告白，说《时务报》由他创办，不应改为官办。同日，汪康年得到张之洞支持，悍然将《时务报》改名为《昌言报》。从而引起一场笔墨官司。《昌言报》面世，康有为立即电告两江总督刘坤一，有“奉旨该《时务报》为官报，汪康年私改为《昌言报》，抗旨不交”等语。8月25日，康有为再次电告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张之洞，请刘、张转令汪康年交出《时务报》，并要求禁发《昌言报》。张之洞致电孙家鼐，说明“《时务报》乃汪康年募捐集资所创办，未领官款，天下皆知，事同商办。……康自办官报，汪自办商报，自营另立名目，何得诬为抗旨？……康主事所请禁发《昌言报》一节，碍难照办”。

      《昌言报》创刊号与《时务报》蝉联，即《时务报》出完第69期之后，立即改出《昌言报》（图）。为使读者了解改名原因，在《时务报》第69期封面上还单独贴一张说明：“康年于丙申秋创办《时务报》，延请新会梁卓如孝廉为主笔，至今二年，现即奉旨改为官办，则《时务报》名目，自非草野所敢擅用刻印。即从七月一日起，谨遵六月初八日‘据实昌言’之谕，改为《昌言报》。另延请番禺梁节庵先生鼎芬为总董。一切体例，均与从前《时务报》一律。翻译诸人，亦仍其旧。祈代派暨阅报诸君共鉴之。”而《昌言报》第一期又注明“续《时务报》第六十九册”，前后衔接不误。第一期内首页就不厌其烦地将孙家鼐遵旨议奏折和御史宋伯鲁最初的“请将《时务报》改为官办”的奏折原文刊布，并在后边申明不能收为官办的理由。言语间有意将自己标榜为《时务报》真正始创者，而把当初创办者之一而且在编辑过程中出过大力的梁启超说成是雇佣关系。所以该刊一出立即引起梁启超的强烈反驳， 当日便写了一篇《创办时务报原委》发表在天津《国闻报》上予以澄清。接着，原创办者之一的黄遵宪、吴季清也在《国闻报》上发出启事，进一步说明《时务报》创刊过程。这场笔墨官司一直到1898年9月21日“戊戌变法”失败。

      《昌言报》总理为汪康年，梁鼎芬为总董，章炳麟任主笔，翻译仍由曾广铨担任。《昌言报》发刊以后，对北京的维新运动采取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态度，甚至不作直接评论。只是偶尔通过翻译手法进行客观做些报道。该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汪康年的靠山是两广总督张之洞，而张之洞嗅觉当时政治气味不对，朝廷中新旧两派斗争日益尖锐，有可能要出大事，但到底哪一方最后能占上风，暂时难以分辨，于是暗示采取观望态度。《昌言报》是旬刊，但为提高印刷质量，从第三期起更换了出版所，改由商务印书馆铅印。第六期出版时，朝廷已发生政变，慈禧下令囚禁光绪皇帝。但该报仍照常刊登了皇帝关于维新方面的谕旨。如果说这里有个“时间差”的话，则第六期以后转刊英国《泰晤士报》的《伊侯与总理衙门堂倌会晤述略》和第八期译载日本《梅尔报》的《伊侯觐见时问答》、《李傅相与日本伊藤侯问答》，则就是有明显同情于光绪帝的文章了。期间，在第七期上，章炳麟还以“〔日〕西狩祝予”为伪装化名，发表《书汉以来革政之狱》，公开对这场改革者的牺牲，深表同情。这里也有其历史背景。盖从第七期起，总董梁鼎芬害怕受牵连，在多家报馆公开刊登脱离该刊启示，说该刊已交餐霞主人经理。餐霞主人是曾广铨的化名，他也害怕受到牵连，但又不好驳领鼎芬面子，于是二人合谋一计，先转交曾广铨，然后曾广铨再推托出去，以化解当局的注意力。故曾广铨也顺手在《昌言报》第七期封面刊登了启示：“启者：昌言报馆已由前经理人与捐款诸君议妥，盘与鄙人接办，业经登申报暨中外日报亮承公鉴。惟鄙人现在亦因诸事冗集，照料难周，故暂托日本安藤虎雄君代办。此后馆事，鄙人即不与闻。”以后该报由餐霞主人一人负责。此时的总监既然由日本人安藤虎雄出任。日人安藤虎雄不在乎保守派那一套，故刊登的语词陡然强硬起来。《昌言报》第九期，章炳麟连撰两篇《蒙古盛衰论》和《回教盛衰论》，怂恿中国读者还得谋求变法之路。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对变法后的舆论十分关注，察觉京外多家报刊时有訾言，京城报刊虽无明抗，但字里行间也多夹杂不满情绪，于是待事态稍过，便丧心病狂地发布了查禁全国报刊之谕。1998年11月19日，《昌言报》第十期刊登了禁报刊之谕后，随之休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