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赵望云和夫人杨素芳生养了一女六子，姐弟七人从小就有三位“大哥”：黄胄哥、济众哥、庶之哥．如今，他们之中出了五位画家，三位音乐家，业各有成，皆非凡响，人称叱咤艺坛的赵门虎子。(1)画家之中，数黄胄为最。
     赵望云(1906—1977)，河北省束鹿县周家庄人，出生在一个兼营皮行的农家。早年丧父，家道中落，小学毕业后即入皮坊为徒。1925年，得表亲帮助到北平学画，曾入京华美专和国立艺专选科短期学习，后因无中学文凭而被拒之门外，于是迁居陋巷，发愤自学。当时，“五四”运动刚过，新文化思潮余波甚烈．赵望云深受影响，树立起“艺术到民间去”，“艺术家走出象牙之塔，来到十字街头”的坚定信念。1928年他的创作开始转向反映民间疾苦的新中国画。他说：“我是乡间人，画自己身历其境的景物，在我感到是一种生活上的责任，此后我要以这种神圣的责任，做为终生生命之寄托。”三十年代初，他以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大公报》特约旅行写生记者的身份，深入华北农村，“日乘大车，夜宿小店”将亲眼所见的农民生活惨状画下来，在报上专栏连载。叶浅予先生回忆说：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那些年，《大公报》有两个专栏最能吸引读者，一是范长江的‘旅行通讯’，一是赵望云的‘农村写生’。这两个专栏反映了中国的真实面貌和苦难生活，和中国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所以赢得了读者的欢迎。”他的画受到“布衣将军”冯玉祥的赏识，二人遂成挚友。后来赵望云应邀与老舍、吴组湘等文学家一同跟随在冯将军身边，常以诗画相和，寄托忧国忧民之情。抗日战争时期，赵望云随时任第六战区长官的冯玉祥投人抗战宣传，主编《抗战画刊》。1941年《抗战画刊》在重庆停刊，赵望云亦离开冯玉样，开始了职业画家的生活。
     1942年，赵望云的生平发生重大转折，这一年正好将他一生的71年平分为二。他到了西北，以西安为据点，开拓西北题材和西部之美，成为西北画坛的领袖人物。而导致他从成都迁居西安的具体原因，除了事业上的追求，也有私人的感情生活因素。
      在主编《抗战画刊》期间，有一位银行家的女儿李棠(同事们称呼“李小姐”)与赵望云相恋，转战迁徙中结下了很深的情谊，终因赵望云在老家已有妻小而不能结为婚姻。1942年初，赵夫人携长子振霄几经辗转到成都与赵先生相聚，李小姐亦别离而去。不久，因家眷不习惯南方气候，于当年7月迁往西安，借居在同乡李醒亚家中(西安甜水井大有巷3号)。不久又迁往老关庙街。赵望云说：“商人贾若萍的老弟贾星五关于甘肃河西走廊张掖等地少数民族生活的介绍使我迷惑，于是到西安不久即偕同乡杨乡生(学生)到河西旅行。旅行的动机是看看少数民族生活以及富有西北气派的崇山峻岭。”还有一个原因是李小姐已在兰州。初秋，赵望云沿途写生从西安到了兰州，同李棠见面，他们决定相互尊重对方的婚姻现实。于是赵望云告别兰州来到河西走廊和祁连山，画了大量写生画。
      1943年1月23日，赵望云《西北河西写生画展》在重庆开幕，周恩来、冯玉祥、郭沫若、老舍、茅盾、梁又铭、王昆仑、曹孟君、张西曼、高龙生、关山月等前往参观。周恩来买了一幅《相马》，赵望云又随赠一幅。郭沫若亦即兴赋诗相赠。不久，东方书社在成都出版《赵望云西北旅行画记》，赵望云的首次西北旅行写生活动亦告一段落。
      1943年春夏之交，赵望云开始第二次西北旅行写生活动，并与关山月、张振铎结伴同行。他们曾在西安和兰州展销作品，筹措旅费。随后他们三人以及关夫人李小平一行，骑骆驼，以西瓜当水，锅盔当粮，穿越戈壁，深入祁连山写生，到敦煌摹习壁画。当他们返回兰州已至严冬，在那里举办了写生画展，春节前夕返回西安。就在这一年冬天，赵望云收黄胄为学生。
      大约就在赵望云作西北写生的时候，因家贫而失学、失业的黄胄正在西安、宝鸡一带过着漂泊的生活。茹世安回忆道：“黄胄与我在三原同学。他是从河北逃难来的，画画有过人天才，出外春游时带个大本子、墨水瓶。那时名字叫梁映斋，中学没毕业就不见了”。
       这时黄胄认识了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朝鲜族画家韩乐然。韩乐然到关中写生，他为韩背画箱，韩乐然在艺术上曾给予他不少影响。
       后来韩乐然一直在西北从事美术活动，直到1947年在黄胄编辑的《雍华》杂志中还曾报道过韩乐然的有关消息。
       一则在第二期(1947年1月)：“韩乐然近在兰州举行油画展览，作品约30余件，每张售12万元，门票400元，成绩甚佳。”另一则在第七期(1947年12月)：“兰州美术界于上月中旬公祭乘机遇难之西画家韩乐然先生。到会者除美术界同仁外尚有地方首长与当地名流。韩乐然氏系吉林人，在西北颇负盛名，素以水彩画著称，尤以风景画为佳。毕业于上海艺专，后留学法国鲁佛学院，半工半读，刻苦奋学，深为海内外留学界所称誉。七七事变后韩氏毅然返国，参加抗战工作，奔走于各战场上。曾在西北各省举行画展十数次，本年再度旅行天山南北，从事发掘边疆艺术，以促进文化交流，贡献甚伟。不幸于七月三十一日乘军机于嘉峪关失事。艺术界人士闻此噩耗，至深痛惜云。”黄胄对韩乐然一直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常常向朋友们提起他。 
      赵望云来到西安之时，已经是当时中国 最有名望的画家之一，他的艺术活动在西安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譬如上述他与关山月、张振铎的联展，画家陈之中回忆说：“从报上看到赵望云、关山月、张振铎联合在西安青年会举行画展的消息，这是西安首次举行的正规壁画展，影响很大，人称‘赵、关、张画展’。黄胄被赵望云的作品所感动，十分倾慕，遂托人介绍，正式拜赵望云为师。有人说黄胄拜师是经赵望云的挚友、豫剧革新家樊粹庭引荐的。而据赵望云自述：“梁黄胄是我住在老庙街时候经田亚民带去介绍做学生的。”田民是一位热心能干的艺术经营者、赵望云的朋友，黄胄也曾在一份材料中写道，在1944年5-6月间，“他(指赵望云)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樊粹庭。”(后来黄宵几乎天天到樊粹西安北广济街的狮吼剧团去看不掏钱画戏妆速写，夜里回来很晚，由师弟方他守门。有时他还帮剧团画布景。)可樊相识于拜师之后。因此说田亚民作应当比较确实。关于黄胄拜师的确切时间，黄胄曾写道：“我1943年拜赵望云为师。”而赵望云说是在第二次西北旅行写生活动结束后，“春节前夕返回西安”之后．此谓“春节”即农历甲申年春节，公历1944年1月23日。而赵振川说：“黄胄到我家的时间是在我出生前后(1944年1月26日)，我是他的人生坐标。”椐此可以认为黄胄是在农历癸未或甲申之初，即1944年1月前后拜赵望云为师的。黄胄自拜师之日起到1949年参军一直住在赵家。他，以及后来陆续拜赵先生为是的方济众、徐庶之也同样成为赵家的成员。赵季平(赵望云的四子)说：“在旧社会那些穷苦出身的青年学生，从怯生生地挟着一卷习作登门求教开始到被收留成为家中一员，体现了父亲对他们非同寻常的关切和期望。难怪我们从小就有三个大哥；黄胄哥、济众哥、庶之哥。今天他们都已是各有成就的著名画家了，每当见到大哥哥们，好象又回到了三十年前在家中朝夕相处时的亲热气氛中。”黄胄说：“赵望云老师当时没有担任任何
      具体工作，没有薪金收入，完全靠卖画生活，是当时西北唯一的职业画家，生活状况比一般画家都高，经常雇佣厨师一人，1946年后经常有2—3个学生吃住在他家里。学生除学画外，兼作一些事务工作，如家务劳动，打扫卫生，买东西，抱孩子等；另外还替老师研墨侍奉作画，帮老师开画展，与画展后收钱等事务工作。”方济众说：“1946年9月以后，我住到赵先生的家里，从此我就成了这个和睦家庭的一员——他的一个学生。当时赵先生的一家除了老师、师母，便是三个小弟弟，加上我和做饭的老孙，总共是七口之家。(当时黄宵正在河南黄泛区写生——笔者)这对经常处于物价飞涨的西安城来说，光靠望云老师举办画展维持生活，也确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从我到他家一年多来，几乎没有看到他一天停笔不画，即使朋友来了，他也还是边画边聊天。据我估计，最少每天他总得画一张画才能保证一年有两次画展。而如果没有两次画展，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就要遇到困难。”
      徐庶之1947年3月拜赵望云为师。1948年春节前夕，方济众辞师返乡，床铺空了出来，徐庶之便于1948年3月搬到赵家，与黄胄同室同铺。他说：“房间不大，只能摆下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小桌子。黄胄睡里面，我睡外边，有时小季平也过来同我们挤。那张小木桌就是我们的画案子。墙壁上甩满了黑点子。”
      他们都说：“赵先生和师母对学生比子女还要好，从没听他们说一个不字。”“他经常站在学生一边，为我们奔波，为我们争取生活和学习的条件。”
赵望云爱才。黄胄天生聪敏过人，性情活跃，又画得一笔好画，老师宠爱，过于己出。拜师之初，赵望云高兴地对人说：“今天遇到一个小孩子画得非常好。我从不收学生，但是今天我收了他做学生。”
      徐庶之说：“赵先生最爱黄胄，师母最爱我。黄胄聪明，画得好，又很活泼。他喜欢到处乱跑，有时吃饭了还不回来，老师和师母就要念叨、惦念着他。他回来晚了，做个鬼脸，说句俏皮话，大家一笑，没事了!”
      黄胄成为赵先生最得意的门生，赵先生每逢大事必委之，每远行必携之。后来他甚至欲将二女儿桂敏许给这位大弟子，只因赵夫人不同意才作罢。黄胄参军之后于1954年8月特意从兰州赶回西安举行婚礼，请恩师为他和郑闻慧作证婚人。这时赵望云担任西北文化部文物处处长，住在西安碑林，同时任美协西安分会主席。黄胄的婚礼便在碑林举行，新房则设在美协院内。其师生之情亦可见一斑。
      黄胄拜师之初，随老师住在西安老关庙街。1944年经田亚民安排，赵宅迁到西华门附近的粮道巷乙字10号(后改为粮道巷15号，是一青砖四合院式瓦房，黄胄曾于1987年重返故居，原建筑已于1997年西安市城市
改造时拆毁)。   
      黄宵到赵家不久，日军攻打潼关的风声一阵紧似一阵，闹得西安人心惶惶。初秋时节，赵望云举家迁往甘肃平凉，租住在县府隔壁一所院落里。赵先生得到一个静穆去处，终日埋头作画．离开西安之前，他将黄胄留下来看守宅院，并把黄胄托咐给樊粹庭。黄胄则把姐夫梅村接来同住．不久他随樊粹庭的狮吼剧团从西安步行到了平凉，与老师团聚。这一天正好是农历八月十五月圆之日。
      黄胄住在老师家里继续学画，常常到乡下写生。据赵振霄回忆，由于平凉地处陇东，邻近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军与八路军之间常怀戒备。黄胄出外写生常遭盘诘，又有人说是“日本奸细绘图哩”。为了出入方便，又临严冬，于是由赵望云出面，通过三十八集团军参谋长曾震武(曾氏解放后曾出任陕西省体委主任)替黄胄补了个“上尉干事”的空名，领了一套军棉衣和假军衔。“只领了一件棉衣，吃住仍在赵望云家，仍然是学生，没上过一天班，做过一件事情”(黄胄自述)。不想这件事后来竟成为怎么解说也分辩不清的“历史问题。”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了。消息传来，黄胄随老师一家在平凉住了将近一年之后返回西安，继续安心于中国画的创作和研究。
      抗战胜利以后，赵望云在西北画坛的核心地位日益显著，他不仅在艺术理念与风格上影响着西北画坛，而且开始筹划和实施一个颇具体系性质的建构，如开设美术社、组织画会、吸纳学生、创办刊物、承办中国名家画展等等。在这些活动中黄胄往往独立地完成一些重要工作，成为他的得力助手。
     1946年，赵望云帮助田亚民在西安南院门18号设立“青门美术供应社”，为画家们提供绘画材料、装裱、展览、销售等服务。徐悲鸿、张大干、黎雄才、李剑晨等外地画家都通过赵望云的关系委托田亚民来西安举办作品展。赵望云的画展与销售活动也都委托田亚民代办；青门美术社则从赵望云的画展售余作品赠送和裱工收入得到经济支持。
      无疑，黄胄和他的师弟们由于西安画坛与全国著名画家的高层次交往而增加了学习和开阔眼界的机会。
      赵望云联合一群青年画家马德馨、赵春翔、田学高等人组织了“平明画会”进行学术观摩研讨。方济众曾描述过这个学会开展活动的情形：“门环敲过，一位中年人看了我的介绍名片，让我进到了望云先生的画室。在一个不到三十平方米的画室中，挤着十多位中年人，烟气缭绕中，在高谈阔论。原来那天是西安“平明画会”例会的日子，画家们正在观摩他们的作品。我带来的小画，也被大家发现，只好硬着头皮，让人们对我的第一次见面作业去评头品足了。”
      方济众说的这件事发生在当年9月，不久他就正式拜赵望云为师，与黄胄同居一室了。不过方济众与黄胄首次见面却在当年冬天。“1946年的冬天，黄胄突然带着他在黄泛区的大批写生从开封来到西安。当然对于黄胄勤学苦练的种种传说，我早已听老师谈得很多了，所以一当他这个活跃人物到来，全家立刻热闹起来了。”
      黄胄是夏天从西安徒步到河南黄泛区去的，此前赵望云曾于5月在开封举办画展，可能对黄胄的黄泛区写生作了些安排。后来黄胄在黄泛区的灾民生活速写陆续刊载在《雍华》杂志上。
 创办《雍华》图文杂志是赵望云在这一时期的重要艺术活动，交由黄胄全盘负责。1946年12月1日，《雍华》图文杂志创刊，由赵望云的同乡、大千化工厂经理贾若萍出资，赵望云任主编，黄胄负责编辑，社址初设于西安市东大街539号，后迁至粮道巷乙字10号赵宅。这是一本16开的月刊，图文并茂，内容广泛涉及小说、散文、诗歌、中国画、漫画、速写、艺评、艺讯、有关改造中国画的理论文章等等。创刊号(郑伯奇撰)“卷头语”阐述其宗旨曰：
      爱美是人类的天性。古代哲人把美与真与善等量齐现，决非偏见。我们既然爱好艺术，对于美的崇拜和追求自然要加人一等。藉着这小小的图文杂志，我们想在寂寞荒凉的古城里放出一点美的光焰来，同时我们也希望，在这西北土地上产生出来的这个刊物能给中国艺坛上添上一点特异的色彩。
      也许有人说： ‘雍华大约取雍容华贵之意，顾名思义，你们是提倡贵族趣味的罢。’这却大大不然。此地古称雍州，是我中华文明发祥之地，雍华二字，只是表示纪念而已。
在当时，《雍华》杂志是一本严肃的文艺刊物，始终得到进步的文学艺术家的支持。鲁迅、徐悲鸿、叶浅予、张大千、姚雪垠、黄苗子、丁聪、吴作人、沈逸干、黎雄才、俞剑华、杨汝泉等人的作品交替刊发。具体编辑事务包括组稿、编稿、跑印刷厂、发行工作都由黄胄一人完成。赵望云、黄胄、方济众师生也变换着笔名为杂志写些短文，配些插图。在一年多时间里黄胄白天忙于刊物，只能在晚上画画。我们今天可以从这本刊物里看到黄胄当初不凡的手笔，除了黄泛区的毛笔速写，还有工厂速写和戏剧速写，大幅国画和木刻。题材都是人物和毛驴之类，虽然还带有老师的影子和三分稚嫩气，但所绘人物之传神、造型之准确与线条之流畅奔放，与他五十年代的速写水准风格已很相近了。黄胄有一位好友叫乔力，南方人，时任报社记者，曾在文字上给予很多帮助。《雍华》杂志是月刊，每月10日出版。在起初的日子里尚能按时出刊，后来由于经费困难，赵望云四处求援，杂志时停时续，大约维持到1948年初，发行了10期，就被迫停刊了。
       这一时期黄胄还在西北中学教过图画课。
      1948年夏，赵望云率黄胄、徐庶之两位弟子(弟子方济众已于半年前回陕南老家了)开始施行他的第三次西北旅行写生计划。他们从西安出发到了兰州。师母来信讲家中需人料理，徐庶之奉师命返回。黄胄陪同老师继续西行，到青海祁连山少数民族地区写生。他们的作品曾在兰州展出。这时常书鸿来到兰州，黄胄代表老师前去迎接。常书鸿曾提起这一件事：
     “1948年，我在上海举办‘敦煌艺术展览会’之后，坐上飞机回兰州。在兰州红山根机场接待人群中，我首先见到的是一个身强力壮的青年画家，在场的朋友向我介绍，他叫梁黄胄，是画家赵望云的门生。他手里提着一个由他自己设计制造的自动速写画夹，两边两个卷轴，边卷边画，展开后足有一二丈长的横幅，上面画满了各种人物和毛驴的速写，奔放自如，了无拘束，使我联想到画家赵望云的农村写生画稿。年轻人红朴朴的脸庞，健壮的身体，他不好意思的对我说：‘就是这一些……就是这些么。’我有些激动地说：‘这样的成果你还以为不够吗?你这种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的努力，你将来肯定成为了不起的大画家啊’接着我问他：‘是谁教你这样速写的?’回答说：‘赵望云老师。’‘噢，原来就是赵望云先生，真是有其师必有其徒，那位在农村生活写生中显示出卓越才能的画师真是教导有方!”
       赵望云在兰州开画展，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将军前往参观，并邀请赵望云到新疆写生，赵望云欣然同意。张治中遂派新疆日报杜社长王次青陪同赵望云和黄胄师徒二人乘飞机到迪化(乌鲁木齐)。他们得到免费旅行的优待，在迪化附近画了大量写生画。赵望云又应张治中的建议在迪化用了近三个月时间完成了50幅描绘当地民族风俗生活的作品，交由“天山学会”出版。一直逗留到春节临近他们才乘飞机返回西安。
       徐庶之对未能跟随老师和师兄到新疆写生一直心存遗憾，他说：“我记得是夏天从兰州回来的，因为我给师母带回家一口袋华莱士瓜。冬天，赵先生和黄胄从新疆回来了，他们画了很多速写。赵先生的画有人有景，黄胄画的主要是人和动物，画得很好。我的心动了，暗下决心，将来一定也要到新疆去。”
       后来，徐庶之果然辞去了在西北画报社的工作，1953年从西安来到新疆，一住就是40年。
由于赵望云从来不与国民党合作，奉行纯文化的路线，对劳动群众和正义力量持有强烈的同情态度，在行动和言谈上常有表露；又由于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时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房内发现有赵望云的作品，怀疑他与中共有秘密往来，甚或怀疑他从新疆返回西安途中曾绕停延安，(实际上周恩来确曾在重庆向赵望云发出过访问延安的口头邀请，后未成行)因此1949年春(约为2月26日)赵望云先生被国民党警特突然逮捕。老师被捕时，恰黄胄外出，当他回来，一只脚刚踏进门，几个陌生人便围上来；他发现异常，灵机一动，说是“收酱油钱的”，才被放行。躲过一关，即到二姐家躲藏起来(西安北门内)。赵望云在太阳庙门监狱里被拘押刑询了76天，由于亲友四处求救，经过中共地下党人(汪锋)和张治中将军设法营救，才免遭杀害，于5月13日获释出狱。一周后，即5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安。
      西安解放的第二天，黄胄赶紧来到家里看望老师。就在这一天，中共西北局派人来探望赵望云，延安来的文艺界的同志也纷纷到他家来慰问，还送了许多面粉和布匹，帮助他妥善安排家里的生活。他在钟楼下看到镇反布告，那几个关押审讯过他的特务头目全被镇压。他万分激动，说：“久已盼望的共产党，终于盼到了。”随即向前来看望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军的刘世平(后任王震将军秘书)推荐，送黄胄参军。西安解放一周年之后，年轻的黄胄身着崭新的解放军军装来向老师一家告别，随着部队向大西北进发了。接着，赵望云又分别推荐徐庶之和方济众参加了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工作。他自己更以奋发的心投身于西北的文物保护和中国画的发展工作之中。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画家都面临如何实现中国画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时代性课题。在近现代中国美术史的重要发阶段曾出现了多种探索路线。其中，被誉为“早期中国画革新的闯将” (叶浅予语)的赵望云所主张与履行的革新方案，既不同于“齐黄”为代表的传统精进式，也不同于“徐蒋”为代表的中西古典融合式，更不同于林风眠为代表的中西现代融合式。他用土生土长的办法趟开一条艺术走向民间的道路，让贵族式的殿堂艺术走入平民生活，直面大众人生；在拓展中国画新的审美范畴的同时，更新题材，寄寓社会理念，吸纳传统，淘炼形式法则。对于古老的中国画，这是一条全新意义的路线，从“为什么画”、“怎么画”这些最原初最根本的问题上对中国画作了全新的审视和阐释。它颇具体系性，对中国画的观照已经脱开“法统”层次而升华到“道统”层次，并且以其对于“道”的开悟去重新整合既有的与将有的“法”度系统。美术史家李松涛观察到这个“道”的生发力，说：“赵先生的画在当今中国的革新里面起着一种‘酵母’的作用，别人 如果取他一点就可能成为一个大家。”
     赵振川说：“黄胄从我父亲身上就得丁一条艺术路线，是大道，不是小道，是从生活到艺术的转化过程。”
     或问振霄和季平：父亲教你们的方法有何决窍?回答很简单：“平时也不甚管我们，随你去，偶尔说一两句，让你琢磨一辈子!”
     那些让弟子们琢磨不尽的是什么?
     黄胄说：“他就讲真正的艺术家绝不可能诞生在象牙之塔，而是诞生在十字街头。生活的大门是敝开的，不分贫贱富贵，都欢迎你们。”
     方济众中学毕业后本想请求赵望云帮助报考北平艺专或杭州艺专，“但是我的希望却被他斩钉截铁的语言拒绝了。他说：‘我看你还是从生活中去找出路吧!真正的艺术家不是产生在象牙之塔；而是产生在十字街头，为什么一定要非上学不可呢? ’”
徐庶之说：“记得我在赵先生家学画的前几天，总是站在他的画案前看他作画。他教我怎样用笔用墨，还让我看了他多年来的生活速写。当我第四天早晨来到他的画案前时，他很严肃地说：‘要表现画家所体察的生活和思想，就得走出象牙之塔，到生活中去体验，去画速写，那里是真正艺术创作的源泉。’”
 　　这些现在看来似乎司空见惯的主张在当时却是非常新鲜的。赵望云向黄胄师兄弟们传授的绝不是几句秘诀，而是无时无刻都在体现的信念和行动。黄胄的师弟方济众曾有一段叙述：一年多来(指学徒期一年八个月)，我至少亲眼看到他画过大约400幅左右的作品，从构图到构思，从观察生活到艺术处理，从艺术见解到从艺生涯，我总算是比较深入地了解了我的老师。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另外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画画?’关于这个问题，经过长期观察，我感到在望云老师的作品中体现了一些重要的特色，就是他除了不多画花乌外，主要是画人物风景。他画的人物，从来看不到游手好闲的老爷、太大、少爷、小姐；他画的山水，从没有什么园林小景、亭台楼阁。而经常看到的不是牧女赶着羊群，就是农夫役着耕畜。工农兵商、城镇乡村、牛马驴骡、塞北江南，到他的眼里好象处处都成了画材。难怪他经常向我们讲：‘在我的画里，永远不画不劳动者。’看来这就是他对‘你为什么画画’的答案了。
      还应补充一句：作为山水画家，赵望云也从不画名山大川，却乐于在农民、牧民、伐木工人日常劳作的生存环境中寻找不寻常的景物。方济众所述，不仅是一位艺术家的题材范围，而且是“一个新的美的范畴”(黄胄语)。黄胄和他的师弟们在观察理解他们老师的艺术属性的同时，也在学习和建立自己的艺术属性。
     这种艺术属性的传承主要表现为“平民情结”和“从生活中淘腾画”两方面。
     1．平民情结
     不夸张地说，赵望云和黄胄思想情感基础是由平民情结相沟通维系的。黄胄投师赵门即萌于平民情感的共鸣。他说：“我们这批学生都是失业青年，首先从他的作品中得到温暖和同情。我们认为赵先生是真正的艺术家，非常喜欢他的画，所以都找到赵先生家，拜他为师。”
黄胄的出身与老师非常相似：生于贫穷落后的河北农村，逃难，幼年丧父，辍学，失业，自学，天生才华，象农民一样吃苦耐劳等等。他们对平民生活的同情，不是居高临下的怜悯，而是身历其境的情感沟通。这种情感是发自自身的，使命般的，借艺术而抒发的。
赵望云于三十年代作华北农村写生时曾发表感慨：
      走到乡下去看，平原上点缀着茏葱的林木，村落由丛木婆娑中进出，在茅舍柴扉里往来的都是些粗衣砺食工作中的男女，每一个都在忍痛挣扎中生活着。风景是那样的美丽，而村民的心情却与那美丽的风景毫不相称，这是多么耐人手味的现象啊！
       1947年《雍华》杂志第八期刊出一文“画家与时代”，署名“梁叶子”(是否黄胄笔名，待考)，对名人雅士玩世不恭者极尽贬斥。
       要做一个新时代的画家只是全追求与开辟自己的美的艺术领域，只是自己吃饱了饭便忘了那些没有吃饱饭的同胞，是不够的，他是应当和别的艺术一样，永远站在时代的前端，不是同样的可以做为时代的号角与黎明的晓钟吗?
      1935年鲁西大水为患，赵望云立即深入灾区画灾民生活惨状，在报刊发表。十年之后，黄胄亦奉师命徒步到河南作黄泛区灾民生活速写，在报刊发表。
     《雍华》创刊号刊载了黄胄的“黄泛区素描”6幅：
  　  ①《就这样活下去》，画面为在垃圾场上谋生计的三个人和三条狗，原题“垃圾场上”。
       ②《孩子快死了》，画4个灾民无可奈何地围着一个奄奄一息的病儿，原题“眼看着娃儿死去”。
       ③《救济署门前》，画5位饥饿的妇女。
       ④《黑热病患者》，画一瘦骨伶仃、鼓胀着肚皮的男孩，原题“患大肚痹症的灾童”。
       ⑤《草根养活的娘们俩，，原题“草根也可饱肚子”。
       ⑥《骨头架子》，画一皮包骨的农夫。
       黄胄为这一组速写配了短文《黄河水流向东方2》：
       在抗战初期，花园口刚决破的时候，已有十七万的河南同胞，活生生的随着涛涛的黄河水流向东南，房子地土的损失，更难计算，大后方之所以不失，陪都之泰平(在当时说)也全是咱们这群河南怨鬼筑成的血肉长城呵！
       死了的，咱先不说了，且看看没死的是怎样活着的吧！
       大家整天喊着救济，救济河南的灾民；喊着募捐，给河南的“烂民”募捐。可是看看吧，受难的人们到底得到了些啥来?纵然得到一些救济品，也是“杯水车薪”，“车薪杯水”呵。
作者在今年的夏天，曾到黄泛区去过一道，咱们见到了这群多难多灾的，在地狱里煎熬地河南“烂民”，由不得热泪淌两行，)几几乎要哭，要大声的哭!
       一个个黄胖烂肿的脸，没有一点肉的颜色。
       再不就是；皮包着骨头!
       手像鸡抓(爪)子，已经失去了手的作用。
       舌头伸到嘴唇外，斩断续续的呼吸着，这是我头一次见到“残喘”是怎么种样子。
       后来，黄胄说：“赵先生的画是从旧社会的农家苦到新社会的农家乐，是一部史诗。”其实看看黄胄四十年代画的黄泛区灾民速写，再看五六十年代的新疆人民生活速写和《庆丰收》，何尝不是从农家苦到农家乐?他们的艺术紧贴民众生活，因而他们画中所反映的变化正是平民阶层现实人生的时代变化。
      2、从生活中“淘腾”画
      画家们都在画画，路数各不相同，大约不出两类：一类是从画中“淘腾”画。另一类是从生活中“淘腾”画。同老师一样，黄胄屑于后者。
      赵望云既不倡导学生临古，也不主张摹己。黄胄说：“我们的老师不主张他的学生学得完全像他，他那时就反对临摹，整天临摹别人的作品在创作上没有自己的特点是没有出息的。”学生们的技法学习往往是临案“看”得的。
      徐庶之说：“笔墨方法都有决窍，不直接看大画家画画的过程，单凭聪明，要走弯路，不如亲眼看老师怎么处理，茅塞顿开。”
      方济众说：  “赵先生经常给我们分析作品，让我们鉴别好坏，哪儿好，哪儿不好，从方法到效果作非常具体的分析，有时还在我们的画上改一两笔。”
      技能不是“理”，而是“术”，是“要实践，要过手”才能掌握的技术方法。赵望云不仅让学生看他示范，而且坚定地要求他们到生活中去画速写，再回来把生活感受“变”成国画。学生在此过程中既要试着应用老师亲授的方法，又要自己去想办法来表达形形色色的对象。他们从一开始就训练自己的适应力，来到生活之中，不论什么对象都得设法拿下来，不论何种感受都能找到相应的表现手法。久而久之，他们已经养成在看对象的过程中就考虑处理方法，或提起毛笔“一开始考虑就是结合生活的”习惯和能力。
      黄胄在老师那里得到的主要艺术原则和技术原则是到生活中找出路。如果说学校的生活主要是模特儿，那么赵望云指引的生活是社会。面对变幻无穷的生活，学了的马上就得用，在用的过程中不断更新，学生总觉得自己有所不足，老也学不够，他吸收、补充、如饥似渴，始终处在一种不断学习的状态之中。
      这种方法好象火柴，点燃一点，它便会自己燃起熊熊烈火，又象发动机，一旦启动，它便不停歇地驱动。方济众深有体会，说：“老师引导学生进人艺术轨道就行了。教他走路，会走就行了，而不是抱在怀里，代他走路。”
      赵望云的教学原则主要是艺术道路的，而对于不同气质和秉性的学生都是由其自然发挥，各扬其长的。当方济众初到赵家时，黄胄已经画得很生动了，人物、马、驴超过老师。赵望云夸奖道：“黄胄画的驴能踢死人!”赞其画如生。不过赵望云的画路更宽、更深沉。
黄胄秉性机敏过人，乐观热情，嗜酒，爱跳舞，这些非文人的下层人民的感情素质是他与赵望云一拍即合的感情基础．然而赵望云转换为审美特质的人格个性更象泥土味甚浓的北方农民，黄胄的审美特质和内在个性更象豪放的牧民。1948年以前黄胄所画多是关中、平凉、河南等地扎着粗布裤腿的农民，当他第一次到新疆之后才找到了直抒豪情的对象。自此，尤其是五十年代终于生活在新疆之后，黄胄的个性有了最佳载体，他的个性跟新疆风情碰到一块儿了。他有了新的表现领域，大西北之美也藉黄胄豪放的笔墨开拓出一大片新的天地。
      在当今中国画坛，唯黄宵的笔像一把利斧，不是细致谨慎的锉予、锯予，而是神斧——神工鬼斧，下笔毫不犹豫，一笔不对，再来一笔，是不加思索，不加修饰的精神传达，看黄宵画画真叫人回肠荡气。他把笔墨与客观对象融为一体，把自己与大戈壁与哈萨克融为一体了。
——赵振川这么评论着他的“黄胄哥”。
     (1)他们是：
     (梁)黄寅(生平事迹见本文)
     方济众(1923—1987)陕西勉县人，著名山水画家，生前任陕西美协副主席，陕西国画院院长．
     徐庶之(1922年生)，河南光山人，著名山水画家，新疆画院副院长。
     赵振霄(长子，1937年生)著名大提零演奏家，新加坡国家乐团首席大提琴手。
     赵振川(三子，1944年生)著名山水画家，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一级美术师。
     赵季平(四子，1945年生)著名作曲家，陕西省歌舞剧院院长。
     赵振陆(六子，1950年生)画家，西安光明电影院美工。
     赵保平(七子，1952年生)音乐家，西安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