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秦杰这个名字已经多年，与他交往也有数年。尤其是近两年，秦杰的名字在报纸上的见报频率越来越多，在电视上的出镜率越来越高，在电台广播里的声音也时常能在耳边听到。我对秦杰的了解，除了观赏他的藏品、阅读他的文章、静听他的讲座之外，平时也多有沟通和交流，有时还就一些藏品价值问题向他讨教，每逢年节聚会，畅谈收藏都要超过五个小时。

       33年前，秦杰开始步入收藏。1982年毕业于首都经贸大学企业管理系学士学位，经济师。曾任北京供特食品34号供应处总经理、党委委员，北京燕京啤酒集团江南总代理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十年前，秦杰以40本红色珍品藏书感动评委，摘得北京市首届“藏书状元”的桂冠。他的藏品不但数量大，而且件件都是精品──李大钊的遗著，毛泽东的早期著作，八年抗战的地图，每件珍品都凝结着一段特殊的历史，每一册书籍都蕴含著厚重的文化。在区区两间书房的空间里，他垒起了中国现当代革命史的书籍博物馆，圈里人称其为“红色收藏家”。而今步入知天命之年的秦杰，是中国收藏家协会书报刊收藏委员会副主任兼副秘书长，北京多家大拍卖公司典籍鉴定专家，北京弘古山房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出版研究部主任，收藏类主流报刊特约撰稿人。最近又被评选为中国收藏家协会优秀会员。中央电视台“百科探密”节目，以每集25分钟、三集联播的形式报道了秦杰的收藏事迹。

      百本字帖，步入收藏

      秦杰的父母都是参加过革命战争的教育工作者，“文革”中受冲击是首当其冲。秦杰10岁时就开始了经历抄家、批斗和“蹲牛棚”的生活，1969年又随父母下放到河南省“五七”干校。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包括朱熔基夫妇都在那里接受“劳动改造”。13岁正是学习的好时光，可秦杰却无学可上，母亲便请时为养猪队长的老八路张鲁泉教他学习写毛笔字。在张鲁泉那里练字，能经常接触到一些老字帖，无形的耳濡目染，秦杰被那些老字帖里的字深深地吸引了，他经常观阅张鲁泉藏在床底下的古今字帖，这为秦杰日后的收藏打下了知识基础。
1973年，张鲁泉被周恩来任命为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秦杰一家不久也回到北京。一老一少又见面了。见秦杰酷爱字帖，张鲁泉告诉他，每年的10月15日是故宫博物院的院庆日，在这一个月里，故宫的明清字画馆展出古代的名人真迹，张鲁泉特许他到故宫观摩书法真品。于是秦杰就从看故宫的书画展览开始，对古代字画着了迷，开始收藏古代的字帖。秦杰说：“是张伯伯给了我这影响一生的机遇”。

      这一年秦杰刚刚16岁，便正式入行开始收集和研究古代的字帖和书籍。当时琉璃厂有一间老字号叫“庆云堂”，秦杰经常去那里买老字帖。秦杰当时每个月的经济来源是给哥哥每天接送孩子所得到的五块钱。老字帖在当时最便宜的是七分钱，最贵的也不过是三毛钱，秦杰用他每个月的五块钱在浩如烟海的老字帖里去寻找他自己喜爱的。

      1974年，随着国家文化政策的短暂松动，北京出现了小规模的旧书交易市场，秦杰开始大量购买廉价的字帖。“尽管只有七分钱到三毛钱一本，但很少有人买，旧书市场冷冷清清”，就在这时，秦杰开始已有了“系列化”的收藏意识，他把购买的字帖分门别类整理好，向父辈们炫耀。三年之后，当他19岁之时，他已浏览过了中国秦、汉、唐以来有500种名碑大帖。当他购买到第501本的时候，他的父亲不禁震动了，那是道光年间一位状元的珍藏，还附有另外7位书法家的题跋，确为珍品。一位颇有名气的书法家借走后甚至想据为己有，数月不还，秦杰的父亲硬是亲自登门索回。

      就这样，文化界贵人的指引和父亲的关注使他迈出了收藏的第一步，跨入收藏的大门，进而叩开收藏事业的神秘殿堂。秦杰说：“我买了五百本‘垃圾’字帖之后，终于‘入道’了，这五百本书给我搭起了知识的架子，但这仅仅是刚刚‘上路’，离一个收藏家的标准还相差很远。”视野豁然开朗的秦杰，不再局限于收藏字帖，唐诗、宋词、明代版画、清代诗作等，广而博收。旧书市场低廉的价格，加上收藏时无尽的快感和占有欲，催促他更加“疯狂”地购买古书典籍。

      尽管秦杰对典籍收藏如醉如痴，也能狠心作大笔投资，但是旧书的价格也在一路飙升。1982年秦杰大学毕业后，他在古籍收藏方面再也无法坚持下去了，不仅是因为经济上的拮据，更主要的是心理上的障碍。“一本书从三毛钱涨到80多块，没道理啊！不买！”就在这种心理的束缚下，他错过了很多的珍品。特别是1987年，内地第一次开放台湾民众到大陆探亲以后，“财大气粗”的台湾同胞大量购买古旧图书，且不问价钱高低。有限的供给与无限的需求使得旧书价格飞涨，秦杰眼盯着上好的佳品却不再购买。他在回忆这段日子时说：“每每想起错过的书籍珍品，我心如刀割，夜里做恶梦，都想打自己的嘴巴啊！”，“那时候我就是觉得旧书不值那么高的价钱，就像现在有人觉得花一百万元买一本宋版书不可思议一样。”其实，从国际视野来看，宋版书是八百年前的，手工雕版的，而欧洲十七世纪的书早已卖到几百万欧元，价格高出我们几十倍，旧书是祖先留下的文化载体，怎么会不值那么多钱。但这么高的书价，秦杰作为工薪阶层是“玩”不起的。

      收藏红色，柳暗花明

      收藏之初，明清版书籍不过今日一份报纸的价格，但到秦杰大学毕业时，古籍价格高飙，一本书从几毛钱涨到了近百元。1990年，秦杰试图走出藏不起古籍的困境，转向在近现代出版物中寻找稀见的、艺术价值高的、国家馆藏不足的、原汁原味的、能反映时代特征的革命文献，即后来被称为“红色收藏”的系列。他避热拾冷，于90年代，解放区出版物论斤出售，秦杰精挑细选，组成系列。

      由于一个特殊的机缘，秦杰带着这个想法和一份书单，拜访了收藏界泰斗、藏书大家、时任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的姜德明，结果受到了姜德明的肯定和鼓励。近代革命文献时间跨度较短，供应充足，价格也低，当时还没有引起收藏界的足够重视。姜德明是继阿英之后在民俗派藏书领域里很有成就的一个人，他给了秦杰一个很好的启示：“在近现代五四文学所形成的出版物里，经过三代藏书家的倡导，应该说被发掘得很全面了，但是新文学版本给你的理念，还有一个空当是你应该去开发的。”姜德明让秦杰利用优势去进行专项的收藏，以中国近现代史、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以及毛泽东为主线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史资料作为版本学研究的方向，做出自己的特色收藏。听完姜德明的一席话，秦杰意识到自己已经找到了具体的藏书目标。

      于是，秦杰建立了自己专项的研究方向，他又回到了少年时期大肆购买字帖时的畅快心境，“延安的出版物两块钱一册，晋察冀的每册一块钱，非解放区的刊物每册五毛钱，成捆成堆的买，摆放在床上分门别类，精挑细拣。”每逢说到这里，秦杰都会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秦杰说：“前辈藏书家引领、提携后辈的品质值得当代藏家学习，藏书与修身养性是个人的事，但文化的承传和发扬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经过七年的收藏努力，秦杰在1997年北京市举办的第一届藏书大赛中，夺得“藏书状元”的桂冠，时年为43岁。

      当时，在藏龙卧虎、文化底蕴深厚的北京城，对首次藏书大赛的角逐十分激烈。在划定的三个选区里藏书大家云集。海淀区候选人中有专家、学者，有藏书3万册的著名演讲家李燕杰，有名人夫妇吴祖光、新凤霞，也有后来当选的谢其章先生。在“东富西贵”的西城选区，其他候选人都是藏书实力雄厚，藏书条件优越，藏书数量惊人。80岁高龄的原农业部副部长，拥有农业出版方面的图书3万册，为人写序的书就有700本；现役中将、60岁的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藏书高达2万册。而名不见经传的秦杰，只是以一位普通青年的身份参加候选的。此前，上海、南京、天津都已评选过“藏书状元”，南京的冠军是36000册、上海是20000册、天津是50000册。

      当六名评委在观看了西城区前二位候选人的书房后，觉得没有必要再细看秦杰的藏书了，于是只派了市妇联的一位评委到秦杰藏书处，结果令那位评委惊叹不已，一开始说看20分钟就行，结果一口气看了40分钟。那位评委回去后，立即建议召集评委会全体成员重新评估。原来，秦杰亮给那几位评委的是40本革命先烈的早期著作，也是他“红色藏品”系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括失散多年的李大钊学术著作《史学要论》、闻一多《七子之歌》首刊原件、毛泽东晚年追寻多年未果的《政治周报》（创刊于国共合作时期的1926年，毛泽东本人主编，是毛泽东亲自编纂的为数不多的刊物之一）、周恩来早年亲自编辑的刊物等。于是，全体评委目睹了这些珍贵革命史料后，一致同意一定要让秦杰这位入选北京藏书状元。

      而在藏书比赛的展览现场，秦杰展出的革命早期史料激起了更大的社会反响。许多先烈的后人闻讯赶来，声泪俱下，没想到民间还有这样一位“有心人”在珍藏着父辈们革命的足迹。邹韬奋是民国四大著名新闻记者，1944年被追认为中共党员和革命烈士。中国新闻界设有著名的韬奋奖。秦杰收藏有邹韬奋生前著作的全部初版本（如韬奋编著的《抗战以来》等）。另外，还有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1927年至1933年全套（当时尚为报刊不分）。其前者，是秦杰在旧书摊一本本搜寻来的；后者是80年代初从原物资部一位副部长手中购得的。

     “红色收藏”，当之无愧

      不逞“量”多，而以“质”取。秦杰在收藏品市场上，他独具慧眼，较早地步入红色书报刊收藏的行列，脱颖而出，并成为领军人物，他现在是我国著名的革命史书籍收藏大家。秦杰的主藏包括：毛泽东早期文献、革命历史文献、抗日战争史料、新文学版本书及古籍、工具书等，收藏精品在1万件以上。尤其是他的红色藏品填补了我国近现代革命史的一大空白。其书房可谓四壁生辉，李大钊长子和孙毅将军等给秦杰藏书屋均有题词。

      作为毛著收藏“四大天王”之一的秦杰，仅1942年以前，毛泽东共出版了40余部著作，秦杰如数收藏。毛泽东的这些早期著作珍本，大多数为国家馆藏所没有，其中有些已是存世孤本，可以轻松地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由于在革命战争年代，众多印刷出版机构印制过不同版本的毛泽东著作，而且毛泽东本人也不断地修改自己的著作，于是便形成了一个毛泽东著作早期珍本的系列收藏品，这个系列的收藏品应当说是价值连城。因为难度有二，一是革命战争时期的出版物，流传不易，当时流传就少，经过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再传下来，就更加不易。二是毛泽东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读物，而且讲的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这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日本占领区是禁书，被查抄出来要坐牢和砍头的。1945年日本投降的前几天，新四军在苏南抗日根据地的芦苇荡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集第一册，正是因为新四军在抗日战争最后几天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这一卷的珍稀程度就更高了。2001年、2003年在北京中国书店，这一册珍品两次上拍，价格均在7500元。毛选第二、第三、第四卷的出版都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了，寻找的难度相对小些。即使1947年年底以前的毛泽东著作品相完好的普通版本，拍价都在一千元以上。

      1926年1月，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兼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编辑出版了《政治周报》1至4期，上海冯建忠有此创刊号，北京秦杰有其第4期，这一期上面有毛泽东的3篇文章，共计1万字，经查，国家图书馆亦无此珍本。另外，秦杰还藏有最早刊登《毛泽东自传》（第一章）及“毛泽东夫人何其（贺子珍）女士”一文的原版《文摘》杂志（1937年8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二期，复旦大学文摘社编）和《文摘战时旬刊》1937年第1—6期）。现在，藏书界都异口同声地说：“写毛泽东，找北京秦杰就行了”。有一次，《光明日报》系统急需一篇全面介绍毛泽东早期出版物的长篇文章，报纸排版在即，秦杰连夜赶写文章替《光明日报》社解了围，并配有原汁原味的插图。

      秦杰在收藏实践中感到，收藏有关毛泽东的文献，需要有丰厚的革命史知识，否则即使碰到珍贵的文献，也可能在无意间错过。此外，作为藏家，还要熟知各地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收藏状况。所以，秦杰能随口说出任何一本毛泽东著作的馆藏地址和收录情况。

      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是受到三本书的启发走上革命道路的，它们是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路明灯’，即《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但其实第二本书的原名应是《阶级争斗》，恽代英翻译，是毛泽东本人记错了书名，难怪中共党史研究机构在全中国范围内查询，也没有找到，因而无法完整地收集到作为毛泽东“指路明灯”的三本书。而这一难题却被红色收藏家秦杰破解了，秦杰经过长期关注和着力搜寻，终于找齐了这三本书，填补了国家馆藏所缺失的重要文献。

      上世纪80年代后期，秦杰在南宁古籍书店发现了毛泽东当年读过的那本《共产党宣言》，其版本是新青年丛书的第1种，《共产党宣言》的第3版；恽代英翻译的《阶级争斗》一书，新青年丛书的第9种。著者考斯基，32开，200多页；《社会主义史》，1920年第1版，上下两册，共600页，为英人著作，李季翻译，蔡元培作序。上世纪90年代在北京琉璃厂购得。马克思主义的普及读物——《共产主义ABC》，是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曾读过的一本书。此书为新青年丛书的第11种，1920年底初版。1998年，秦杰在上海文庙花5元钱买到了这本书的再版本——1921年3月第二版。当时，人们对版本的先后还不大注意。其实，国家图书馆中并无此书前几个版本的记载，现只有1926年版的《共产主义ABC》。而此时，毛泽东、邓小平等早已成为较成熟的革命家了，他们的革命启蒙读物绝不会时间较晚的那本版本。

      如果说，现在已成为气候的红色收藏，在十年前人们还很少有人问津和认可的话，而秦杰的红色收藏早在十年前就已不是一两本的点缀，而是倾其所有来寻找，将其藏成系列了。

      以各种革命史料而言，内有革命领袖姓名的早期同学录，也是秦杰红色收藏的一个特别系列。其镇宅之物——1919年《南开中学同学录》，青年周恩来的名字赫然在目。此册“同学录”北图、革博、南开中学、周恩来纪念馆均未有藏。而秦杰慧眼独具，仅以几十元钱就在琉璃厂旧书店购得。《北洋工学院同学录》收录有革命先烈张太雷之名，秦杰费尽周折才得到此书，上面还有烈士之女张西蕾老人亲书的八个字“先父大人永垂不朽”。《西南联合大学校友录》内“教师名录”一节，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冯友兰执鞭于此；曾获诺贝尔奖的杨振宁，19岁即毕业于该校。《北京大学同学录》秦杰按年代系列集存，册中文化名流、学界泰斗数不胜数。由于中国新式学堂仅有百年历史，各名校所印“同学录”存世罕见。

      秦杰还重点收藏和研究中共建党前的出版物（一般指1898年—1921年7月1日），目前已收集到200多种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珍贵文献。清未民初放眼向洋看世界后，许多新思想，新学派都涌入中国，既有罗素、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论、法西斯、保皇党派，也有马克思基本原理、十月革命等，如同打开了窗户，苍蝇、蚊子都进来了，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不是独立完成的。包括李大钊在向学术界、思想界介绍新思想时，也有一个解放思想的过程，经过筛选，最终他接受了最精华的东西，即马列主义。而收藏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史料，则有助于理清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脉胳和过程。

      在民国早期，有四大报纸《晨报》、《民报》、《申报》、《民国日报》均办有副刊，而由国民党左翼创办的《民国日报》（该报在1927年大革命后沦为右翼报纸），其副刊《觉悟》是解放后唯一没有复制过的，当时该副刊随报赠送，故存世量少，不易寻找。秦杰则有幸得到了《民国日报》副刊《觉悟》60份。其中1924年4月的一份副刊，刊登了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张太雷(既是中共驻莫斯科特派代表，又是驻苏著名记者)的长篇报道，有1万多字，是一篇文学性很强的报告文学。这篇文章报道了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为苏联革命领袖列宁守灵的实况。张太雷是中共早期见过列宁的人之一，而这篇文章在《张太雷文集》并未收入，可见这份列宁逝世当年、当月的报纸是一份重要的“存史留珍”。当中央纪念张太雷诞辰100周年之际，秦杰拿着刊有张太雷文章的报纸复制件，给其女儿张西蕾看时，张西蕾激动地对秦杰说：“这件珍品是唯一能看到的先父存世实物了。我愿为这册珍籍跪下，感谢您了。”

      秦杰还收集到了中共最早的一本党史《支那共产党史》，此书是1932年在东北用日文出版的，内有175件中共文件，里面内列有邓小平的名字，称“邓希贤，学生出身”。上海海天出版社1932年编辑、1933年出版的《现代史料》一书，其上篇、中篇也有数万字介绍了中共一些著名人物的小传，其中有朱、毛的起源，贺龙、二沈（沈雁冰，即茅盾；沈泽民，其弟，后牺牲）、郭沫若、张国焘等，以及已死去的共产党人。

      有关抗战史料，抗战期间国共都有很多出版物，根据出版难度、流传难易和书刊内容来看，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中共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为主的书刊收集最难，也最珍贵，因为这里印刷、出版条件差，抗战中大本营移动不定，加上战争中坚壁清野等，存世量极小；第二类是全民抗战、大后方和正面战场的出版物；第三类是日文的证据类，歌颂或客观反映战争的。日本是一个出版大国，是一个热心收藏的民族。日本人没把这些印刷品毁掉。重点要日本画报中反映侵略烧杀抢掠的内容；中国战争区内主要城市建筑今已不存的，如南京中华门，还有重大历史事件的景观，如日本人在上海外滩扛刺刀的照片等。对于以上三大类的抗战史料，秦杰都有收藏，总计为2000册。

      其中，抗战时期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出版的红色出版物，秦杰藏有1000册。这包括：周恩来等著《怎样进行持久抗战》一书，1938年3月抗战知识社出版，读书生活出版社经售；毛泽东抗日著作《论持久战》单行本初版；胡愈之编的《苏联革命与中国抗战》（1937年生活书店版）；新华书店印行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介绍》；线装本的《救亡文选》；延安《解放周刊》1938年、1939年有47本；八路军在平谷作战纪录；董纯才编写晋冀鲁豫边区教育厅审定的《战时新课本》（振华石印厂1945年初版，32开土纸）；《国共两党抗战成绩比较》（1946年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八年抗日战争中边区人民损失状况及救济工作的两个重要文件》（1946年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 晋冀鲁豫边区分会编印）；《杨靖宇和抗联第一路军》1946年东北书店初版）都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1939年5月英商文汇有限公司出版部出版的16开精装本《文汇年刊》，刊有中共领袖毛泽东、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的照片；陈文杰编写的《抗敌将领印象记》一书，刊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贺龙、项英、林彪、叶挺、徐向前等人的介绍，该书1938年由战时读物编译社出版，1938年2月再版；《关于部队教育工作》小册子，由肖向荣编写，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于1943年2月20日印发，该书是由八路军印刷厂印制的非卖品，经过多年战乱流传至今十分不易。1938年出版的民族解放青年丛书之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是我党、我军对干部的培训教材。1937年分别由大公报、战时出版社出版的《西线风云》和《西线血战记》（战时小丛刊之八），均由长江、小方、溪映、秋江等编著，书中记述了我八路军抗日健儿与日寇浴血奋战的事迹。

      此外，日文资料中也有中共抗日的史料，如1932年2月由满铁印制的《支那共产党史》，是由日本人大冢令三编著的，出版有中文本；日本人水谷国一编的日文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史》，由中国大连南满铁调查部于1939年7月（昭和十四年）印制，为大32开改精装本，共414页，收入1934年“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毛泽东书信、中共中央文件、新华社文稿等大量中共重要文献。孙毅将军、王诚汉上将还曾在这件藏品上留下了签名。

      有关抗日战争的其他史料，秦杰也有1000册。如《九?一八安徽二中学抗日救国会告同胞书》传单原件；抗战小丛书之《抗战与防空》（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主编，商务印书馆1938年1月初版）；《伪组织政治经济概况》1943年商务印书馆初版）；《日本侵略下之工商地志》（上海华风书店 1932年双十节出版，小48开）； 1945年6月油印的《北平文物保存保管状态之调查报告》原件，整开大幅的《日本受降彩绘宣传画》原件。《上海抗战一月》（1937年出版）；《八年抗战》（我们的祖国小丛书）；《航空救国》（国民航空协会编印）；《抗战五周年纪念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1942编印）。

       还有《抗日救国歌曲集》（1932年国民党浙江党部编）；1937年以茅盾、巴金为编辑人、发行人的《烽火》周刊，为译文社、中流社、文季社联合创办的抗日刊物；1937年9月出版的《良友图画杂志号外?战事画刊》；由多位著名画家合绘的彩色《中国空军血战日军画册》；1937年11月出版的《血战画报》；1938年7月由通俗读物编刊社编辑、生活书店发行的战时通俗读物〈《大战临沂》（连环画），由王鸿庥编写脚本，王建铎绘图；《抗日战争日志》为国民党著名将领陈诚所著，1946年出版；1947年7月7日由南京中央日报编 辑的16开本《七 .七抗战纪念特刊》；《抗战八年木刻选集》（全国木刻协会选编，16开精装）等。

      尤为珍贵的是30多期《中国的空军》月刊，其中刊有大量中国军队英勇抗击日军侵华的作战事迹，如1938年第3 期刊有“二?一八武汉空战大胜记”、“空中英雄刘粹刚击落敌机十一驾”等文；同年3 月1日第4 期刊有“首开击落敌机纪录”、“空中英雄高大队长”等文；第5期刊有“击落敌机八十驾的第四大队”的大幅画作；1938年4月11日出版的第8 期，刊有“八百尺低空轰炸上海虹口日本兵营”及“空军勇士阎海文”的照片等；同年4月21日 第9期刊有“俘虏准原三”、“川原中尉战毙记”等文；抗战胜利后的第112 期《中国的空军》（1948年3月出版），内文有美国反法西斯空军英雄“陈纳德空运大队——陈纳德、陈香梅上海结婚照”的历史存照。
 
      反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史料，秦杰的藏品有1938年出版的《世界大战与中国抗战》；由邓尼索夫中校编写的《搏战着的苏联空军》（中文一卷本），1944年莫斯科出版；1945年上海苏商时代社印行的《史大林言论集——论苏联卫国战争》；由劳荪队长著、徐迟、钱能砍译的《轰炸东京记》（时代生活丛书第五种），为时代生活出版社1943年12月初版本；1942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印发的世界文学名著《被开垦的处女地》，梭罗珂夫著，周立波译本。

      此外，抗战时期的地图，也是秦杰收藏抗战史料的一个分支。目前，他已收藏到上千种日军侵华军用地图。秦杰收藏的侵华日军进军各省地图和各主战区军用图多达300种，可以自成一系列。另外，秦杰手中的165幅日军侵华的“山西全境连接图”也尤其珍贵。这是1938年至1939年间，日本关东军绘制的军事地图，上面标明有平型关战斗、太原会战、忻州会战的地理地貌。有一张抗战时期“孤岛”上海阐北区地图，原来花3000元购得，现在有人出8000元欲买之。身在海外的抗日老兵，就曾试图从秦杰收藏的老地图中，寻找半个世纪以前的故乡原貌；一些古建专家也在秦杰收藏的老地图中找到了恢复重建某一古建筑的依据。2001年春节期间，秦杰在报国寺得到一个重要的收藏线索，由此发现并收购了三批日军侵华老地图。当时，秦杰闻讯后驱车赶到天津郊区卖家那里，第一批一次性购得10张五万分之一的“日军侵华地图”。第二批寄来的老地图中有抗战主战场的内容。第三批抗战地图收到后，著名地图收藏家杨浪在报上看到消息与秦杰联络，秦杰忍痛割爱，让给了藏友同好三张。

      除了红色收藏这个重头戏之外，秦杰还拥有3000册工具书，1000册古籍和500册新文学书刊。“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阶段，产生了许多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书刊，秦杰收藏有《少年中国》（1919年7月，李大钊主笔），《少年中国学会》会刊2卷上合订6册，当时以400元购入。这个合订本中有李大钊、向警予、恽代英、肖楚女等多位中共早期人物的文章，最为珍贵的，里面还有李大钊与周恩来在北京陶然亭公园第一次见面的历史记录。又如，1919年至1937年间的新文学作品，有些是“双料”人物，象瞿秋白，既是中共党的早期领导人，又是新闻学的主将；象李宗仁，既是抗战派，又是反共派，他的抗战言论言行实录则很值得收藏。还有《悲壮的五月》（1926年，广东）、《五四在北大》（北大风雨社编，1947年）及《五四三十周年纪念专辑》（1949年，新华书店）等，都是有关五四运动并极具史料价值的藏品。著名诗人冯至在世时曾造访秦杰，当他见到了自己当年发表处女作的刊物《沉钟》杂志，感动得泪流满面。

      勤奋笔耕，硕果累累

      笔者注意到，这几年来，越来越多的报刊登载秦杰越来越多的文章，尤其是在收藏界的主流媒体“四报四刊”上，秦杰更是常常露脸，若加上笔名的估计更多，其发稿量比一个专职记者的发稿量都大，所写文章也更有深度、广度和力度。

      秦杰写稿的最大特点是动笔勤，产量大。据他自己统计，现已发表藏书史话、书话等收藏类文章1700余篇。2005年发表文章274篇，其中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文章86篇，造成相当影响力；报道山东济南张惠民收藏毛泽东抗日著作《论持久战》单行本初版的消息，由新华社发了通稿，全国至少有60家报刊采用。2003年，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他就刊出36篇文章、数万字，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日那天就同时有6篇文章见报。2006年，秦杰的发稿质量又创新高，其中，发表纪念长征胜利文章28篇，共计13万字，万字以上的作品就有9篇。

      秦杰写稿的第二个特点是，重头文章比重大，文章紧贴历史重大事件多，写作前的策划点子新，因而获奖作品也多。在著名藏书家唐弢等人出版的书话合集中，就收有秦杰的10篇文章；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时秦杰发表了长篇收藏文章；在纪念中国电影百年活动中，秦杰撰写了“中国电影中的60个第一”的系列文章；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秦杰又帮助《中国收藏》杂志等策划了相关的大型选题，并撰写多篇长文。如《中国收藏》上的长征纪念专题多达70页，除有7页是秦杰名义的之外，其实还有一些署名文章是秦杰代写的。为实施这一大的策划，秦杰帮助杂志社召开了三次专门的座谈会，使长征纪念专集的内容更加丰满，触及到徽章、连环画、国家博物馆馆藏、海外收藏及红色藏品文化缺位等多个侧面。

      国庆来临，秦杰则推出介绍建国以来报刊上国庆专刊的专题；春节到了，秦杰又以“收藏糖纸”为欢渡春节做“甜蜜的回忆”——小时候，只有过去春节的时候才能吃到糖，所以糖纸便成了收藏品。解放后的经典文学作品“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和《创业史》)，受到收藏者的青睐，秦杰便以此为题作长文，并配以这几本初版书的精美图片，图文并茂地展示给读者一个令人难忘的革命文学时代。在“纪念北京建都850周年”征文、“北京图书节”征文、“纪念毛主席诞辰110周年”全国征文中，秦杰的文章均获得了一等奖。下一步，秦杰已瞄准了2008年的奥运体育专题和2009年的国庆60周年大庆专题，还有一个是老照片专题。

      秦杰写稿的第三个特点是，文思敏捷，观点鲜明，言之有物，文笔流畅，有书话散文风格，其短文也颇见功力。这些都是他长期练笔，潜心向散文大家唐弢、黄裳学习的结果。

      秦杰告诉笔者，他在写收藏类文章之前，曾于80年代在《经济参考报》等发表过约300篇翻译文章，这是他从国外杂志编译的介绍美国沃尔玛大卖场和新型超市的系列文章，较早引进了超市、物流等全套的市场经营理念与管理方法。那时，秦杰曾尝试过这种新的商业模式，担任了中国第一个“超市”的经理，早在1983年就开始为在北京的146个外国驻华大使馆（三里屯北使馆区和日坛南使馆区）配送商品，后来又建立了为亚运会服务的食品配送中心等。

      秦杰写收藏类文章刚开始“出道”时是这样的。1996年，在《旧书交流信息报》创刊数月后，秦杰在上面发表了第一篇文章《藏书是福》，大约有1200字。从此后，一写而不可收，这一年他在这份民间小报上发表了40篇东西，几乎期期都有，最多时1期上竟刊出4篇，藏友称秦杰发文章练手时就是铺天盖地的。这种景况一直延续到2000年5月，一共发了约计400篇。所以，当新的《旧书信息报》在创刊前5个月，就已向老作者秦杰约稿了。后来更名的《藏书报》报，仍在刊登秦杰的重头文章。

      有了这些写稿经验之后，秦杰开始采用“农村包围城市”之法，从周边省市报刊向大众传媒时代的北京大报大刊挺进。现在，秦杰在全国四家收藏类新闻媒体出任特约记者，给20家报社提供专题文章，其中有8家是签约的，有的报社一周打3次电话向他要稿，一时间忙得不可开交。象发行量极大的《中国电视报》，也刊有秦杰近2000字的收藏文章。最近，秦杰又开了网上博客，吸引了大批的收藏爱好者，他每天往博客里上很多东西，成了秦杰收藏文章展示的又一个大平台。秦杰说：要在收藏界争得话语权，通过媒体发表文章、表达思想、展示实力，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为此，秦杰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写作，但已知天命的他，每天必须午睡，这也成了习惯。

      研究收藏，走向专业

      秦杰说：搞收藏不能满足于收到了精品，也不能满足于写一些藏品介绍类的平庸文章，收藏的最高境界是研究。要通过对藏品的研究来印证历史、考证历史、纠正史实、丰富史学，从收藏学的角度为中国的历史研究做出贡献。为此，秦杰特别关注书报刊藏品对重大历史事件的佐证，以及通过藏品对重要历史人物进行研究。

      历史教科书上一个普遍的说法是，斯诺最早作了有关红军长征的报道，即“1936年6月，美国记者斯诺进入陕甘宁边区，受到毛泽东等会见。1937年10月，斯诺在英国出版《红星照耀下的中国》，首次向全世界全面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经过。《红星照耀下的中国》曾于1937年2月后陆续发表在英文报刊上，在西方世界产生影响。”

      而秦杰则依据自己从孔夫子旧书交易网上淘到的一本美国《生活》杂志（1937年1月25日出版，共计8个页），证明上述这段关于长征报道的话是错了。秦杰现经考证发现：该刊中介绍红军长征的图文报道，是斯诺提供的图片，史末特莱的文字。第一，红军长征首次见诸国外报道不是1937年2月，而是1937年1月25日，第二，最早作文字报道的记者并非斯诺，而是史沫特莱。这本杂志中的7面为一完整文章，英文3万2千字，是有关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延安的长篇报道，文中还直接点名了毛泽东、朱总司令和周恩来，这是在别的文献中所没有过的历史记载。另外，这本杂志中还有24幅精美绝伦的图片，图像印刷的清晰程度简直可以还原成照片，包括在毛泽东戎装像右上角，有一个清晰的英文时间，1937年1月25日；而毛泽东这幅戎装像右下角，则有一行可以辨认的字：“曾悬赏25万大洋缉拿”。这些蛛丝马迹的丝索，是秦杰经过七、八个小时研究后得出的结论。于是，这件珍品就成了去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胜利70周年的最好礼物。因为，关于长征的文字记载，可以说片纸就顶一件珍贵文物。虽然这件东西只有8页纸，而且还是残品，但由于长征的艰苦卓绝和条件恶劣，造成了红军长征过程中没有出版物，长征的物质遗存严重缺乏，甚至1936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的第一本党史资料中仅仅只用了十三个字形容长征：“…..西征，战略转移，红军会合”。

      时值网络征文，秦杰随手写了一篇此次淘宝的经历，正巧一位网友在回帖中给出一个链接，秦杰点开一看，正是美国《生活》杂志网站，而在网站过期旧刊销售中，正好剩一本1937年1月25日刊，售价100美元。大喜过望的秦杰立刻联系亲朋好友，最终委托一位到美国出差的朋友把此刊购回。2005年，秦杰在《中国文物报》以《收藏那个伟大的传奇》为名写了一篇6000余字长文，就长征报道一事进行专门论述。引起党史研究者的极大关注。秦杰说，不涉其他，单为这一件藏品所写的文章，稿费就数十倍于购藏品时所费。而这种从研究中创收的模式，正是秦杰拒绝“以藏养藏”的支撑。

      2003年10月，秦杰受聘中国社科院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科研项目“毛泽东著作在中国与世界”科研组。三年多来，秦杰参与了由闻立树教授挂帅的“毛泽东著作版本学术研究”。为此，秦杰代表国家课题组先后到郑州、济南、新泰、天津等地，就“毛泽东著作版本普查”事宜，考察了杨翔飞、柏钦水、张惠民、李强、陈永祥、缪志明等收藏者的毛著早期版本收藏情况，对入书珍品进行了筛选、拍照和笔记，当地媒体作了报道；并与北京杨群山、金铁华，上海冯建忠、辽宁张存祥等交流了毛著普查情况。从民间普查到的毛著早期版本共计471种。另据“毛泽东著作早期珍本全国文物普查”结果，经清查全国各地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和60个大专院校图书馆的馆藏，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以前的毛泽东著作早期出版物，国家馆藏共有1730种，加上民间收藏的总计2200余种。根据这些调查成果，包括秦杰在内的项目组成员，正在积极整理有关资料，编写出版“毛泽东著作早期版本”的文字专著和图录。

      秦杰还把更多的收藏研究成果，转化成了一个个大策划与大文章。他说：“文章也要打品牌。在写作中研究，在研究中写作，才有利于教学相长。”

      秦杰通过研究中共出版史上一些鲜为人知的东西发现，“毛刘周朱邓”对“毛泽东思想”脉胳的形成各有贡献。例如，关于“抗战要打持久战”的思想，是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最早提出来的，周恩来最早把这种思想写成文章《怎样坚持持久抗战》，发表于1938年3月（《怎样进行持久抗战》一书为周恩来等著，1938年3月抗战知识社出版，读书生活出版社经售），文中指出，中共在政治和军事上应当怎样做。毛泽东则是先在座谈会上讲过《论持久战》，然后于1938年5月在《解放日报》发表出来。因此，“论持久战”是中共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毛主席是全党、全军的领袖，所以就把毛泽东摆在了前面。而毛泽东本人的重要贡献在于，毛泽东的文章概括性更强，哲理性更高，提炼出了许多经典的战略战术，如“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消灭敌人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以延安解放区当时的各种出版物为依据，从收藏角度进行研究，就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再有，抗战八年是全民抗战，不是中共独立抗战。中国军队为民族解放也做出了贡献。如南京《中央日报》特刊也刊登了大量将领和官兵英勇抗日的英雄事迹，如台儿庄战役。在谈到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时候，就不能不顾及这一点。这是秦杰从研究大量抗战史料中所得出的结论。在极左思想的禁锢下，对于正面战场参与的全民抗战提及很少，没有完整地反映历史原貌，近几年的官方现代史研究，在这方面已有所突破，接近客观求实地反映全面抗战史了。为此，秦杰对“白崇禧抗战”的史料就很注意收集，白崇禧之子白先勇又是台湾的大文学家，所以白先勇的资料也在收藏之列。将来，这些东西在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进程中大有文章可做。

      秦杰之所以较早地倾心于红色史料及何思源专题的研究，是因为秦杰的家庭与革命历史有着不解的渊源。秦杰的姥爷是留英学生，1936年的一级教授；何思源是1933年的山东大学教授，他俩同为当时学界教授，是师兄师弟的关系，但那时秦杰姥爷的学术名气还要大于何思源一些。除了这一世交之外，秦杰的父亲是北大理学院学自然科学的进步学生，在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的学生运动中，成为学联负责人，是1948年以前入党的北大中共地下党员，当时秘密印刷和散发了大量学运宣传材料。而且，秦杰的父亲还把同情学运的姥爷介绍给了中国共产党。可惜的是，文革中秦杰的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家中存留的当年革命史料全被抄光，全家于1969年下到了五七干校。秦杰小时候和哥哥姐姐一起，常听父母讲起这段革命历史，于是，对于革命历史的深厚感情就这样传承下来，仅管一件实物都没有，却激发了秦杰对收集革命史料的热情。所以，秦杰最初步入红色收藏，是从收集北平地下党和平解放北平的学生运动早期史料入手的。目前，秦杰所收集到的北平学运资料中，对北大、清华、燕京等进步学生的学运活动，有着较完整的记载。

      另外，有关台湾的1947年“二二八起义”，秦杰手中有4份当年的珍贵史料。

      第一件是“二二八起义”几天后、即3月初出版的《台湾民主同盟告台湾民众书》，此件于上世纪90年代以80元从地摊购得。这件珍品为横16开单面，竖排字，内中提及要求言论自由、要求处罚杀害台商的暴徒，要求开放市场和便利民生等五点要求，从中可见其中心意思是讲反对国民党暴政，文中并没讲到要求台独，更不是李登辉、民进党所鼓吹的“这是台独的先声”。

      第二件是上海《新民晚报》印发的“台湾二二八事件号外”，以120元从网上购得。这个号外为横32开，单页，正文大约有1000字，文中记述了台湾民众在武装起义中与当地警察及台湾公署的武装冲突情况。

      第三件是1947年3月14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这张报纸的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延安声援台湾二二八起义的专题文章，文中对国民党派正规军（此时国民党军已占领了台北）在码头用机枪扫射起义民众，进行血腥大屠杀的行径进行了谴责。这就表明了中共中央对台湾二二八起义的明确态度，而且是正面的，积极的。尽管当时中共还不是执政党，但这一历史性的表态对于阐明中共关于“台湾是祖国大陆一部分”的立场，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秦杰说，此件珍品是他成批从浙江买来的275份原版延安《解放日报》（为1941年至1947年间的散报）之一。而这批延安根据地老报纸原来的拥有者就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原浙江省委宣传部的一位负责人，当他去世之后，其子出卖了这批老报纸，幸被秦杰所得。

      第四件是香港出版的《台湾二月革命》一书，这是台湾二二八起义一年以后的1948年2月，由从台湾逃出来的民主党派人士和共产党员合写的，反映了当时起义的真实情况和许多细节，此书为32开，160页，秦杰从上海旧书摊淘到。

      在前年纪念“二二八起义”之际，秦杰图文并茂地把这四件件藏品发表出来，从收藏的角度为祖国统一提供了历史依据，对台独论调予以回击，用铁的历史事实证明，台独论者提出的论据是站不住脚的。这篇带有历史研究性质的文章发表以后，在国内外产生的强烈反响，香港报纸、美国侨报等纷纷转载。

      秦杰在阅读延安时期出版的文艺作品、报刊文章时，与文革后不久编辑的《延安新文艺大系》系列丛书进行对比时发现，“大系”丛书中的回忆性文章，多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水份不少，也有未考证说错写错的情况，或是记忆不清搞得张冠李戴的。其中对《白毛女》、《黄河大合唱》的提法就有不实之处。秦杰从延安史料中得知，当时的中宣部部长凯丰，还曾兼过新华书店总经理呢。由此，秦杰得出判断，文革中和文革后一个时期出版的史料，多有不妥之处，历史学术价值低，引用须慎重。而1951年出版的《中共30年史》可信，1957年以前出版的《红旗飘飘》可信。另外，对于互联网上的东西在选用时也要慎重，因为网上往往急功近利，导致错误数据百出。远在西安的文史研究部门得知秦杰拥有数百种延安时期的文献资料时，特邀秦杰参与《陕西出版史延安卷》的写作。

      秦杰说：珍贵而稀有的书报刊藏品是重要的出版资源，它象一座富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尤其是民间收藏所拥有的中共早期红色史料，国家的博物馆、图书馆也不全，因为民国时期不是共产党当政，官藏中不可能藏存共产党的东西。对于这些宝贵的红色史料，要从出版史角度从中深入挖掘更多的重大研究课题和出版选题，这是需要志士同仁共同来做的一件大事情。秦杰表示，他的资料完全可以向同好开放，不提任何要求。“因为你用我的材料是替我宣传。六年前请人家来人都不来，现在不请自来，哪有拒客之礼。”

      提到收藏界已有很多人出了专著的问题，秦杰表示，自己一直奉行“50岁以前不写书”的观点，因为此前的藏品不够精，行文不够美，话说得比较满，结论或有误。如果是光出一本“名片式”的书，是为了满足送人的虚荣心，自己看来大可不必；如果光是“书影”一类的集合，深度不够，也没多大意思。如今已年逾五旬的秦杰，终于有了自己的出书计划。第一本肯定是围绕“红色收藏”的主题，使之形成一部总结红色收藏品市场的参考工具书，以期对市场能有一点实际的指导作用。全书构想在30万字以内，包括拍卖篇、市场篇、对话篇、藏友篇等，内有150幅黑白图和50幅彩图，预计年内会面市的。

      为了向更高的收藏研究目标迈进，向“高精尖”的收藏与研究方向发展，秦杰还在抓紧充电，争取学习更多的史学、新闻学、版本学、目录学方面的知识，进一步加大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含量，力求在三、五年间取得更多、更大的收藏研究与写作成果。

      展示珍品，鉴定藏品

      早在1998年，秦杰的珍贵展品就在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图书展中亮相，并获得金奖。2002年，秦杰在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厅举办了“纪念毛主席诞辰”个人藏书精品展，当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玉凤和一批老将军，以及毛主席的女儿等，看了这一展览倍感亲切，给予高度评价。在北京报国寺举办的纪念“为人民服务”发表60周年展览，也是由秦杰策划，并提供《解放日报》刊有张思德牺牲和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一文等珍贵展品。

      2004年9月18日，为纪念“九?一八”侵华战争爆发73周年和抗日战争胜利59周年，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主办、中藏协书报刊藏委协办的民间藏书家抗日史料精品展在卢沟桥抗战纪念馆举行，国内抗日史料收藏“四大天王”之一的秦杰，在所藏两千余件抗日文献中选取近百件藏品参展。其中有一批从北京旧货市场一件件寻觅来的《中国的空军》月刊，现已找到前48期的33期，上面刊有大量中国军队英勇抗击日军侵华的作战事迹，是中国人民全面抗战历史的珍贵见证。还有许多藏品为首次披露。如日文版《天津——石家庄间新设予定铁道线经济调查报告书要旨》，此书为秘级本，出版于昭和11年7月，由哈尔滨铁路学院日人松山信辅著；还有桐城人尹寿松编纂的32开精装本《中日条约汇纂》（附各国公约），于1932年2月由东北外交研究委员会发行。这些珍贵藏品令各界参观者惊叹不已，尤其是来自中国和外国的数百位抗战史料研究专家在开研讨会期间，专门看了这一展览，令其大开眼界。一位年过七旬的泰斗级专家感叹地说：“这里展出的实物，我有70%是没有见过的。由此可见，民间收藏的力量之巨大。今后，民间抗战史料与官方研究相结合将会大有前途，这对于进一步深化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极为重要。”

       2005年，由秦杰策划，发起组织了“全国藏书家抗日文献巡回展”。第一站于4月28日在河北文学馆开幕。此时正值五一期间，来自石家庄本地的数万名中小学生、共产党员和来自北京、上海、河北等地的文学界、收藏界、文博界众多作家、专家、学者、媒体人、收藏大家和书报刊收藏爱好者，参观了这场院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历史文献、红色书报刊收藏暨河北文学史陈列联展”，社会影响很大。“全国藏书家抗日文献巡回展”的第二站，于6月14日北京潘家园文化市场拉开帷幕。在这个为期数月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红色藏品展”中，不仅收藏爱好者络绎不绝，而且许多单位组织大批党员、群众前来参观，对党员先进性教育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此，此次展览活动得到北京市委、朝阳区委和当地街道、潘家园社区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一致好评。12月16日，“全国藏书家抗日文献巡回展”的最后一站，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全国红色收藏精品展”中进行。众多参观者和新闻媒体对秦杰等提供的红色书报刊精品颇感兴趣，秦杰在展览现场接受了多家电视台和报刊媒体的采访。秦杰以策划与实施“全国藏书家抗日文献巡回展”的突出成绩，荣获《中国收藏》2005年度最佳展览奖。

      每次组织收藏展览，秦杰总是从始至终地在展览现场为参观提供讲解服务。他一遍又一遍地向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和采访记者，一一讲解自己的藏品。“红色收藏是我的专项”，一谈到藏品，秦杰总是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他说，这种场合是传播收藏知识和扩大藏品宣传的好机会。社会的收藏热，就是靠这样一个个的收藏热心人给烘起来的。

      每逢遇有收藏展或讲座，秦杰都会与收藏爱好者进行零距离的接触，热情解答他们提供的各种问题，义务对其带来的藏品进行鉴定，碰到是假货时，秦杰总要说明其依据原由。有时，来自外地的藏友背来一大堆书让他鉴定，他也不厌其烦。碰到这种情况，他总是说：人家大老远来的求上门，你能不接待吗！平时，不论是通过中国收藏家协会和藏友介绍，还是慕名摸来的咨询者，秦杰都一视同仁地热心解答问题。

      秦杰之所以能有本事给人家的藏品做鉴定，受聘为北京几大拍卖公司的典籍鉴定专家，是因为他几十年来一直在收藏品市场上摸爬滚打，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有的人搞了40年藏书没摸过宋版善本书，而秦杰过眼的宋元明善本书也在600种之多。再有，自打中国书店搞书刊拍卖至今十几年，秦杰场场都在场，见证了旧书拍卖价格演变的全过程，从而对古老旧书有着宏观的把握和微观的了解，并写了10余年的拍卖分析点评。长期目睹书刊拍卖和系统自学古今文史、新闻、出版、书籍、版本和收藏方面的知识，对于秦杰提高自身的鉴定水平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讲座收藏，坐客荧屏

      秦杰不但藏品精、写作勤、展览多，而且近几年来，还经常给书友办讲座，在电台、电视和网站上谈收藏。秦杰，先生讲起红色书报刊专题总是如数家珍，议论风发；他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把红色收藏讲得内容丰富，实用有趣，让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他讲起藏书知识，也是头头是道，谈笑风生。听过他讲座的人都会有这样一种体验：秦杰讲收藏不是空泛而谈，而旁征博引，左右逢源；他讲收藏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实战实操，讲到兴致高潮时，他往往口若悬河，情绪激动，很难刹得住车，言谈话语间流露着一名“藏痴”执着的追求。

      2004年，在中国收藏家协会书报刊收藏委员会与《旧书信息报》在河北石家庄合办以“革命文献、民国旧书、老报刊收藏”为主题的首场收藏讲座上，秦杰等专家主讲，远自甘肃的藏友都自费来听。国庆节前夕，秦杰在中央电视台畅谈国庆书报刊的收藏，漫谈红色电影收藏。这一年，他还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民间高层论坛”座客，评点秋拍；在《中国商报?收藏拍卖导报》座客，纵论中国收藏热门话题。

      2005年，秦杰应邀到天津、张家口、新泰等地作专题藏书知识讲座，受到当地收藏爱好者的高度评价。在纪念中国电影百年之际，中央电视台少儿节目推出了十大收藏家谈电影的系列专题，每集25分钟，秦杰所谈的“红色电影”占了第一集。

      2006年，秦杰作为中央电视台“财富故事会”邀请嘉宾，畅谈长征文献收藏；在第二届北京国际金融博览会期间，秦杰开设“收藏与理财”大讲堂，搜狐网站、中国金融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时尚理财”等同步播放，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秦杰在协助北京潘家园组织全国古旧书交易会及全国连环画交易会期间，他还成功开办了“潘家园首次文化讲堂”，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藏友前来恭听。秦杰在协助国家图书馆开办“中国连环画精品展”期间，秦杰又主讲了“中国连环画收藏与鉴赏”，大获成功。

      今年新年伊始，秦杰又踏上了远去湖北襄樊的征程，他将在那里举办2007年的第一场书刊收藏讲座。他说，他要把自己所学到的收藏知识和在收藏实践中获得的经验教训，传播给更多的收藏爱好者，让他们从中受益，少走弯路，共同进步。

      个性秦杰，藏书之道

      纵观秦杰的收藏历程，他之所以能摘取首届北京藏书状元的桂冠，进而又赢得了红色收藏大家的盛誉，他把自己的家变成了一个从古代到近现代珍品书报刊的博物馆。笔者感觉其中最重要的，不仅仅是兴趣爱好之使然，而是他把红色收藏视为自己的第二生命来看待，当作一种事业来孜孜不倦地追求。

      为了收藏，作为工薪阶层的秦杰，是花了大本钱的，30年来为收藏所投的钱，至少能买两台桑塔纳。然而他是降低了生活质量来搞收藏的。为了买书，秦杰他借过孩子的压岁钱，甚至跟卖书的书商也借过钱，家中的玻璃破了15年也不肯换，随便花钱的道口子从不开。但他宁肯粗荼淡饭，节衣缩食，也要把非常有限的财力用到收藏上。他说：“市场不等人啊”。

      为了收藏，秦杰，竟然把手上戴的表、代步的自行车和身上穿的皮大衣全都用来换书了。1992年，在华威桥旧书摊（“鬼市”），秦到见到一本寻觅已久的古字贴，对方要价200元，可秦杰身上没带这么多钱，于是他就用那辆崭新的进口凤头牌自行车作交换了。在河北保定，秦杰又用自己的金手表，换回了15本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作品。在北京报国寺收藏品市场，秦杰用一件皮大衣，换回了几本解放区的文学作品集，里面有赵树理、丁玲、艾青等革命作家的作品。即便如此，仍然有很多书买不起。于是，有时只好用自己的藏书去交换。有一次，秦杰竟然用自己相同藏品（复本）中品相不好的藏品，从书友那里换回了一本渴望已久的书。

      为了收藏，秦杰曾“抛妻舍子”奔了大上海，出任京城最大一家啤酒公司驻沪代办。旁人不解其意。其实，秦杰是为了在有收藏半壁江山之称的大上海淘宝方便而为之。为了全身心的搞收藏，秦杰已经有10年没有上过班了，而把全部心血、精力和时间都用在了收藏、研究与写作上，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职业藏书家。他说：“过去上班是看别人眼色行事。现在这种活法，实现了自我价值，活得更潇洒了。”

      秦杰藏书的成功之道，还在于他有异于常人的聚书本领，这便是慧眼识珠，藏书得法，剑走偏锋，讲究专题。

      最早，秦杰与全国70多位藏书爱好者有经常的书信往来，书友每次寄来的售书单，他都要精挑细选，必买一本——这是从前辈藏书家处得到的经验，每次必买一本，是为留住固定的信息渠道，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有“大鱼”钓的。2003年开始，秦杰开始在网上搜寻藏品，三年来，仅汇款单就多得可以斤两论。且寻觅之中，时有惊喜。现在秦杰的主要购书渠道则是孔夫子旧书网了。无论是出让还是求购，秦杰通过网上一次列出几十种专题，已是“批量生产”的大手笔了。

       经常光顾的潘家园、报国寺收藏品市场，秦杰逛店逛摊猎书讲究的是“书缘”二字，与别人大步流星不同的是，秦杰似闲庭信步，且念念有词：“不急，不急。是你的早晚归你，不是你的急也没用。”碰到识货的摊主把着好书喊天价，他总说“沉沉，沉沉，晒蔫了算，到中午他自己就降价了。”然后就找书友闲话书人书事。在十几年的中国旧书拍卖场上，秦杰则主要通过“低成本扩张”来捡漏，这当然靠的是独具慧眼和慧眼识珠了。

      在藏书实践中，秦杰逐渐体会到了收藏珍品复本的重要。复本是跟书本进行藏品“串换”的重要本钱。已坚持了十几年的复本意识，不断给他带来了更大的甜头。秦杰曾经拿30种1948年、49年的红色书刊复本，去和别人交换到一个自己收藏领域里的全新专集，即1959年以前的30种国庆专题报刊，而如今不到一年，秦杰所收藏的1974年以前的国庆专题藏品已突破了300种。

      藏界历来“重远轻近”，有经济实力的收藏家眼睛紧盯宋元明清，秦杰则打了一个以“超前意识”收藏近现代史料的“时间差”，走对了战略转移的重要一步。如今，早已跨入“以书养书”之良性循环轨道的秦杰，不再为书资发愁，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进的一批古书，至今已增值数百倍了，他现在拿出两件东西就顶别人一堆东西。他的万件珍品毋庸疑，件件价值不菲，身价倍增。如今走到了收藏大道上的秦杰，路子越走越宽，同时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而且，歪打正着的盈利点也自动找上门来。2004年，秦杰应邀与人在报国寺合作建起了电影资料展厅，想不到他所提供的百种民国电影期刊和600本1966年以前出版的《大众电影》、《上海电影》， 有人硬要买，结果以10万元成交。这是2005年年初的事。恰好此时，中国电影百年纪念刚到，秦杰利用这批资料所写的一批电影期刊文章已经脱稿，重要的电影期刊封面或影星剧照，也已扫描做成了光盘，这批老电影资料在秦杰这里算是完成了历史使命，此时出手这些“宝贝”，秦杰不是很心疼了。而在此后数月，待中国电影百年纪念的热劲一过，那些电影老期刊的身价也就随之而大落，秦杰着实捡了一个大漏儿。

      收藏语录，妙语联珠

      对于秦杰之名，笔者早有耳闻，“北京首届藏书状元”算是第一印象。在近些年与他的接触交往中，笔者突出的感受是：秦杰对于“收藏”的领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那些联珠妙语能引发人深醒，能令收藏者受到启发和有所顿悟。这里，笔者列出秦杰的一些经典语录供赏之。

      秦杰说：藏书是古代收藏领域中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项，虽然现在流行收藏瓷器、古旧家具，但在古代并没有搞这方面收藏的人而被称之为专家的。可是藏书家却大有人在，其原因是：古代工艺品的人文价值含量或是说它的文化含量相对要低，可是书籍的文化含量却很高。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印刷术传承了我们的传统文化，所谓“典籍载祖训，金石传万代”，古人的理念就是要把文字刻在石头上、铸造在青铜器上，或者印刷在纸上，以期可以一代代流传下去。就是这样的文化理念，使得藏书在中国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

      秦杰说：读书人和藏书人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读书人没有一定限制；但是藏书人要收藏古代流传下来的最好的版本，最精致的书籍，或是中国古代书籍中最具有时代特征的版本。古人云：“藏书藏善本”，所谓善本就是好的版本，善本收藏对收藏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能够流传到现在的好的、老的、又有价值的古书，都是历代藏书家的功劳。

      秦杰说：我觉得藏书应该有更高的目标，四句话：藏书与学术接轨；藏书与修身立业结合；藏书与投资双赢；藏书与国际文化交流。

      秦杰说：真正的收藏和数量没有关系，与经济价值也没有关系，唯一的价值是：精品，收藏者的特色也只有通过精品才能表现出来。

      秦杰说：如果香港有一位文化名人去世，而他的后人要卖书，我要在24小时之内赶到香港。圈里人知道，我有随时动用资金的能力，IT业精英、演艺界名流、民营企业家、党政官员中想要投资古旧书刊的朋友们都愿意通过我来寻觅珍籍。十年以内，我在中国藏书界最起码在前十名以内，北京市前五名以内。

      秦杰说：收藏要有自己的个性。不论有钱没钱，只要掌握正确的、适合自己经济状况的收藏方向，你也能成为淘宝之王。

      秦杰说：很多收藏者失去的机会太多，因此收藏需要眼力、智力和魄力。如果一个人在艺术与收藏殿堂的门前徘徊过久的话，他或许永远也跨不进那道门槛。

      秦杰说：文化产业前景巨大。收藏只谈前景不行，要有象样的东西给人看。某个专项收藏不到一百种不说话。

      秦杰说：除搞专业书报刊收藏外，涉略要广，这样生存的发展的空间才大。

      秦杰说：藏品第一是硬道理。收藏大家要想永远保持藏品领先，就要象李润波那样，坚持缺什么，补什么，几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入藏不缀。

      秦杰说：工薪收藏者经济条件有限，但对有限的钱怎么花却大不一样。当年“大寨精神”的重要一点是“先治坡，后治窝”，现在搞收藏还要有这种精神。我看到有的藏友先买房子先装修先打书柜，最后才往里面装东西，我不以为然。要是我，就是要用这些钱先买珍品，再考虑办其他事。因为藏品尤其是珍品的货源是十分有限的，不能抢占先机、捷足先登，就不能囤积居奇，就永远比别人慢一拍，更何况那些珍品的增值速度远比房子大得多，其收藏意义更是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