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秉墩

      1999年5月，杨伯达先生在安徽“巢湖会议”〔1〕上，提出了从理论上研究中国玉文化和玉学的重大课题，带领多学科专家学者拉开了研究中国玉文化和玉学的序幕，并在短短的六七年时间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开创了史无前例的研究中国博大精深玉文化和玉学的新纪元。

一、杨伯达先生的玉文化观

（一）中国玉文化是我国独有的优秀文化遗产

    　1999年5月24—27日，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委员会在安徽省巢湖市召开的“第一届中国玉文化玉学学术研讨会”(以下简称“巢湖会议”)上，会长杨伯达先生提出：“我国古老玉文化是我国独有的优秀文化遗产，它在世界文化史上享有崇高荣誉，占有重要历史地位，也是中西文明间的最古老的分水岭。”杨先生进一步指出：  “中国古老玉文化是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但它一旦具备完善的形式，反过来对其政治统治和经济基础亦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所以古老的玉文化是社会上层建筑领域中的一个特殊分野，它在玉学中占有一席重要地位。我们须从社会文化传统和中华文明的广阔角度，观察与解释玉所蕴涵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并深入研究其发展过程、演变形式及其与其他社会文化的关系。”〔2〕

      与会的专家学者赞同杨伯达先生的玉文化观点，遗憾的是，千百年来对玉文化的研究一直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中国文物报》记者朱威先生就杨伯达先生的玉文化观报道时指出：“系统总结中国玉文化的发展，阐明玉在中华文明史中的地位，以弘扬源远流长的玉文化传统是现实的迫切需要。”(见《中国文物报》。2002年，杨伯达先生主编《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一书指出：“巢湖会议”是一次预备会议，“时至今日，从‘预备’两字我们愈加体会到彼时对大环境所作出的判断是正确的，当时对巢湖会议提出了切合实际的要求，注重思想发动、统一认识，不过分计较论文的学术水平。在那次预备会议上正式提出了玉文化、玉学的崭新课题，宣读的论文也反映了作者向玉文化、玉学靠拢的良好愿望。经过讨论，玉文化、玉学为大多数与会者所接受，达到了思想发动、统一认识的预期目的，为下一步召开正式的‘玉文化、玉学研讨会’打下了认识上、理论上的坚实基础。”〔3〕

      “巢湖会议”两年之后，即2001年5月8—10日，在北京市西山大觉寺(北京市文物局培训中心)召开的“第二届中国玉文化玉学学术研讨会”，将玉文化玉学研究推向新层次和新高潮。与会专家学者交流了玉文化、玉学研究的新观点和新资料，在对玉文化、玉学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方面，进一步取得了一致的看法。杨伯达先生说：  “我们在长期观摩出土玉器、查阅文献记载的过程中，从文献和古玉这两座宝库中，早已发现了一些沉睡已久或已被人们遗忘了的有关玉文化、玉学的珍贵资料，可以确认，玉文化、玉学是古已有之的社会现象，并非是我们的‘发明’更不是我们所‘创造’的新理念、新思路。”〔4〕由此不难看出杨伯达先生提出的玉文化、玉学观，是有历史依据和现实成熟的社会条件的，所以杨伯达先生鼓励大家：“我们的意见是当机立断，立即将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将工作重点从玉器实物的局限中解脱出来，承担起攀登玉文化、玉学研究高峰的任务。”〔5〕

(二)中国玉文化史观

      杨伯达先生在《中国古玉文化史论》  (提纲)〔6〕一文中，将中国古玉文化史分为六大板，现介绍如下并补充一些仅供参考的有关看法，其目的也是促使大家都来关心中国玉文化史观。

1．华夏文明的第一块奠基石：原始社会(距今10000-4000年左右)
   
      (1)玉器起源有万年历史。笔者得知多数专家学者对此看法基本一致，在这之前出现的五质器物被称为“玉质石器”，属于玉器起源之前的孕育期。

      (2)玉、石分化早于玉器起源。源头可能延伸到数万、数十万年前，甚至以百万年计的旧石器时代。这一点许多专家学者没有疑义，包括笔者的论述在内〔7〕。

      (3)玉石产地广泛，可概括为殉玎琪、瑶琨及球琳三大玉板块，其品种繁杂，名称不下百种，最终统一于“玉”这一专名。第四板块已显露端倪，出现黑玉，但总体情况尚不明。笔者认为这是一项重大的研究课题，古代名称繁杂，不宜用殉玎琪、瑶琨及理(通球)琳来概括，因其玉的产地和属性均有疑义”〔8〕，所以，不能排除以大量出土玉器矿物界定的名称和已知产地为依据，去开展深入对比研究。如闪石玉及其产地、蛇纹石玉及其产地、绿松石及其产地、玛瑙及其产地等这四大种类最具代表性。

      (4)玉的“石之美”、“神物也”、“瑞”、“器”等内涵，是史前玉文化的美学的、神秘的、等级的原始基因，玉还有作为首饰、乐器以及用来把玩、医疗和殉葬等的社会功能。笔者认为史前玉的概念是广义的，其社会功能还应包括“权利”、“财富”、“商品”、“文化传播”甚至“战争掠夺”等内容。

      (5)和田玉玉器出土于陕甘齐家文化墓葬，揭示了“昆山之路”  (即“玉石之路”)口内西段的线索。“昆山之路”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最早的大动脉。最近，孟凡人先生在《“玉石之路”刍议》〔9〕”一文中认为：“现在有些研究者将‘玉石之路’的时间上限提到汉代以前的文化年代，这是值得商榷的。”孟先生分析了张骞通西域前后的社会背景和交通形势后指出：“汉唐时期今新疆地区的交通线，是现代所称‘丝绸之路’的主要线路。丝绸之路实际上是广义的载体，它既是军事路线，又是东西经济、文化和宗教等诸多方面的交通线路。它既可称为‘丝绸之路’，又可根据在某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称为‘玉石之路’或‘之路’。也就是说，  ‘玉石之路’实际上仍是所谓丝绸之路的某一区段而已，并无独立于丝绸之路以外的‘玉石之路’。”笔者认为，玉石之路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在历史上由于社会动荡等原因，肯定会断断续续地进行。关于“玉石之路”何时开始，依然是历史之谜，如果你引用《山海经•西山经》时要注意，书上的“昆仑丘”、  “昆仑墟”不是现在新疆境内的昆仑山，  “娄山”也不是现在新疆的密尔岱山，“祁连山”(祈连，匈奴语和鲜卑语为“天”)是“天山”之意……西王母不在新疆昆仑山，穆天子会见西王母实际上均在今祁连山一带。黄帝居住的“轩辕之丘”，更不可能跑到荒无人烟的新疆昆仑山上去(见笔者《山海经•西山经》山系研究示意图)。

      (6)史前社会早、中期出现了玉工具。古人提出的“玉兵时代”的说法，与玉矿资源分布和出土玉器的总体情况不符。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牟永抗先生认为：  “在青铜时代、铜石并用时代或龙山时代诸概念中，还不如直接称作玉器时代为好”〔10〕。台湾大学地质科学研究所钱宪和先生则认为：“龙山时代已进入铜器的成熟时代，而仰韶时代应该说是冶铜史的初期阶段，但已真正的进入了广义的铜器时代，因为在这一时期从器物的表现来讲有成熟的玉礼器，所以中国当时应该称为玉器时代。” 〔11〕关于“玉兵时代”及“玉器时代”也有不同的认识。刘庆柱先生认为：“玉器不是人们作为真正有使用意义上的生产工具和战争中的武器。玉器是再现人类精神的高级产品，用于祭祀和礼仪活动中的铜器与玉器相近。”

      (7)史前社会早、中期玉器始盛行东部地区，分为北、南、中三系，相当于传说时代的东夷及百越两个区域，此三系玉器是帝王玉之鼻祖。笔者认为，如果“帝王玉”是指和田玉的话，史前和田玉进入上述三系地区，有待进一步找出确凿的证据。而史前岫岩闪石玉(包括绿松石、蛇纹石玉和玛瑙等在内)，发挥了奠基作用，和田闪石玉发挥作用主要在奴隶社会以后，而岫岩闪石玉在奴隶社会之后则“殆无闻焉”(据《天工开物》)。

      (8)史前社会末期形成的东、北、中、西、南五支玉文化的分立与融合。北、西两支玉文化处于羌戎活动区域。

      (9)史前时期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区域内首先发明了原始旋转性琢玉工具——砣机，在工艺上处于领先地位。笔者认为也应重视研究古代琢玉砂的作用。

    　(10)此期玉器造型多为直方、圜曲、复合三种系列，肖生型较少。较多地使用直曲阴线、圈点等组成几何图形，神骑兽、鸟、人面、兽面、夔龙等复杂结构的图案业已出现，有的还相当兴盛。

      (11)玉器的制造虽然高度发达，但其造型手法却未能超出古拙的象征方法，有着浓郁的示意性和抽象性的特点，说明在艺术上仍未跨出早熟的天才的幼年阶段。

      (12)玉的文化内涵、玉器的社会功能在史前社会上层建筑领域及工艺部门中是首屈一指、遥遥领先的。其玉器数量庞大、形制丰富、纹饰诡异、配伍完备，在琮、璧、璜等礼器上还留下了类似工艺痕迹的“纪事符号”。这一博大深邃的史前玉文化为华夏文明砌下第一块奠基石。

      (13)视死如生、以玉殓尸的习俗至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已达到高峰，但专为殓尸而琢制的玉尚待发现。

      杨伯达先生把史前称为“华夏文明的第一块奠基石”是最好的比喻，这块“奠基石”来之不易，它花费了我们祖先6000年的心血，克服各种难以克服的困难，逐渐打造而成。如果没有这块“奠基石”，很难想象中国玉文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

2．青铜时代玉文化的持续发展与新变化商、西周(公元前21世纪-前771年)

      (1)“铜兵”的广泛应用，青铜礼器制约了玉的功能和地位。

      (2)在铜玉礼器遍及的区域内，金玉相联，互为补充，共同发展。

      (3)以和田玉为主流的王室玉，是三代玉器的新特色。

      (4)铜砣取代了石砣，提高了效率和表现力。

      (5)王室玉器统一风格的形成与辐射，边疆地方玉器的存在及交流。

      (6)玉器的象征主义艺术方法由古拙期进人成熟期。

      (7)夏代仪兵玉器的发展，在制作上多外加齿状边饰，以细劲的直横线对称或交叉组成几何图形为其新特点。

      (8)殷代装饰用玉和观赏性玉器品种多样、装饰繁缛、作工委婉，拟阳线出现，成为王室玉器的主要装饰手法。

      (9)周代玉佩系列化、普遍化，以玉璜为主件，由一件到多层，配以管珠或动物形玉片组合而成。出现一面坡阴线与细阴线合组的形象外轮廓，粗细对比呈明快开朗的视觉效果。

      (10)专为死者赶制的殓尸玉逐步兴起，是我国玉器史上的新品种，逐渐与生前玉相对，显示了质劣工糙的新特点。此期首先出现的殓尸玉是瞑目，又称面罩。圜形殓尸玉业已露头，其配伍关系尚很单纯。

      笔者认为，上述10个方面是对三代玉文化史的概括，也是在继承和发展史前玉文化的基础上出现的新变化。杨伯达先生抓住了三代“继承”、“发展”和“新变化”的玉文化三大特点，更加说明史前华夏文明第一块奠基石的伟大作用。

3．诸侯国玉勃兴，与王室玉分庭抗礼：东周(公元前770•前221年)

      (1)百家争鸣。西周兴起的“德”观念，经儒学渗透至玉学领域。儒家论证玉有九德、十一德，玉德被首次确认。……玉德成为约束君子的言行规范和推动玉文化继续发展的精神支柱。

      (2)王室玉式微，但其工艺及艺术水平甚高。诸侯国玉兴起，不仅数量庞大，碾琢技艺也很精美，目前因受资料与研究水平所限，尚不能确认其国别及其碾琢地点。

      (3)东周各诸侯国在造型、装饰上仍然存在着统一性和一致性，其基调与西周玉器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地不分南北，以其装饰和碾琢上的细密风格为其共性。

      (4)各诸侯国墓出土玉器既有共性也有个性。以出土玉器的总体情况来看，以共性为主，个性为次，但有的玉器有着强烈的个性和浓郁的民族性。

      (5)春秋与战国两期玉器，在器形、装饰的手法与风格上已是可分的，时代特点比较鲜明。春秋玉以造型单纯、风格细密为主要特征；而战国时期盛行剔地隐起手法，多圜状勾勒或半粟状抽象图案。

      (6)楚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把象征主义手法引向贴近生活一面，并充满了浪漫激情，其龙虎形玉器颇有生气。

      (7)普遍施用铁砣，工艺精致，空前绝后，将玉器工艺推向铜砣无法攀登的历史高峰。战国玉工艺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独领风骚，光耀一世。
   
      笔者认为，东周(春秋和战国)时期虽然各诸侯国政治分立，军事纷争，战乱不断，但生产力却有很大发展。与此同时，西周严格的礼制受到冲击，旧礼制开始消亡，礼仪用玉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形成了各诸侯国向周王室分庭抗礼的局面。杨伯达先生对东周玉文化史的界定是正确的，中国玉文化正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由“礼”向“德”过渡)。

4．殓尸用玉与生前用玉虽殊途异轨，但均以贴近生活为主旨：秦汉至南北朝(公元前221－公元569年)

      (1)汉承秦制，秦、汉现实主义玉器一脉相承。汉玉还吸收楚玉的浪漫色彩，气韵生动，成为帝王玉的典范。

      (2)此间帝王玉所用玉料来自于阗，然翡翠已见于汉赋。“蓝田玉”屡见于内廷。笔者认为，翡翠尚缺出土物为证；“蓝田玉”依然争议很大。

      (3)玉衣问世，殓尸玉配伍完备，玉殓葬已臻顶峰。因受其使用功能的制约，其工艺水平不高亦缺乏艺术价值，惟出现于西汉的“汉八刀”简工玉器，是饶有兴味的。

      (4)西汉刘安揭示了德与美的关系，他指出由六美引申出六德的辩证关系，美是德的基因，德是美的演绎，君子以玉固有的六美比附“德”、“智”、“义”、“勇”、“仁”、“情”等儒家德行观，使君子佩玉与儒家六德相联系，这是玉德观在西汉的新变化。

      (5)玉色也为人们所喜爱。东汉王逸提出玉有赤、黄、白、黑四色及其审美标准。玉色即玉符，由此引出德符关系的探讨。在尚德的年代里提出玉符之美也是对儒家玉德的一大挑战。

      (6)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玉，“石之美，有五德”，即仁、义、智、勇、洁，最终确立了玉定义。它涵盖了矿物的、人文的两种成分，在玉坛上独树一帜，为后世文人士大夫所遵循，在玉德的内涵上又发生了一次变化，但它也暴露了汉儒玉学上的片面性。笔者认为，许慎狭义的玉概念是划时代的创举，但是也使后人一味在儒家“玉德”上做文章，忽视了广义玉概念中众多玉石在玉文化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它们在中国玉文化史中应有的地位。虽然许慎没有提出“真玉”、“非真玉”、“假玉”之说，但是也是许慎狭义玉概念惹的祸。

      (7)魏晋南北朝玉文化是简化了的秦汉玉文化。魏文帝黄初三年(222年)，废厚葬、禁玉衣，殓尸玉渐消沉，但殉玉之风随时代演变而有所变化，佛教用玉兴起。

      (8)汉玉文化尤其朝廷礼制已向周边封国扩散。 正像杨伯达先生指出的那样：“各诸侯国出土玉器既有共性也有个性”，而且“有的玉器有着强烈的个性和浓郁的民族性”(见上述)。因此，专题研究诸侯国玉器特性已经引起专家学者的重视。如香港中文大学杨建芳先生《春秋秦式玉雕及其相关问题》、《论春秋晚期吴式玉器》、《东周夷式玉石器初探——中国古玉分域研究之三》、《楚式玉龙佩(上、下)——楚式玉雕系列之一》等〔12〕，曲石《秦玉研究》〔13〕，陶正刚《晋国早期玉器概述及其研究》〔14〕，乌恩《略论匈奴玉器的来源及相关问题》〔15〕等。

      有专家学者认为，魏晋南北朝“玉器制作因种种条件的制约，由两汉的高峰跌落下来，因此，出现了数量少、工艺不精、品种不齐、新品缺乏的发展低潮现象。”然而，2001年南京博物院罗宗真先生却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222—589年)是各种学科文化蓬勃发展的时代，其根本原因是：秦汉专制主义在这时被削弱和改造，儒术从独尊的宝座上被推倒下来，儒、道、释三家并重，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的时期，思想得到极大的解放。”但是“在1998年以前，甚至在1993年以前，魏晋南北朝出土的玉器，似乎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其主要原因是：出土数量不多，出土地点分散；形制与工艺与汉代玉器并无多大差异；当时帝王严令薄葬，不得随葬金银玉器。但是，1993年湖南安乡发现西晋刘弘墓出土的一批玉器，和1998年南京东郊发现东晋高菘及其家属墓出土的一批玉器以后，使人们感到此时的玉器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它们均被列为当年国内重大考古发现，令人刮目相看。”〔16〕

5．玉文化新趋势——西域趣味和世俗化、艺术化、古玩化：隋唐至元(581-1368年)

      (1)“丝绸路”促进中西交流。传统的古老玉文化有条件地吸收并融合西域文化和于阗玉文化等因素，创造了崭新的传统玉文化。

      (2)城市繁荣，工商士绅抬头，他们占有一定数量的玉器，用作装饰和佩饰，这推动了玉器生产的进一步商品化，对玉器的碾琢技术及其艺术表现力产生了深远影响。

      (3)在绘画艺术影响下，玉人巧妙地处理了形与神、骨与肉的关系，出现了佛教、人物、花鸟题材的新型玉器，有着浓厚的绘画情趣和极具神采的时代特点，推动玉器迈进艺术殿堂。

      (4)仿青铜彝器的玉器出现，遍及朝野，推动了仿古玉的发展，还出现了仿金银器的玉器。

      (5)碾玉高凳(《天工开物》图式)由单人操作，需手脚协调，全神贯注。这是碾玉工艺的关键设备。它的出现和推广对玉器加工制作及玉业的发展繁荣起到关键作用。制玉称碾玉，玉肆也称为碾玉作。

      (6)唐玉技法用砣突出题材，以“神似”取胜，大刀阔斧，简洁明了，有着强烈的雕塑风格。

      (7)宋玉善于应物象形，使“神似”与“形似”有机结合，做到“形神兼备”，艺术上达到完美境地，宛若用玉画成的图画，有着鲜明的绘画性格，与唐玉不同。

      (8)辽玉碾技与艺术似唐宋而又灌注契丹民族意识和生活习俗，形成辽玉的契丹民族模式。密宗玉器盛行也是辽玉的另一大特点。

      (9)金玉近两宋，在契丹捺钵生活的基础上创造了春水、秋山玉，以玉为饰的逍遥巾颇为盛行。春水玉宋风浓厚，其杂花卉之饰的玉器美不胜收。祥瑞玉的出现也是金玉的特点。

      (10)元玉承袭宋玉手法而趋向粗犷，走向草率。出现了玉押及玉帽顶等等具有蒙族及朝廷色彩的玉器。

      (11)古今玉器之收藏与鉴考之风有所泛滥。《考古图》刊载少数古玉，显示了古玉的学术地位及其价值。《古玉图》的刊行，标志着第一本专门的玉器图录的问世。伪古玉出现于宋，给古玉鉴赏与收藏活动带来困惑。“考古社”、“古董行”等文物行业满足了藏家的需要，对文物流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笔者认为，杨伯达先生比较全面正确地列述了隋唐至元代的玉文化，这对研究起到了纲领性作用。笔者想借此机会补充下面的问题，即对宋代以来仿古玉器，在带来“困惑”的同时，也要有客观的正确评价。北宋吕大临《考古图•序》说：  “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观其人矣。以义逆志，或探其制作之源，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17〕，正可作为对仿古玉器历史价值的评判。尤仁德先生指出：  “而仿古(广义上的)玉器，也是传统玉文化的重要品类。虽然它的历史价值及艺术价值比不上历代玉器的创新成果，但它也具有‘真晶’(它的‘当代’意义)价值或精品(作为历史遗存)价值。”〔18〕

      此外，如前所述那些闪石玉以外的玉石，如蛇纹石玉、绿松石、玛瑙、玉髓、萤石、石英岩质玉、青金石、水晶等以及隋唐以后的宝石类，它们在中国玉文化发展中也起到了应有的历史作用。中国玉文化不是单纯的“闪石玉文化”，显而易见，我们不能轻看并把“广义的玉”拒之中国玉文化的大门之外。

6.玉文化扭曲发展，走向古色古香，陈设化、玩赏化和忽德重符的道路：明清(1368-1911年)

      (1)明初玉坛纠正蒙元玉器之弊端，出现了昙花一现的工整生动的新气象。

      (2)明末商品玉在追逐利润的经营思想影响下，劣质粗工的玉器常常充斥市场，其工艺、艺术水平大为降低，在玉坛上出现了重大缺陷和第一次扭曲。

      (3)明末苏州琢玉名手陆子刚治玉，  “用刀雕刻，遂擅古今”，“法古旧形，滑熟可爱”或“工致侔古”。子刚玉尚需鉴定，区别真伪。
      (4)明代城市经济繁荣，收藏古玉之风渐炽，真古玉供不应求。伪古玉泛滥。

      (5)初清，西北失控，玉路不畅，玉料短缺。康熙时玉器少而精，雍正时由精而秀，乾隆初仿古玉渐多。

      (6)乾隆二十至二十四年(1755-1759年)，平息准回两部叛乱，和田玉源源不断进入内地，年供4000斤，玉器进入盛行期。

      (7)清代玉器手工业中心仍在苏州专诸巷，扬州、南京、杭州等地也有一定规模的玉作坊。乾隆六下江南，对专诸巷的“时样”、  “新样”或“俗样”，大加针砭，斥为“玉厄”。这是我国近古玉器史上的第二次扭曲失常。乾隆提出“师古”与“画意”，以克其厄。

      (8)嘉庆十七年(1812年)，回部玉贡减半，道光元年至咸丰十一年停贡。这49年间(1812-1861年)是清代玉器衰微时期，数量减少，质量也有所下降。

      (9)缅甸翡翠至迟于明末已进入云南，乾隆初期不被认为是玉，乾隆晚期价已超过和田玉。慈禧独钟翡翠，成为中国第三代玉材。

      (10)清末，太平天国起义定南京，建立官办玉作坊。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玉器被劫，清玉走向末路。

      (11)清帝是全国最大的也是最富有的玉器收藏家，上行下效，供求失衡，伪古玉泛滥于古玩市场。

      (12)辛亥革命，迫使清室逊位，建立共和制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综观杨伯达先生的中国玉文化观和玉文化史观，为我们研究中国博大精深的玉文化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尽管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这样和那样的不同观念和不同理解，甚至会出现激烈的讨论和争论，但是我们的大方向和总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而且许许多多问题将会摆在我们面前，或者说牵涉到一些重大问题不是短时期所能解决的，甚至需要在历史进程中长期探索和代代人从众多学科角度继续研究下去。

二、杨伯达先生的玉学观

（一）玉文化与玉学的关系

      1999年5月，杨伯达先生在安徽“巢湖会议”上正式提出玉文化、玉学的新课题之后，又在2001年3月20日撰写了《关于玉学的理论框架及其观点的探讨》一文，文中指出：“玉学是古代玉文化、玉器的功能与形式的演变规律的科学提炼和理论升华；是研究玉文化、玉器史一条总纲，纲举目张，条缕分明，它像一条红线那样贯穿于玉、玉器发展与演变的始终。〔19〕”简单地说中国玉学是玉文化的“高度集中”与“理论升华”。因此，玉文化包括在玉学研究的范畴(在玉学中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两者是既有差别又有各自的不同界定，两者是自然有机结合和不可分离的亲缘关系。

      玉学在古代玉文化长期发展的历程中，虽然文化沉淀甚为丰厚，但因受社会条件的制约，一直没有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甲骨文、金文及先秦古籍是研究玉学的文字认识基础；50年来数以万计的出土玉器和传世玉器是研究玉学的物质基础；玉文化又是研究玉学的精神基础。

(二)研究玉学的目的和科学方法

      杨伯达先生指出：“玉学既是我国古老的玉文化的凝聚和冠华，又是有待建立的非常年轻的专门学科和玉文化史论的纲领。我们通过对玉学资料的深入发掘整理和研究，必将有助于恢复我国玉文化本来面貌及彪炳其古代文明第一慕基石的历史功绩。”  “玉学的建设与研究，对当今史学、美学、神学、礼仪、伦理道德的研究必将做出积极的贡献，还将推动以德 治国方针的落实，并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传统玉美学及道德修养密切结合，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关于研究玉学的科学方法，杨伯达先生指出：“玉学是建立在充分发掘古文字、古文献的相关记载，做好鉴别考证工作，按照先进的、科学的新观点和新方法，做出合乎规律的科学解释，既不要泥古，又要避免‘现代化’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是说，首先要尊重史料的原本内涵，其次要置于一定的历史背景和客观条件下重新解释其真正的含义。”“凡经正式发掘；出土的玉器，首先要按照考古学方法进行鉴定、整理与研究，研究的对象由一件到一墓所出；的全部玉器，由一个墓群到一个区域的全部出土玉器，有条件的地方还要进行玉器的文化类手型学与区际类型学的研究。”  “……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检验玉材的化学成分、比重、硬度、显微结构及其属性，以助考证研究。”〔20〕
   
      杨伯达先生上述的论述，笔者基本上赞同并有很大的启发，使我们明确了玉学与玉文化的关系、玉学的范畴、主旨和方法。玉学理论框架的基本论点杨伯达先生玉学理论框架的基本论点共有13项：①玉石分化；②玉的界定；③玉的三大板块——殉玎琪、瑶琨、球琳；④昆山玉东传(“昆山玉路”的形成)和田玉成为帝王玉；⑤玉美学；⑥玉神学；⑦玉瑞信；⑧玉宝藏；⑨玉泉货；⑩玩玉，@玉殓尸；@玉德学；⑩藏玉。

      笔者在此仅就“玉的界定”和“玉的三大板块”谈谈个人看法和补充一些古文献中的相关记述，仅供参考。

1．玉的界定

      由于古文献中有关玉的名称繁多，  “上古之玉，繁赜难详”，  “况世代云远，地理榛芜，典册半湮，方言尽异”(《石雅》章鸿钊语)，因此用古代玉名去界定古玉，很难统一认识，而且许多古名考证的也不够明确，甚至人云亦云，脱离时代背景，望字生意。如“医无阊之殉玎琪”、“理琳琅歼”、“瑶琨”、“和氏璧”、“斌趺”、“火玉”、“栗玉”之类，因无实物测定，自然会有各自不同的看法。然而，对出土玉器而言，还是利用现代矿物学进行界定为好，既准确又不易产生误会和出现多解性。出土玉器是有实物可以进行科学测试的，所测科学数据是最有说服力的。目前资料说明，出土玉器的玉质在史前以闪石玉、蛇纹石玉、绿松石和玛瑙为主，其次有萤石、石英岩质玉、水晶、玉髓、煤精、滑石、独山玉、大理石等。如果采用古文献中的古玉名称，无法界定。

2．玉的三大板块——殉矸琪、瑶琨、球琳
  
      杨伯达先生指出：  “结合古文献记载，可将史前玉料品种及其布局分为殉玎琪、瑶琨和球琳三大品种，它们分布于我国东北之北、南及西北地区等三大区域。”〔21〕”笔者有下述意见商榷。
   
      (1)“医无间之殉玎琪”问题：医无阊不在现在的辽东，殉玎琪与岫岩闪石玉无关。

      目前，有的书中(如《中国瑰宝岫玉》)和一些专家学者根据成书于汉初《尔雅•释器》“东方之美者，有医无间之殉玎琪焉”和东晋郭璞注“医无间，山名，在今辽东。殉玎琪，玉属”〔22〕断定：医无间山在“辽东”，即辽东唯一产玉的岫岩县；殉玎琪既是玉属，“当指岫岩玉(岫岩闪石玉)无疑”了。笔者认为：错了，错在“辽东”两字。这里的“辽东”不是近代的“辽东”，而是战国到三国魏、晋及十六国、南北朝(北齐)时期的“辽东郡”。辽东郡辖地不在今天的辽东，恰恰相反而主要在今天的辽西，包括今天的医无间山。

      据《辞海》辽东：郡、国名。①战国燕置郡。治所在今襄平(今辽阳市)，辖境相当今辽宁大凌河以东(包括今锦州到阜新一线东侧的医无间山)。西晋改为国。十六国后燕末地人高句丽。北燕又侨置辽东郡于今辽宁西部。南北朝时北齐废。②东汉安帝时分辽东辽西两郡地置，辽东属国都尉。治所在今昌黎(今义县，在锦州北，医无间山西侧)，辖地相当今辽宁西部大凌河中下游(大凌河在医无闾山西侧人海)一带，三国魏改为昌黎郡。③战国燕置辽西郡，秦汉治所在阳乐(今辽宁义县西)。辖境相当今河北迁西、乐亭以东，长城以南，辽宁松岭山以东、大凌河下游以西地区。其后辖境渐小，十六国前燕移治令支(今河北省迁安南)，北燕又移治肥知(今河北省卢龙北)。北齐废人北平郡。由上说明现今的医无阊山就是古代的医无阊山，古代的辽东郡在燕国之东，实为今天的辽西。而辽西郡则包括今河北迁西、乐亭、长城以南等地，可见那时的辽东、辽西都不是现在的地理概念，对待古文献和历史地名，不能望字生意。

      《辞海》：医巫阊山，在辽宁省中部，大凌河以东。东北一西南走向，海拔400米左右。主峰望海山(867米)在北镇县西北。有翠云屏、桃花洞等名胜。以产“锦州石”  (玛瑙)著名。辽西锦州到阜新(地处医无闾山)自古盛产玛瑙，所以章鸿钊先生在《石雅》一书中指出：玛瑙“奉天锦州产者，俗名锦州石。《尔雅•释地》云‘东方之美者，有医巫闾之殉玎琪焉’；《后汉书•东夷传》云‘扶余挹娄出赤玉’，殆皆指此。”，〔23〕由此，殉圩琪与赤玉、试论杨伯迭先生玉文化和玉学观锦州石或玛瑙有关，而同岫岩玉(岫岩闪石玉)没有直接关系。
   
      (2)瑶琨问题：《说文解字》瑶，玉之美者。诗曰，报之以琼瑶；琨，石之美者。《虞书》曰，扬州贡瑶琨〔24〕。章鸿钊《石雅》载：“屈原《九歌》云：瑶席兮玉填。王氏章句云：瑶，石之次玉者。是瑶每别玉言之，与琼正相似。《太平御览》(卷八百九)引《说文》云：瑶，石(玉)之美者。惟诗卫风传，琼瑶美玉。  《禹贡》：扬州贡瑶琨，传云，皆美玉(疏引王肃曰：美石次玉)。《汉书•地理志》作瑶璜(马融《尚书》琨亦作填)。颜师古注：亦云皆美玉。”〔25〕历史有关记载，瑶琨是“美玉”，还是“美石次玉者”，意见不统一。章鸿钊说：“考之古扬州之地，未闻有出玉者。”前几年，在江苏溧阳小梅岭发现了闪石玉，但经过黄怡祯先生等鉴定，“‘梅岭玉’的矿物组成相当复杂，经鉴定主要为钠透闪石、透辉石及透闪石，及少量滑石，与一般仅一种矿物组成的透闪石玉是不同的玉种及玉材。”〔26〕因此，“梅岭玉”不是本地区史前出土玉器原料来源地。笔者认为，用“瑶琨”表示中国南部玉品种及其布局“板块”，值得商榷。
   
      (3)球琳问题：即“球琳琅歼”问题。《说文》：“球，玉声也”，“琳，美玉也”，“琅歼，似珠者。”《禹贡》、《尔雅》、《穆天子传》等诸多古书，记载“球琳琅歼”者，不可胜计。章鸿钊先生考证认为“球琳”色绿，应是青金石(产阿富汗)。笔者认为非也，因为中国汉代以前出土物中未见青金石，中国至今也未发现其产地，史前出土的绿色物主要是绿松石(历代不衰)。笔者认为“球琳”色绿，从史前出土物得知，当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就被古人利用的绿松石。琅歼似珠，那么“球琳琅歼”应释为“绿松石珠”。此外，《禹贡》：“雍州之谬(通球)琳琅牙”，应指雍州产的绿松石珠。《尔雅•释地》：  “河西曰雍州”，因此，哈密黑山岭绿松石古矿山产的绿松石(已被确定为古代的“河西甸子”)，就是“雍州之球琳琅歼”。笔者在2001年8月20-21日考察了该古矿山，古采坑10多处，从圆顶小屋房基、打击石器、红沙陶碗片等都说明开矿时间古老〔27〕。笔者认为，球琳不适合用来表示中国西北地区玉品种及其布局“板块”。
  
      笔者建议，中国玉学中牵涉到玉的界定、玉质的测试和鉴定、玉石矿床分布特征、成矿地质条件、玉矿品种及资源区划、发现古矿山与找矿预测、玉料来源与开采传播等，应充分利用地质矿床学、矿物岩石学和宝石学现代科学知识，是为捷径。笔者再次说明，个别意见不一定准确，仅供参考而已，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笔者认为杨伯达先生的中国玉文化、玉学观是纲领性的，他的研究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虚心学习的。在杨伯达先生80岁生日之际，祝先生寿比南山不老松。

注  释：

〔1〕“巢湖会议”，指1999年5月24日至27日，由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委员会在安徽省巢湖市召开的“中国玉文化、玉学学术研讨会”预备会议，后改定为“第一届中国玉文化玉学研讨会”。
〔2〕〔6〕杨伯达：《中国古玉文化史论》提纲，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10月3日初稿，1999年4月7日修 订，2002年2月20日补充，载2002年4月《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第1版第3页。
〔3〕〔4〕〔5〕杨伯达：《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前言》，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
〔7〕栾秉礅：《玉石分化与玉概念的珍宝性和社会性》，《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第237—238页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
〔8〕栾秉礅：《古今玉概念》，《第五届中国玉文化玉学江阴研讨会)资料集第13—20页，2005年。
〔9〕孟凡人： 《“玉石之路”刍议》，《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 (三编下)第616—619页，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10〕牟永抗：《玉器时代续议》，《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集第25页，台北，2001年。
〔11〕钱宪和：《从史前玉石器的旋转工艺制作技术看玉石分化、玉文化的形成与玉器时代》玉学会议)论文集第75页，台北，2001年。
〔12〕杨建芳：《中国古玉研究论文集》(上册)第222、231页，(下册)第1、10和30页，台湾众志美术出版社，2001年。
〔13〕曲石：《秦玉研究》，《文物鉴赏丛录》 (二)第37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14〕陶正刚：《晋国早期玉器概述及其研究》，《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集第807页，台北，2001年。
〔15〕乌恩：《略论匈奴玉器的来源及相关问题》，《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集第885页，台北，2001年。
〔16〕罗宗真：《魏晋南北朝出土玉器的研究》，《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集第891页，台北，2001年。
〔17〕 (宋)吕大临：(考古图•序)，转引自尤仁德(古代玉器通论)第261页，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
〔18〕尤仁德：(古代玉器通论)第261页，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
〔19〕〔20〕〔21〕杨伯达：《关于玉学的理论框架及其观点的探讨》，《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紫禁城出版社，2002。
〔22〕 《中国瑰宝岫玉》第2、3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载有周南泉先生也认为岫岩“离医无间山很近，可能就是古书所载医无阊产的殉圩琪”。
〔23〕章鸿钊：《石雅》，《说石》，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
〔24〕许慎：《说文解字》第13页上，中华书局影印，1963年。
〔25〕章鸿钊：《石雅》，《说石》第40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
〔26〕黄怡祯等：《江苏史前出土玉器的玉质、次生变化与工艺制作技术》，《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集第287页，台北，2001年。
〔27〕栾秉辙：《古代绿松石释名、史前出土物分布特征及原料来源问题》，《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集第532页，台北，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