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

      光阴荏苒，隆冬时节将迎来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研究员、我尊敬的长辈杨伯达先生的八十华诞。此时此刻使我浮想联翩，思绪万千。杨老在文物研究领域涉猎广泛，书画、雕塑、珐琅、玉器、玻璃、漆器、竹木牙角、宣德炉、鼻烟壶等无所不及。像杨老这样能够精通多类文物，在故宫博物院还很难找到第二人。杨老到晚年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玉器的研究上，在他的倡导和努力下成立了中国古玉研究会。笔者仅就杨老在工艺类文物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谈一些个人的感受和认知。

1．在珐琅器研究方面的贡献

      故宫博物院藏工艺类文物共计15万余件，包括玉石器、漆器、珐琅器、玻璃器、锡器、银器、新铜器、竹木牙角器、盆景、成扇、笔墨纸砚等20余类文物。我院工艺类文物研究与书画、陶瓷、青铜相比曾处于劣势，其原因比较复杂。在文物界青铜、书画是大学问，而除此之外的统统归入杂项类，实际上这种分类法是缺乏科学性的。珐琅器是我院工艺类文物之一，在研究上难度极大，其一，文献资料匮乏；其二，标准器少；其三，在研究上几乎是空白。杨老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对珐琅器进行研究的。在珐琅器研究领域，杨老在三个方面做出了贡献：第一，解决了掐丝珐琅器的起源问题。根据珐琅器的制作工艺，珐琅器分为掐丝珐琅和画珐琅两大类。掐丝珐琅起源于何时?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其有明确款识的最早珐琅器是明宣德朝的，故有明初起源说；又因明景泰珐琅器名声在外，故又有明景泰起源说。杨老对故宫收藏的6千余件珐琅器进行了排比与分类，根据其器形和珐琅颜色的变化，并与陶瓷中同类器形相比较，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珐琅器元代起源说观点，并在《故宫博物院院刊》发表了《论景泰蓝的起源》。这一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直到现在举办展览或出版珐琅器图集均采用的是元代起源说观点。第二，破解了景泰款珐琅器的真伪。景泰款珐琅器的问题是整个珐琅器研究中难度最大的课题。珐琅器中除了清代乾隆款最多外，其次就是明代景泰款了。景泰款珐琅器的风格多种多样，仿款最多，真假难辨，而过去几乎将所有景泰款珐琅都定为真品。杨老在文物库房中对所有景泰款珐琅器进行了综合研究与对比，识别出众多的拼接器、后刻款，从而打破了景泰年间珐琅制造兴盛，作品最好的错误认识，并从中找出一件景泰款缠枝莲纹小花觚，认定其为景泰款标准器，还在《故宫博物院院刊》发表了《景泰款掐丝珐琅的真相》，解决了困惑多年的学术问题。第三，对康熙款画珐琅的认识。杨老对故宫藏康熙款画珐琅进行了整理和研究，从胎骨、釉料、色彩、花纹、器形、款识等六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论证，得出了康熙款画珐琅受到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但不宜夸大的结论。在《故宫博物院院刊》发表了《康熙款画珐琅初探》一文。这是首次对我院画珐琅进行的研究，具有开拓的作用。

2．广东贡品课题的提出与解决

      广东是清代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当地生产多种工艺美术品，包括牙雕、成扇、家具、钟表、掐丝珐琅、画珐琅、盆景等。广东官员将其当地“特产”以进贡的方式贡入宫廷，广东贡品成为清代宫廷收藏的一部分。而过去对它们很少研究，认识模糊。如何将广东贡品从故宫博物院百万件藏品中分辨出来，这是故宫文物研究中的一个大的课题。20世纪80年代，杨老根据档案记载，与库房文物进行反复对比，彻底解决了这个难题。并将其研究成果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作，在香港举办了“清代广东贡品展”，该展览是我院在境外举办的学术含量较高的展览之一。杨老在《故宫博物院院刊》和《清代广东贡品》分别发表了《清乾隆五十九年广东贡物一瞥》及《从清官旧藏十八世纪广东贡品管窥广东工艺的特点与地位》两篇论文，结合清官档案和实物对清代广东贡品的特点与风格进行了充分的论述。这一综合课题的解决，为故宫藏品的研究开辟了一条解决清代地方贡品的新途径。

3．对玻璃研究的贡献

      故宫博物院收藏玻璃4千余件，藏品的年代从战国一直到清代，绝大多数是清代作品。对故宫藏玻璃的研究，在杨老进行研究以前还是一块无人问津的学术空白区。这与整个学术界对玻璃研究的重视程度不高，以及玻璃本身在研究上存在的难度是不无关系的。杨老就是在这样的基础和条件下对玻璃开展研究工作的。在玻璃研究领域，杨老有四篇重要文章奠定了他在这一学术领域的地位，即《西周玻璃的初步研究》、《关于我国古玻璃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清代玻璃概述》和《清代玻璃配方化学成分的研究》。《西周玻璃的初步研究》、《关于我国古玻璃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将中国古代玻璃的起源定位于西周时期，这一观点得到学术界的认可。《清代玻璃概述》将有清一代制作的宫廷玻璃与地方玻璃进行了系统的论述，特别是对清代造办处玻璃的分类，对以后研究工作的继续和展览的举办奠定了学术基础。《清代玻璃配方化学成分的研究》一文，对广州玻璃、山东玻璃和北京造办处玻璃的配方进行了化学成分的研究。将化学分析的方法纳入文物研究领域，这一方法对今后解决玻璃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式和思路。

4．辛勤耕耘硕果累累

      杨老已是八十岁的老人了，但从他的精神状态和敏捷的思维，让你丝毫感觉不到他的年龄。杨老能够取得今天的硕果，和他的勤奋及对文博事业的热爱分不开的。我曾记得我的老师夏更起先生给我讲过，杨老年轻时喜欢看足球，但为了节约时间，即使看难得的球王贝利来中国踢球，也仅仅看了半场就赶紧回家了。我也曾问过杨老，在他担任业务院长期间，工作这么繁忙，怎么还能有时间写文章，他告诉我，几乎每天他都在晚上九点左右回家，忙完了白天的工作，每天下班后一定要挤出时间学习业务。1985年我来故宫工作后，很快就结识了杨老，他当时是故宫主持业务工作的副院长，经常到我们的库房来，鼓励我钻研业务。我是在学习杨老的文章中成长起来的，因杨老的文章大部分是与我所保管的文物相关的。我走上部门行政领导岗位后，杨老曾告诫我说，千万不要因为工作忙而放弃对业务的钻研，我一直牢牢记在心中，可是做起来谈何容易。只有到现在，我才更理解、敬佩杨老当年在那么繁忙的领导岗位上，还能写出很多卓有建树的文章背后的付出与艰辛。杨老在文物研究方面，感觉敏锐，总能发现新问题，选定新的课题。在珐琅、玻璃、玉器等领域都是拓荒者。杨老从领导岗位退下后，更是与时间赛跑，笔耕不辍，业务研究方面硕果累累，成为他个人研究的又一辉煌阶段，先后出版了《巫玉之光：——中国史前玉文化论考》、《传世古玉辨伪研究》、《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玉器卷、珐琅卷、玻璃卷，牙角卷》等。作为晚辈我衷心地祝愿杨老健康长寿，多给故宫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也希望故宫的学子能够在杨老为我们奠定的研究基础上续写出新的篇章。

      附记：此文写完后，请夏更起先生和张丽女士进行了删改，他们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