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禄丁、张群《在新时代——亚当夏娃的启示》1985
　　
　　孟禄丁的抽象艺术创作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1986年到1987年间，他创作了《红墙》和《足球》系列。在“新潮美术”的语境下，这批作品显得边缘而另类。它们远离了社会学的叙事方式，也跟当时那种以“主观——表现”为目的的抽象表现主义风格拉开了距离，相反，这批作品更强调抽象语言的本体研究，重视色彩、形式、媒材自身的表现力。如果按照格林伯格对抽象艺术的界定，这批作品应属于十足的现代主义风格，因为它们显得纯粹而自律，尤其是1988年创作的《元态》系列更是如此。但由于中国的现代艺术并没有建立自身完备的现代主义传统，因此，这类以纯粹审美叙事为特征的抽象作品便很难进入“新潮美术”的潮流中，毕竟作为一种艺术运动，“新潮美术”秉承的是一种社会学的阐释模式，即强调艺术要积极地介入社会现实。然而，这种社会VS.现实的二元对立模式很容易摧毁建构现代主义传统的另一种根基，那就是通过语言的自律来捍卫个体自由的方式。1987年，孟禄丁曾提出“纯化语言”的主张，这在当时的美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是，这种理论主张并没有使他那种纯抽象的绘画摆脱边缘化的地位。

　　
　　《红墙》 1987年

　　
　　《元化》系列   1988
　　
　　孟禄丁最近的创作是在机械的辅助下完成的。艺术家通过控制机械的运转，将颜料直接滴洒在画布上，他将这批作品取名为《元速》。尽管从形式上看，这批作品仍有一个视觉中心，有一个抽象的“圆形”的形式，但这个“圆”并不具有符号学的意义，而只是一个视觉的假象，用批评家高名潞的话说，“孟禄丁的‘圆’只是一种过程表达而已，不具有表现意义的功能。这等于用符号消解了符号”。[1]但在笔者看来，正是这批作品具有“后抽象”绘画的某些品质。首先，孟禄丁用机械消解了艺术家的主体性。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抽象艺术的发展谱系中，主体都是绝对的存在，而形式的生命力都是由主体所赋予的。但是，孟禄丁在消解这个主体性的同时一道也消解了绘画性，显然从一开始艺术家就采用了一种解构主义的方法。其次，这是一种反形式的形式创造，艺术家将作品的意义寄予于过程之中。所以，就作品意义生效的过程来看，它更像是观念艺术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抽象艺术。但是，将他80年代中期以来的创作结合起来考虑，不难发现，孟禄丁一直坚守着他的艺术信念，即远离艺术潮流，延续自身的创作脉络，将抽象艺术当作一种个体存在的言说方式——或许，这正是“后抽象”绘画最重要的品质之一。

　　
　　《元速》系列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