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根远（左）在鉴赏清乾隆天禄琳琅旧藏（2007年9月17日）

　　小时候，懵懂无知，谈不上有什么梦想，整天跟着哥哥、同学在咸阳北塬的大土包上爬上爬下，踢踢这儿，扒扒那儿，总想能捡到一颗民兵打靶时留下的弹壳或弹头什么的。长大了才知道，老天爷，这些儿时司空见惯、根本没当回事儿的“大土包”竟都是有名有姓的西汉帝王陵及其陪葬墓。

　　稍长，秦汉皇天后土的基因悄然启动，我渐渐有了收集癖。在那物质极其匮乏的时代，吃一个水果硬糖已是享受，偶得一个奶糖，更堪称幸福。每次吃完水果 糖，我都要将糖纸洗净摊平，夹于书中，似乎这样可以留住糖果的甘甜，甚至为了收集到各种糖纸，隔壁西藏民族学院的垃圾堆都时常吸引了我那稚嫩但可称敏锐的目光。后来我也 “与时俱进”，从收集糖纸发展到集烟标、集报、集邮、集古币。有一次我发现家属院中一户门上卷竹帘子用的绳子上系着一枚铜钱，显然比我钱盒中的“康熙通宝”大的多，经过多次“踩点”,终于在一个雨天月黑风高时分，在一番心惊肉跳之后，剪下了铜钱，逃回家中。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是一枚宋代隶书“崇宁通宝”，查出这是一枚岳飞时代的古币后，着实让我兴奋了几天。顺着这些“前科”，1984年，在老师、同学乃至邻居的惊异的目光中，我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当时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讲，“考古”一词还是相当陌生的。

2008年4月12日，大唐西市鉴宝。左起：陈根远、禚振西、王刚

　　90年代中期，已在博物馆工作多年的我，由于一位无知领导的“果敢”，卸下中层之任，重返宁静。这时民间古玩市场已是春潮涌动，有了时间，在假日我开始时常到古玩地摊转转。一天一方西汉“长生无极”瓦当上精丽的篆文深深吸引了喜欢刻印章的我，我的腿实在迈不动了，于是我兜中仅有的几十块钱归了摊主，我则志得意满地将我的第一方瓦当带回了家。说来惭愧，我们这些专业文物工作者，实际上在博物馆是很少有机会上手文物的，随时随地地从各个角度观察文物的每个细部特征更是几无可能。此后，每次我从古董市场淘得瓦当，回家便迫不及待地施墨槌拓，将相关图书甚至考古发掘报告拿出来进行对比研究，几年下来，所收瓦当时代上从战国到明代，地域上从陕西到山东、河北、江苏、四川，竟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瓦当收藏体系。太太时常向朋友抱怨：“陈根远经常一下班就抱着瓦当看，我算什么呀。”我只好对她讲：“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收集研究瓦当总比抽大烟强吧。”

陈根远与殷商甲骨文专家王宇信先生（左）鉴定甲骨。2006年于上海

　　古人讲“道在瓦甓”，今人讲“一滴海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在瓦当的把玩研究中，秦王在雍城（早期秦都）外射虎的英姿、咸阳宫荆轲刺秦王的匕首的寒光、汉武帝“四夷咸服”文韬武略、唐大明宫“霓裳羽衣曲”的温软香艳，都那样真切的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一向悠远、晦暗、冰冷的历史竟变得那样鲜活，那样触手可及。我不觉中有了与大家分享的冲动，于是出版了国内最早的瓦当通论性著作之一的《屋檐上的艺术――中国古代瓦当》（1998年合作）和第一部瓦当收藏类专书《瓦当留真》（2002年）。书出之后，许多读者来信给我以鼓励，甚至把自己精心收藏的瓦当寄给我作标本。想到自己能为推广文物知识、弘扬民族文化作一些有益之事，心中也颇感安慰。

陈根远（左）正在与篆刻家范正红、岐岖鉴赏古印

　　文物行道是一个认老的行道，我虽已过不惑之年，但在学术会议、收藏鉴定等许多场合还被当成“年轻人”。近年随着民间收藏的蓬勃兴起，博物馆文物专家的权威性也越来越受到来自民间藏家的挑战。我常想，我要通过收藏研究，超越坐而论道的隔膜，通过“实战”，证明“江山待有人才出”，捍卫博物馆文物专家的行业尊严。
      作一代文物鉴定的高手，是我心中的梦想。                （发表于《中国国家地理》2007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