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的书法和书法的旅行

——孙引朝其人其书法之印象

                             岂 煌  文|图

我对于书法似乎是一个十足的门外汉，因此每次观看书法展出，我对于一些所谓名家的作品总是很不屑，不禁总是扪心发问“那种型构竟然能够称得上书法”？也许是我对于书法的界定太过于严格苛刻，我对于书法至今比较肯定的只有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米芾、黄鲁直等人的部分作品，他们的某些作品有意识地实现了书法的规范性。其他的很多所谓名家的书法，我总是很怀疑，那种结构、那种笔画、那种章法实在有点玷污书法的神圣性。

我对于孙引朝最深刻的印象在于其独体草书、其书法心得及其书法旅行。

一、       男儿处处有神州

北宋大儒张横渠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最能表出儒者的襟怀，也最能开显儒者的器识与宏愿。作为一位普通的艺术工作者，孙引朝先生秉承五四以来的“为人生而艺术”的精神，逐渐地向知识分子“为生民立命”的旨归靠近。

他关心民生疾苦，青年时期三次深入三秦贫苦地区进行社会调查，并写出调研报告向国家反映民情，并曾经作为陕西省代表进京参加商业部的行情报告会。他一直秉持“艺术不能脱离生活，不能脱离群众；艺术要扎根群众，服务群众”的理念，积极在生活中打造艺术，积极用艺术回报社会。而这方面最杰出的表现就是2005年发起的“孙引朝书法神州行”活动！

2005年5月15日，书法历史必然在这一天记上浓重的一笔！“天下处处是神州，凡是有人群的地方，我都要创造条件，把中国书法艺术送入千家万户，用中国书法艺术形式把和平、文明、进步的意愿表现出来，为和谐世界的伟大事业贡献毕生精力”！铿锵有力的宣誓在这一天从人民大会堂传遍神州大地和世界每个角落！他说，“我是农民的儿子，从黄土高原走来。在书画艺术发展上作了一点成绩，可是社会给我太多了，盛名之下，其实难符，因为在书画艺术界我永远是一名小学生”。他的这种大气与谦虚，他的这种“生命不息，创作不止”的执著，他的这种天下皆为神州的胸怀，正是这个西北汉子对“男儿处处有神州”的书法诠释。

自2005年发动书法神州行以来，他已经走过大半个中国的100多个城市，有时候独行，有时候结伴而行，有时候到繁华的城市，有时候到老少边穷地区，有时候到军营哨所，有时候到高堂院校……哪怕再穷也要把书法神州行的壮举进行到底！这其中最让人感动的就是他从零开始，为了顺利举办某些活动不得不与时间和人情世故比赛——1996年为了举办“跨世纪和平杯国际书法展览”从6月份开始到1997年2月才获得文化部批文，当他拿着批文开始筹备并将已经邀请到李德生等老将军和几十个国家的同仁参加的消息上报时，地方政府对孙引朝的这个文化活动颇为赞赏，但综合考虑到保卫和安全等因素，最终未能让众多领导人和海外艺术家参与本次展览。我敢说一介平民进京跑文是很困难的事，因为支撑他们的是一种责任，是一腔沸腾着的热血和激情，而这种责任的承担却没有足够的资助！

二、       专注草书自成一格

他能够成功策划各种具有影响力的活动，一方面在于他的执著，一方面在于他的底蕴。他自幼习书，坚持“专一临帖、广泛读帖”，最终对草书情有独钟，从而将大部分笔墨落实在张旭、怀素、黄庭坚、于右任等草书大家的风格上，并加以发展自己的特色。

他认为草书创作必须有圆有扁，有长有短，有干有湿，有快有慢，有疏有密，有大有小，有粗有细，有浓有淡，浓淡结合，形似神具，其中章法合理、结构精巧和笔画流畅最关键。例如他的书法独体作品构思精奇，线条灵动，前后呼应，笔墨传神。《龙》如潜身海底，养精蓄锐，大有“翻身犹恨东洋小”而即将翻江倒海、兴风作浪的气势；《鹰》缱绻紧缩，蓄势待发，恰如冲天火箭那样即将喷薄而出，其凌厉勇猛威武之神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柳芽》区区两字却意境饱满，让人即刻联想到柳条飘逸，古人折柳赠别和柳永笔下之“杨柳岸晓风残月”；《归真》刻于石头上，石与字朴拙而浑然一体，恰如艺术家用心血浇灌出来的精神图腾。

如果说独体书法酝酿着蓄势待发的爆发力的话，那么他的大幅作品更是气势磅礴。4×2尺的毛泽东词《沁园春·雪》豪情奔放、一气呵成的典型的草书风貌，让人似乎看到了长城内外惟余莽莽之景，似乎感觉此时犹如置身于风雪交加之中。草书条幅《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实为书家本身的一种再挥洒、再抒发的创作，融入了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艺术个性和情感韵律；作品雄阔中见奔放，圆润中见潇洒，挥洒中见节制，爆发力中见控制力，使情感跃然纸上，极具视觉冲击力。

草书是中国书法艺术中最具代表性，最富表现力和抽象性的书体。古往今来，无数个渴望挥洒性灵，诉说情感的书法艺术家曾为之毕生。一幅精湛的草书之作，与音乐、舞蹈、辞章的韵律是异曲同工的，能让人回味，令人入胜，使人振奋；能令人鼓舞，催人奋进，激人拼搏。草书的这种特质迎合了他本人，他自觉自己看似文雅，其实很有爆发力；看似随性，其实很有驾驭力。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作者善于倾听自己心灵的声音，然后充满理性、智慧、趣味地展现心灵的自我感觉；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做到超俗而不离俗；倾听来自高层的声音，实现庙堂之共鸣，因而他的作品能够引起雅俗共赏，能够得到将军的支持，能够受到百姓的欢迎。正如孙氏这样说：每每在进入创作状态时总能隐约听到一种细微的声音，这是一种来自身体而非空中或地下的声音。这种微妙的声音在它来临之前的敏感状态，是向身体无保留的回归——回归感官最直接的感受，去掉繁杂的枝蔓，只保留它的筋骨气韵，富于理性地把盈亏消长、刚柔相济的艺术探索还原一种精神内涵，把中国汉字的想象，以及它典雅的唯美承载，给它诗化的审美观照，直达一种有机融合的书法整体，从而能够站在一定的高度上反映时代的潮流。其“书法神州行”倡导的“写文明、写进步、写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时代提出的建设和谢社会和和谐世界的倡议。

三、       书法和书法家的合法性

我对于书法界定和书法家命名的苛刻，在于自我的审美自觉和普通百姓的比较结论。我曾经拿着一幅著名书法家的作品和一幅小学生临摹的书法作品，一位老农手疾眼快地指着小学生的作品说，“当然是这副好了”！然而，我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为何小学生或者乡村中写字写得非常好的人没有被称为书法家？这些问题使我有责任与孙引朝先生进行深刻的探讨。

当谈起文革的时候，很多人的观点是文革造就了很多书法家。我联想起了五四新诗刚刚诞生的时候，胡适等人写的片言只语是否是诗歌，因而我也产生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书法，什么人才能被视为书法家”的合法性问题，书法家是如何炼成的刨根问底的诘难？为什么一幅字画明明是别人所作而某名人盖章或签名便能卖出好价钱？我将这些难缠的问题和盘托出时，孙先生见我如此坦诚也非常配合地与我共同探寻答案。我们几乎在很多见解上达成了难得的共识：

（一）规范性。所谓“书法”，原意是书写汉字的方法、法则，因此必须具备规范性。现在由于“书法展览”、“书法作品”、“书法创作”这类词语的广泛使用，“书法”的“法”字已逐渐虚化，成为纯粹的艺术名称，书法失范性在当代已经甚嚣尘上。规范性包含章法、结构、落款的规范性和造型的反规范性。乡村艺匠虽能写出好看的字，但是他们对于章法、结构、落款往往缺乏规范性。而书法家的作品则做到了规范性及随意性（反规范性）的统一。因为，无个性的书法，可以说是不成功的，无个性的书法，可以说是不成熟的。书法必须讲究创新，而创新就意味着突破陈旧的思维方式和习惯性的创作方法。思维创新必须以传统经典碑帖为基础，遍临百家成我一家，就像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那样，哺育自己、丰富自己，再通过书法理论指导，使自己的书法创作更具有时代性、规范性、创造性。书法创新必须以传统书法为基础，以时代审美为创新标准的创新才是方向，这才能达到苏东坡所说的“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庄重”两难之兼善。书法的规范性是多样的。迄今为止，书法创作普遍遵循的原则是，不脱离汉字，不任意杜撰笔形、字形，能在传世名碑法帖中找到根据就行了。在书法作品中，相同的字容许出现异体或“同形异构”，使其异形纷呈，各具风姿。例如相传为王羲之书写的《兰亭序》，其中十九个“之”字写法各不相同，都合乎书法原理。

（二）独特性。初看孙的草书，觉得完全陌生。而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恰是文艺创作与文艺审美的一个基本原则。俄国形式主义评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了使人感受事物……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这个理论强调的是在内容与形式上违反人们习见的常情、常理、常事，同时在艺术上超越常境。陌生化的基本构成原则是表面互不相关而内里存在联系的诸种因素的对立和冲突，正是这种对立和冲突造成了“陌生化”的表象，给人以感官的刺激或情感的震动。通俗一点说，人们往往会对身边的、眼前的东西习以为常故而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陌生化就是要把平淡无奇的事物变得不寻常，从而增加新鲜感，有了新鲜感，兴趣也就自然随之提起来了。正如“艺术源于生活，艺术高于生活。”孙的草书融合自己的创作、体势、生理、人气，激荡自己的精神、意志、情感和体验，实现原创性、精神性、审美性和陌生化的统一，在笔画、造型、审美上都给人一种难以复制的独特感觉。

（三）底蕴性。真正的书法是深厚的文化底蕴养出来的。孙也非常注重自身素养的提高以实现修养的合法性。他对于佛学下过功夫，并且身体力行游历佛教圣地，将自身的体验融入创作中。他的书法表现的体验性将笔画、结构、章法中所蕴含的艺术家和审美主体的知觉、情感、想象等心理因素深刻地体现出来。例如他在天津大悲院的题字“普渡慈航”，在四川青城山、大理鸡足山的大佛字。他虚心请教，把每个书画同仁视为自己的学友，学人之长，补己之短；他不耻下问，把其他学者视为自己的老师，学习其他文化知识；他注重理论，在赏读和遍临诸家名帖、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并纵向横向多方研究探索，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特色的艺术语言和独特书风，形成了能为各阶层人士所喜爱的艺术形式、书写内容和书法风貌。挥洒之余，常常撰写书法论文，以便用正确的理论指导自己实现对理想目标的追求；他不断学习，学习文学、音乐、武术等姊妹艺术，特别是对古典诗词、秦腔、弦乐情有独钟。这些姊妹艺术的潜移默化，帮助了他对态体、节奏、韵律等书法要素的理解和把握。总之，其书法表现的体验性、笔画组合的超常性、书法意象的可感性、书法创作的理论自觉、书法审美的陌生化，大大提高了其作品的底蕴性，从而产生了感性的审美效应，引起积极反响与共鸣。

（四）道义性。他关心社会现实，关注民瘼国是，具有书法家的道义合法性，因而他能够体悟出文革最大的损失就是中国教育，他能够以书法践行建设和谐世纪的主旋律，他能够参加向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捐赠书画作品的活动，他能够参与组织领导“凤凰杯全国书画大奖赛”，他能够主编20余万字的《报晖集》一书，他能够创办陕西省渭南市艺术家联合会，他能够策划“跨世纪和平杯国际书画大展”，他能够组织10位书家写就80米长卷庆祝申奥成功，他能够带病参加四次2008年地震赈灾笔会，他能够拿出自己的积蓄10万元用以出版《国际书画名家作品选集》——为了祖国的书法艺术事业，他义无反顾地倾其所有、奋不顾身的拼搏。孙引朝书法神州行已经成为宣传队，成为播种机，将和平，文明，进步的种子撒遍祖国大江南北，为共建和谐社会注入真，善，美的强力起着促进作用。

看一位书法家的技艺高下，可以看其笔头功夫如何；看一位书法家的旨趣高下，可以看其文化学养如何；看一位书法家境界高下，则要看悟道程度如何。这三者呈递进关系，无技艺，遑议旨趣；无旨趣，罔论书道。笔在手中，道在毫端！评判一位书法家要观其综合实力，包含心力、体力、功力和创造力。心力，指沉心静气的定力、意志及胸怀气度；体力，特别是腰功、耐力、敏捷的动作与身体运转的配合上；功力，是几十年如一日的临池基础与根底；创造力，是现场驾驭、掌控与艺术灵感的发挥和创造。如果一个人只会画画或写字，不过乡村一匠，熟练而已。古今中外成名的画家或书法家，如中国的王羲之、颜真卿、齐白石等，西方的达芬奇、毕加索、米开朗基罗等，个个知识渊博，富有社会责任感。总之，书法和书法家的合法性是一个复合的综合体，书法的合法性在于规范性和独特性以及规范性和独特性共同铸造的审美性；书法家的合法性则在于自身的修养，包括书法的合法性和书法家的底蕴性和道义性。如果没有这些基本的合法性，所谓的书法和书法家就是一种商业运作、个人吹捧和简单命名。

以上是我访谈孙引朝先生的印象和体悟，其中最大的收获是与他探讨了书法和书法家的合法性问题。唯一缺憾的是，我可以武断地说，就是孙老师较缺少自觉的诗歌和文句创作，如果能在这一方面根据深入生活、深入基层的体验写出一些优美的、富有理趣的表征世界和心灵的文字，那么他作为书法家的合法性必然得到了空前的扩展。当然，我们最好的期待，就是他的书法神州行活动，像当年红军万里长征那样，成为宣传书，成为播种机，成为宣传队，将和平﹑文明﹑进步﹑艺术和文化的种子撒遍祖国的大江南北，为共建和谐社会注入一针真、善、美的强力促进剂；其笔走龙蛇的游走的书法进行的全球旅行，多为建设和谐世界加上一层中国势诗意和饱含历史沧桑的古典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