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物天地》2008.6

 

贾文忠

 

 

在新中国的文博事业中，曾有过一批为抢救“文革”文物而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们，他们在当时的环境下抢救出了无数珍宝， 40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名字不应被后人忘记。

 

我最了解和也是亲身感受过的是北京市文物局的前身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设立的，“北京市古籍文物清理小组”。时间久远，很多人的名字我已记不清楚了，但有几位老先生的名字使我记忆犹新，他们是：李梦东、傅大卣、程长新、马保山、孙会员、魏隐儒、赵存义、黄镜涵、孟宪武等。这些先生都曾是我的恩师，由于我和赵存义老师在一起师徒工作了多年。在此我想介绍一下我的恩师赵存义先生。

 

1979年到北京市文物局工作，当时赵老师在“落实组”工作，那里主要负责文化大革命抄家文物的清退整理工作。赵先生个头不高、体态轻盈、经常穿一灰色中式上衣，戴一副老花镜，像是电影中见过的解放前开店铺的掌柜，先生和我父是朋友，见到我丰常亲切，也时常给我讲些知识和过去的故事。我们一起共事了多年。他的渊博的文物知识和高超鉴赏水平在北京的文物行业中是公认的。

 

一、天道酬勤

 

赵存义先生生于1917年11月29日，河北冀县城北后赵村人，从小在家务农，读了6年私垫。1931年14岁到北京学徒，在琉璃厂“笔彩斋”古玩老店(清道光年间开业)拜三代传人武琴轩先生为师，主要学习鉴别各类文物方法和特点，由于赵先生勤奋好学，学徒期满继续留店工作，赵先生受武先生的影响很深，从而培养了作笔记的习惯，从学徒开始有用的全记下来。那个年头书刊文献非常少，只要见到片纸有用之字也将其记录下来，从而积累了方方面面的文物资料，也为今后工作提供了很多便利。由于赵先生在文物堂中当伙计各类文物鉴别的眼力都很高，但最拿手的要算是对瓷器鉴定、书画鉴定和古墨鉴定有专长。在多年的买卖古玩生涯中曾经手过大量的文物书画，因而对古文物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956年公私合营归北京市文物商店，专门从事文物征集工作。因长期的业务往来结识了很多学者、收藏家、鉴定家，在专家的指教下，赵先生对鉴定文物有了独道的见解。当时文物商店的任务是征集社会上流散高档文物，为国内故宫博物院、各地博物馆、学术研究单位提供展品和资料。1961年在老友关祖章先生家征集了两件郎世宁作品，(关先生之父关冕钧为修建京张铁路督办，收藏甚富，有“三秋阁”藏画集)一件“双犬图”两双狼犬一白一黄，双钧绿竹数枝，罗黄绢质地高六尺、宽三尺，落款为“臣郎世宁供给”楷书，上方乾隆御宝印五方。另一幅为“双鹤图”，两只白鹤昂首而立，松山石为唐岱补景，落款为臣郎世宁唐岱供绘。尺幅、质地与上件相同。这二件作品1961年提供给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1964年赵先生去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征集文物一去就是—年，1965年去四川成都重庆等地半年多，从社会上征集到二千多定明清古墨，其中有明代制墨大家罗小华、邵格之、程君房、方于鲁等精品。

 

二、文革凤云

 

1966下半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暴风雨席卷全国大地，古刹、神佛、遗老遗少、古书字画、花鸟鱼虫、古旧家具、长袍马褂均列为四旧，被红卫兵一扫而光。各地博物馆及文化单位均停办闹革命，那时候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均列为地、富、反、坏、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所有知识分子均被列为反动收权威，屈于专政对象，这些人均在红卫兵抄家批斗行列。一时间全国上下不知有多少中华民族具有很高价值的文化遗产毁于一旦。那种情况下一般家庭中凡是旧东西也不敢要，也都自己毁了或扔到拉圾站。

 

当时周恩来总理对这种情况十分痛心，并亲自指示要抢救被查抄的古书、文物。1967年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北京市古书文物清理小组”，人员由北京市文物商店、中国书店、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借调80人。主要任务是根据“市革委发044号文件”中要把住各区县的废品回收站、造纸厂、冶炼厂所收到的作为再生原料的抄家物资，必须由该小组拣选清理后，方可原料处理。赵先生被分配到通县造纸厂任组长，据赵先生回忆：当时通县造纸厂内露天存放着四垛，每垛有三层楼高大约二干多捆，每捆重二百斤。当时正值八月份北京天气最热的一个月，在厂领导和工人们的配合下逐垛逐捆打开，从中查找即将做为纸浆的古旧书画、古籍及有价值的文物。就这样每天顶着烈日苦干三十天共清出了8吨多(12．5万余件)，使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保留了下来。

 

1968年初市革委又下发了6804号文件，其精神是各区县组建查查抄物资清理办公室，由财政局、公安局副局级干部牵头协同古书文物、外贸、银行、信托、回收各单位联合办公。任务是将查抄物资分类清点、造册，有条件的仓库就地封存，无条件的临时库由各口运走。当时东城区和西城区是重点区。古书文物组选派了12个人到西城区工作，赵存义任组长，李新乾同志为副组长，1968年3月在赵先生的带领下到西城区查抄办公室报到。当时，赵先生知道身上的担子有多重，整个西城区查抄户为一万二千多户，所抄文物集中在八个大库：恭王府戏楼、西直门教堂、汽车驾校、白塔寺、护国寺、缸瓦市教堂、清真寺、官园，还有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派出所、居民委员会等二百二十个临时小库房。上级的要求是1968年底就要清理完毕。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赵先生凭普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在各库工作人员的配合下，会同各公司人员团结协作认真检查，不放过—件有价值的文物，当年年底基本完成了任务。从赵先生当年的日记中可以得出这样的数字：在各库的废杂物资中，拣选出古籍二十五万多部册、文物字画十七万多件，近代史资料一百二十多捆。这些在七个大库中清理后就地封存。唯有官园大库是露天存放并无任何遮盖；在大广场上堆摞着三千多件硬木家具，这都是文革初西城区各街道抄家后拉到这里来的，经过两年多的风吹、日晒、雨淋，大部分家具已经开胶散架、零件不全。这么多的明清家具遭受如此的破坏，使赵先生及这些老古玩行的人有多么痛心。清理这些家具时又正赶上七月份阴雨天，经常冒着雨工作。进了存放家具的院子就像进入了家具的世界，看了以后都心疼。由于很多原因，根本无法保存那么多，只能拣选育文物价值的明代或清初做工精细的紫檀、黄花梨、鸡翅木家具，其他由委托店处理。经过他们三十多天的劳动选出了三十六件上乘家具，这其中有明代年款的金漆大柜—对，黄花梨大床等。这些文物给1971年开冶的落实政策工作奠定了基础。

 

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开始，赵先生被划为富农出身，免去了组长职务。接受再教育控制使用，调朝阳区当组员，不久又调库房做清理保管工作等。

 

三、笃志好学

 

近60年的文物工怍中赵先生经手及鉴定过的珍贵文物不计其数，最专长的鉴定是瓷器、字画和古墨，赵先生是个有心记，并且勤奋的人，由于对文物工作的热爱，凡与文物有关的书刊只要能借到必将其中有用的部分抄录，报纸上有关的记录也一定剪下来贴在本子上，由于年青时曾与齐白石有来往，所以先生曾撰写过一本《论齐白石书画鉴定》，厚厚的一大本，全部是是先生用小楷毛笔撰写的，全书从齐白石的幼年谈起，到齐白石的绘画技法，每一类画风，鉴定要领，特别是其白石用印，全部是原印玪盖的真记，将齐白石常用的所有印样全部收录，对鉴定齐白石书画起到了决定性做用。难怪古玩界公认赵存义是鉴定齐白石的专家。另一大本是《徐悲鸿》也是先生从琉璃厂实践中看到的和书报上写的相结合完成的。另投入心血最多的是《古墨缘》，共收集了明清古墨413定，其中明代永乐、宣德御墨两定，其他大家制墨37定，清代制墨370定，共两函十二本，全部是先生亲自传拓的拓片，古墨传拓在文玩界是难度较高的技术，由于古墨年代久远，能够传拓出神彩十分不易，观先生传统的古墨每一张都是一件艺术品，墨色均匀，深浅错络，远山近水立体传神。最后《古墨缘》由启功先生题书签，藏墨大家尹润生题序，此书稿在成书之后在国内很艰出版，最后被日本鉴藏家雪村先生购得。另外先生闲暇之余还撰写传拓了历代钱币编辑成了《中国历代古钱币》初稿。上个世纪能出本书是十分困难的事，可息先生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没能有所收获，为此先生晚年提到此事时也十分惋惜。

 

四、老有所为

 

1980年落实政策，赵先生已到退休之年。退休后，先生又为当时北京市文物局文物复制厂成立的全国第一家经营文物复制品的商店“古风堂”担任顾问，后又担任“鉴古斋”经理，其间先生带徒教学，每天都为年青人上一课，从古玩界的规矩到接待客人的方法，讲授书画、古陶、古墨鉴定等等，使一批青年人受益。

 

90年代后，又被北京市文物商店成立的全国第一家对国内文物收藏者服务的“悦雅堂”文物商店聘为顾问，直到90年代中期后才在家休息。

 

先生的另一贡献绘制了1930年至1956年琉璃厂基本情况草图，图中收录了160家店铺的基本情况，即店铺位置、店铺名号、经营内容、经理姓名、原籍，其中涉及到200多人物，成为是研究民国时期琉璃厂难得的宝贵资料。

 

2001年1月18日逝世，享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