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品读潘先生作品时，其笔间充盈的灵动、自由、适情使我不由想到“吴门”  二字。“吴门”二字后面是一连串显著的字眼：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陈淳、徐渭、四王、董其昌、吴历、松江派、姑熟派，海派、、、、、、。苏州有着得于“天”的地灵水秀和得于“人”的文化积萃，是个“天人合一”的好地方。潘先生生于斯、长于斯，有着“天人合一’的清流人品和文人画品。
    所以，从潘先生的画中我们不难发现即可以读到沈周的天真、文徵明的清逸，又可以读到唐寅的秀润、仇英的和舒，这是从传统中来。吴门画派历来具有较强的宽容性，注重吸收与涵养，同时又致力于创新。潘先生从吴门中来复从吴门而去，突破窠臼，在“雅”与“俗”、“墨”与“水”的关系处理上表现出迴异的特点。
    牡丹贵为国花，天香国色。古往今来一直是文人墨客吟咏和描绘的不衰题材。史载苏州自唐代就有牡丹种植。潘先生亦好牡丹，数十年绘事牡丹而不倦。宋《宜和画谱》花鸟论章中认为“花之于牡丹芍药，禽之于鸾鸟孔翠，必使之富贵；竹梅菊、鸥鹭雁鹜，必见之幽闲。”富贵，已经成为牡丹之于大众的固定认识，以牡丹为表现题材的绘事也往往因此而落入俗套。潘先生引“俗”人“雅”，化“俗”为“雅”。在他的笔下，牡丹怡然自得地摆脱了“天”与“国”的冠盖，工整富贵的束缚，在春日春风的浩浩荡荡中怡情怡性地舒展着，做回了自己”。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花的独立、闲适、浪漫与唯美，相对应的是作为创作主体的画家的艺术情趣。是“心性”使之然，使之所以然。
    中国画是表现“心性”的艺术，注重思想和情感的传达。花鸟画追求创作主体的“性灵”，注重“以形写神”、“传神写照”。苏轼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石涛则以“不似之似似之”。潘先生笔下的花鸟“形神兼备”。他作了大量的功课，观察写生，万趣融于神思，方能将自然的写照转化为心灵的写照、表现出自我的情感、赋予画作以丰富的内涵。
    吴地文化可称为“水文化”。江南的水，由一种“物质”载体升华成为一种“精神”、一种“性格”，它滲透于画家的人格与作品当中，投拄于笔墨与心性之间。潘先生善用“水”，“水”之运用与其有着天然的契台。墨分五彩，墨花飞舞，似五彩照眼。以墨气表达骨气，以墨彩暗示色彩。其墨写花鸟，以墨色浓淡、深浅、干湿，为花鸟传神。无彩而胜有彩，“墨写桃花似艳妆”。古人说“人品不高，用墨无法”，与潘先生几次接触，其为人谦和、平淡、还有着些许令人惊喜的天真，我以为这是艺术家宝贵和稀缺的品质。
    每次品读潘先生画作，我都在思考一问题：绘画的节奏。潘先生的一幅幅画作更像是一次次舞蹈、一场场音乐，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我想这是一种听从于心灵的活动。用心的感悟来表现花的一枝一叶与鸟的一振一动，形体化为飞动的线条，可又不是所有的线条都是客观存在的，是画家的意念决定了节奏性表现所需要产生的线条。这种虚实相应使整个画面形式表现得更美。内容更加具有音乐性。而笔黑则不仅仅局限于一点一划的平面构造，同时更深地表现了人类心灵最深处的情感与韵律，是形式的和谐，也是心灵的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