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长姚远利向贾文忠介绍馆藏匾额的拓片

 

 

 

4月11日上午10点，贾文忠在姚远利馆长的陪同下参观了位于北京东郊高碑店村的科举匾额博物馆（国内首家民办“科举类”匾额博物馆）。进入博物馆，一扇“科举门”立于眼前。拾级而上，秀才匾，举人匾，进士匾，构成了中国古代读书人仕途的递进阶梯。3000多平方米的展厅，500余方的科举匾额，将中国上千年的科举史浓缩其中.

 

科举匾额的五大看点

 

在研究匾额的道路上，姚远利选择将科举匾额作为方向。他说:“明清两代科举最盛，遗存较多，用它来鉴证科举制度，能做到有层次有体系。进科举门，拜孔子像，是历朝历代中国读书人的毕生愿望。”

 

姚远利说，中国科举匾额是古代知识分子求得功名、觅得仕途的重要见证。换句话说，是十年寒窗的学子们“脱贫”惟一途径的见证。

 

一看科名。科名类似于今天的学历，也就是出身。

 

二看题匾人。题属科举匾额的人，多数并非个人所为，他代表官方褒扬苦学有志之士。

 

三看书法。古代科举考试，对书法要求很高，纵然文章再好，而书法不入流，也难以中举人、中进士。清代龚自珍虽才高八斗，能写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名句，但因书法不在行，虽中了进士，却难登翰林。

 

四看国学。科举匾额，有的直接题属科名，有的则是用典，几乎是无一字无出处，无一字无来历。激励后学的语句甚多，也可以说对传统美德的赞颂，集中体现了国学精华。

 

五看制匾工艺。古代科举匾额，无论是木匾、石匾、砖匾，其制作工艺各不相同，科举匾额集中地反映了雕刻、篆刻、纹饰等高超技艺。

 

科举匾额的文化意义

 

放眼国内，收藏古代匾额数量能达到姚远利这样规模的，绝无仅有。为了这500多方价值不菲的科举匾额，姚远利不知跑了多少地方进行收集。多年的收藏经验使姚远利现在掌握了很多的线索，哪里有好的匾额，他都能第一时间得到消息。但是姚远利收藏匾额始终坚持宁缺毋滥。“如果我想要，打几个电话就有人送来上千块，但是没有价值的我绝对不收。”姚远利说。

 

科举匾额博物馆内，藏有两款“末代状元”刘春霖所题匾额:《对酒当歌》和《酒仙中》。刘春霖的书法属馆阁体，十分出名，其小楷在民国时期名重一时，有“大楷学颜(颜真卿)，小楷学刘(刘春霖)”之说，可见这两块匾的价值难以估量。刘春霖老家(河北肃宁)有人曾上门欲以3万元求买此匾，以此彰显当地文化底蕴，被姚远利婉拒。“匾额中的文化价值是金钱无法衡量的。”姚远利说。

 

科举匾额博物馆里的镇馆之宝，是一座元代的科举门。这座科举门顶部是一座汉白玉元代遗存。在整个元代，因为只有40多年实行科举，汉人书生在石牌坊上镌刻“科举门”，表达了他们对科举考试的强烈渴望。据专家考证，此门现在在国内外仅此一件。

 

馆藏牌匾中历史最久的是明朝永乐九年的状元萧时中所题“状元及第”，距今500余年。博物馆的二层，收藏着道光12年同一科状元、榜眼、探花所题写的匾额。“能收集到同一科的匾额，弥足珍贵。”像这样价值巨大的科举匾额，博物馆里比比皆是。姚远利馆长担忧的不是匾额的价值，而是没有更多的人和他一起去做这件事情。“科举匾额含金量最高，文化内涵最重。若从历史中去追溯，它改变了一个人乃至一个家族的命运，延伸到官学，它就是一部国史，一部地方史。”

 

匾额学:千呼万唤

 

尽管科举匾额的作用如此重要，却没有得到应得的重视。其实早在1992年，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首次提出“科举学”。如今，十五载悄然已逝，而作为科举文化的重要部分，“古代匾额”还没有被作为一门学问列入研究视野。科举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进程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研究科举文化，有利于加深对传统考试文化的认识，客观评价科举制度。”姚远利说。但如今，人们对古代匾额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甚至连专业人士都不能明确匾额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和匾额自身的文化担当。

 

“古代匾额的研究有着诸多的便利优势，同时也是最容易出成果的。它不只是一个符号，更非仅仅是装饰，名称标识和宣扬教化才是它的主要作用”。姚远利说。

 

姚远利期望的是，能以科举匾额为契机，最终看到匾额学的诞生，并希望后人能通过他的科举匾额博物馆，更多了解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文章内容部分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