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起源与农业的不起源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陈胜前|

 

 

大约一万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也经历了与我们当代的现代化大同小异的革命，不过那一次中国的祖先走在了世界的前列。那次革命的标志就是农业的出现，和研究工业革命一样，学者们都在追根溯源，寻找这次革命发生的原因。如果有人能回到七千年前，也许他也会像我们现在一样地困惑，为什么华北和华中那么人丁兴旺、食物丰足、居室结实、用具精美？而西南几乎正相反，究竟是哪一步走错了，导致发展道路如此不同？

 

农业革命开创了一个人类控制生物资源的新时代，人自己去生产食物而非仅仅依赖自然生长的食物。食物的生产也许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不过是创造一个环境让作物和动物自己生长，但是农业革命带来的效应是惊人的，农业使人口大量增加、复杂的社会组织成为可能、国家形成、文明起源。

 

一万多年前的人类无疑更受环境变迁的左右，因此早期的考古学家如柴尔德倾向于从环境变化的角度来解释农业革命发生的原因，也就是所谓的“绿洲理论”。他提出当中东气候日益干燥之后，动物和人的生存范围都局限在绿洲之中，动物和人的关系被强化，动物因此被人类所驯化。布莱德伍德进一步发展为“新月形山地前缘”的起源理论。新考古学的大师宾福德在此基础上更提出一个普遍的农业起源理论——“物种边缘起源论”，即在一个物种分布的边缘地区，因为数量稀少，所以人们不得不强化利用，扩大物种的分布范围和产量，农业也因此产生。按照这些理论，显然难以想像农业会在热带丛林地区起源，那里物种惊人地丰富多样，然而近年来，考古学家们在亚马逊的热带丛林里也找到了早期农业的证据，类似的证据在中美洲和大洋洲的巴布亚新几内亚都有发现。以环境的原因来解释农业的起源结论无疑是脆弱的，就像把工业革命的起源归因于靠近海洋河道一样。环境所提供的是一个文化系统变化的初始条件，它不能解释在相同条件下文化系统发展的差异性。

 

在解释农业起源的理论中，人口增长一直是占主流地位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博斯来普提出与马尔萨斯不同的人口理论，认为人口增长会促进技术的进步。宾福德在过去的十多年的时间通过研究全世界的狩猎采集者和通过模拟的方法，在2001年完成了一部巨著，将人口因素置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量化了的人口密度作为狩猎采集者生计选择的标志，如当每100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达到1.58人时依赖狩猎就不可能了，而当人口密度超过9.098人时，植物采集经济也难以为继了，必须强化利用资源。

 

　　相比而言，在工业革命起源的过程中，很容易理解人口增长不是根本的原因。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一些考古学家转向寻找社会因素作为原因，有人认为农业的形成是为了显示威望，还有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农业是人类认知的变化，他们着重研究观念的变化。密歇根大学的佛兰瑞则认为根本无须寻找原因，农业是人类文化系统自然发展的结果。

 

冯友兰先生在写他的博士论文时比较东西方哲学的区别，他发现流行于中国的思想在西方世界中也曾存在，于是乎他将东西方的差别归之于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当他后来写“贞元六书”时，他则将这个区别归为文化类型的区别，他意识到中国是一个以家庭为本位的小农经济社会，而西方是以社会为本位工商经济社会。中国落后了不是因为她是中国，而是这一类国家都落后了。上个世纪后期，世界上搞计划经济的国家纷纷转向市场经济，因为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一类经济出了问题。狩猎采集经济曾是地球上所有人类共同的生计方式，为什么只是在某些地区发展起来农业呢？而在另外一些地区甚至还保留到现在呢？

 

林毅夫先生的资源禀赋结构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些问题。在行外人士甚至许多考古学家眼中，史前的狩猎采集者都是依赖狩猎采集生活的人，说不上有什么区别。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宾福德区别出两种行为方式，一种叫集食者(collector)，这种群体有储备的习惯，他们通过派出任务小组去获取食物，让食物来就人，他们有相对固定的居址；另一种叫寻食者(forager)，这种群体不储备，是他们白天出去寻找食物、黄昏返回，让人去就食物，他们没有相对固定的居址。两者的区别也就是流动性的差别，前者稍小一点。而这一点点差别的影响逐渐放大后，结果的区别是惊人的。集食者因为有相对固定的居址，他们就有可能或者说不得不投资房屋建筑、更耐用的工具（这种工具往往更重而不易携带如磨制的石器）、实用但不易搬运容器如陶器，可以更多地进行储备。因为不用拖儿携女，他们生育的间距更短，所以生育的孩子也更多，人口密度自然也更大。而所有这些都是农业起源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因素。考古学家们常常把固定的村落、陶器、动植物的驯化、磨制的石器作为农业革命的标志，而这些要素在集食者的群体中都已有一些雏形。农业相对狩猎采集是更高强度的劳动，它需要更多的劳力，人口规模是前提条件之一；通体磨制的石器实际是一种冗余设计，它的好处就是更耐用。也就是说集食者在农业革命的过程中有更好的资源禀赋结构。

 

集食者主要生活在哪些地域呢？资源在时空上都平均分布的地区如热带雨林是不需要集食者这样的生计策略的，在资源非常贫乏的沙漠、草原、高原，狩猎采集者本来就无法生存，因为人类如果没有马匹的帮助的话，单凭两条腿是不能有效利用这些资源的。这种策略在两个生态带的结合地区(ecotone)特别地适用，宏观上说就是中温带，微观上是比如森林的边缘、山麓这样的地带，这里可以利用的资源种类最丰富，但是它的资源稳定性差，环境的微小变化首先影响的就是这个地带。因此在这样的地区最稀缺的资源就是稳定性，而农业能够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农业的形成依赖于合适的物种与土地。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最早期的农业产生于山麓地带，它逐步向平坦的地区迁移，山麓地带是“但开风气不为先”，这个过程持续了大约两三千年。

 

一万年前后的史前现代化——农业革命只发生在世界有限的几个地方，如中东、中国的华北、长江中下游地区，狩猎采集的生计方式在许多地方持续到历史时期乃至若干年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作为先进生计方式的农业为什么没有在全世界迅速普及呢？资源禀赋结构的理论只能部分地回答这个问题，在一些热带地区，狩猎采集者主要运用寻食者这样的生计策略，即使这些人知道他们的邻居发明了农业，但他们缺乏必要的人力，技术，特别是社会组织结构去从事农业，另外高强度劳动的农业对于资源并不极度紧张的狩猎采集者而言是没有吸引力的。

 

在一些资源特别丰富地区，尤其是水生资源丰富的地区，农业也是没有吸引力的。因为水生资源有着和陆地生物不一样的季节性，在水生资源丰富地区，农业的发生往往很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日本。在日本发现了世界上可能最早的陶器，但这里的农业一直到中国的汉代才开始。古代的日本人对农业的态度有点儿像现在中东石油国家之于工业化。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随着驯化的马的引入，一些狩猎采集者成了专门的猎手。在一万年前后，末次冰期结束，森林开始向北扩张，从前的草原被森林所代替，草原上成群的食草动物被片片森林隔开，狩猎采集为生的人类面临日益减少的猎物资源，他们必须比以前走更多的路，才能打到足够的猎物，然而人类步行的速度是有限的，每天的捕猎时间也是有限的，而马的引入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运动速度和行动距离，所以即使猎物资源有限，在一些地方狩猎采集还是可以谋生的。

 

实际上，当农业出现以后就很少有纯粹的狩猎采集者了，和狩猎采集相比，农业在单位面积的资源产量要高得多，但是农业生产者再去狩猎采集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就要小于狩猎采集群体，因此在民族志中见到的狩猎采集者常常以森林专家或专门的狩猎者的角色存在，如我国的鄂伦春人，北美的爱斯基摩人。他们用猎获物去交换农产品。他们与农业生产者构成一种共生的关系，也正因为这种关系使一些学者开始质疑在农业发明之前人类在热带雨林地区生存的可能性。他们认为没有可以交换的农产品，在热带雨林中生存很困难，这里的资源大多在树冠的层次上，人类很难利用。

 

和血与火中诞生的工业革命相比，农业革命要相对和平得多，但也说不上多么的文明。农业的产生导致人类人口爆炸性地增长，新增的人口就需要更多的土地，早期的农业多是刀耕火种，人们焚毁森林、排干沼泽、开垦草地，狩猎采集者不知不觉地被排挤到边缘的环境地带，如沙漠边缘、高原上、山地和森林中。考古学者们并没有找到农业群体针对狩猎采集者的暴力行为证据，这并不意味这个过程就是和平的，首先狩猎采集者群体本身就不是和平主义者，在南美、巴布亚新几内亚丛林中土著们都是很好战的，但是他们的群体规模远小于农业生产者，一旦农业生产者破坏了他们的狩猎场，就算他们打败了农业群体，也无法继续利用这个地区了，他们只能往愈加边缘的地区迁移。但是一旦他们有了马之后，群体的规模也可能迅速扩大，并成为熟练的战士，在我国东北崛起的民族政权就不少。在北美，当欧洲人把马匹带给印第安人后，他们便放弃已适应的农业生产，转而从事狩猎采集，同时成为了骁勇、剽悍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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