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壁画车马出行图题材初步浅探

高海平 

引言

车马出行图是汉代壁画中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我国汉代社会宗教文化信仰的重要史料，特别是到了东汉，壁画上刻的车马出行、仪仗、狩猎、天象和不同类型的动物图腾等等，这些都刻画在石头和印在砖模子上然后制成砖块，部分画在墓室的墙壁的泥皮上。它们是汉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在汉画像砖和画像石上以及墓葬的墙壁上都有古人的智慧在里面融合。车马出行图在画像石中有多种不同的表现方式，截至目前，根据美术考古和田野考古发现的资料来看, 车马出行图的题材及材料分类大致可以分为画像砖、画像石和墓室壁画三种类型，本文将试做初步研究。

一、汉画像砖
    画像砖也称“砖印壁画”。东汉社会大发展时期，在一些地区用砖刻形式的壁画应用在墓室墙壁上，作为装饰的习俗画来出现。对于汉画像砖上表现的车马出行图和画像石上表现的基本一样，只是在材质和创作过程中有明显的区别。根据实地考证和前人的经验总结，汉画像石是在自然中直接取材经过细致打磨，并且，在打磨光滑的平面上刻画各种图像和几何花纹，也称“雕刻出来的画”，除刻画线外，还进行彩绘，今天看到的画像砖大部分失去了原来的光泽，在线的深处还遗留有彩绘的痕迹。画像砖是在自然界取材于优质土和水结合后，又拉成坯，事先在木制模具上刻划出图画模子，然后模子在砖坯上（有阴刻和阳刻），在太阳光下晒干，然后在入窑高温下烧制而成。从现在出土的墓葬来看，画像砖在墓室中是成套出现的；如河南博物院、洛阳市博物馆和洛阳市古墓博物馆(壁画为复制，现藏于洛阳市博物馆)藏东汉壁画墓来看，就能证明在东汉画像砖是成套出现的，笔者在郑州河南博物院汉代展厅就看到两块一模一样的汉画像砖；据考古专家的考证，汉画像砖在当时市场价位很高，一般百姓是很难买的起，只有当地的地主和有权有势的才拥有这种类型墓葬。笔者又在洛阳市古墓博物馆、河南博物院亲自考察，并与相关专家的研讨，据专家介绍，画像砖最先是做建筑材料装饰使用的，后来用在墓室建筑上，中间是空心的，有防止噪音、防潮、保温和减轻建筑重量的作用；也有考证是现在建筑中“楼板”的前身。
    山东、四川、河南等地出土汉画像砖中的车马出行图较多，表现的内容和信息量也特别的丰富。目前，出版发行研究汉画像砖的书籍比较多，最早研究汉画像砖的著作是郭若愚《模印砖画》一书。［1］车马出行图研究大多数以一些小论文形式出现，或以短篇来介绍的。目前还没有看到有人深入进行研究（待查）。在周到等人撰写的《河南汉画像砖的艺术风格与分期》等著作进行简单的表明介绍，并没有深入探讨。［2］ 在《甘肃省嘉峪关新城十二、十三号画像砖墓发掘简报》记述了十二、十三号墓出土的一○八块画像砖，保存基本完好，画面都比较清楚。［22］从画像砖内容及分布情况来看，前室的画面内容所反映的多是人们从事生产劳动以及日常生活的场景，画像砖中的车马出行图在墓室中表现的最突出。为研究车马出行、依仗等等风俗文化提供了可靠的材资料。

二、汉画像石
    汉画像石也称“壁画石”或“石刻壁画”，是我国汉代墓室壁画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山西考古学会论文集》（三）中记载了我国最早记录汉画像石的著作是东晋戴延之《北征者》、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北宋赵明诚《金石录》和北宋欧阳修《集古录》中有记载。［3］
    笔者认为，汉画像石是汉代艺术的杰作，富有较强的现实技法。画面内容丰富，有阴刻和阳刻的区别，制作工艺细致，而且特别，但汉画像石又与高浮雕、圆雕不同，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经过查阅材料得知，画像石是汉武帝刘彻前后期出现的，最先用在建筑上做装饰品，后来用于墓葬建筑上；体现出汉代丧葬制度和绘画政教的影响，以及汉代统治者的权力的集中体现是不可分割的。
    在《南阳汉画像汇存》、《四川汉画像选集》、《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中看到，都有车马出行的出行图片和文字的信息记录。在《汉画执择小考》集子中的车马出行图，大部分和宴会、农耕、狩猎结合在一起的，刻画的十分形象而且生动逼真。［4］
    目前，出土的汉画像石中刻画车马出行图，与田野、农耕、狩猎、歌舞和神话等结合在一起的很多，但是从整体看来又有微妙的区别。如陕西省绥德县永元二十年王得元汉画像石墓、永元十五年郭雅文汉画像石墓、米脂县永初元年牛文明画像石墓、四川省雅安县高颐阙画像石墓、江苏省邳县燕子埠画像石墓、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冯君儒人画像石墓、山东省临沂县等地区画像石，以及嘉祥武氏画像石、平邑功曹阙、莒南孙氏阙等画像石。《临沂汉画像石中车马出行图考释》中表现临沂汉画像石的车马出行图地位较高，刻功细致而其高雅，富有较强艺术生命力和感染力。［5］
    车马出行图在东汉中晚期画像石中广泛流传，到晚期逐渐削弱，表现的不是那么强烈和盛行；一直到魏晋南北朝逐渐消失，也有部分地区墓葬中保留着过去的风俗旧观念的信仰，整体逐渐向世俗化转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石刻画像艺术因用途广泛，全国各地都有发现。其中以今天河南地区发现的最有代表性。至清代以来，冯云鹏和冯云畹《金石索》、瞿中熔《汉武梁祠堂石刻画像考》、容庚《汉武梁祠堂画像考释》、长广敏雄《汉代画像石研究》、林巳奈夫《后汉时代车马行列》［6］、贾庆超《武氏祠汉画石刻考评》［7］、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都有深刻的研究。刘凤君《美术考古学导论》讲述了当时佛教石刻画像和世俗石刻画像最为盛行的情况之下，使笔者得到了灵感，想到车马出行图为题材的壁画仍然在墓葬中出现，记录了墓主人生前的生活经历和出行类等题材，主要有商人、牛车出行图和车马出行图等。［8］这说明在当时社会人们的思想、文化、人生观和价值观逐渐得到提高。

3.汉墓室壁画

东汉时期，由于封建庄园经济的发展与和厚葬风气的盛行，建造豪华墓室，用壁画为死者祈求怜悯并夸耀生前的社会地位已经拥有的财产，在当时成为上层统治阶级相相互竞争并且相互效仿的时尚习俗。
    现今出土的壁画中描绘车马出行图，大部分绘制在墓室的墙壁上。底子设色大多数以白色和土灰色为主，以石青石绿为辅，车马出行图中的车轮以黑色为主，画的特别的圆，据笔者考证是借助了某种工具而画的，如类似圆规的形式（也可以用一根绳子和一个钉子，一端固定，另一端左右旋转，即可成为标准的圆）和直尺。
    “车马出行图”题材的壁画，近年发现出土的也不少，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北方以及中原等地区。如辽宁大连的营城子、辽阳的北园、辽阳棒台子、三道壕、南林子等；北方以内蒙古和林格尔最为集中；中原以河南地区最为集中，如密县打虎亭墓室壁画、洛阳烧沟61号墓、山西省平陆的枣园、甘肃酒泉的下清河、山东梁山、江苏徐州、陕西庆阳等地区壁画，表现车马出行图题材的较为丰富。根据当时的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判断，东汉壁画中的车马出行图的绘制水平达到了空前提高，特别是中晚期绘制达到了最高水平。　         
    内蒙古和林格尔壁画中的乌桓校尉墓中的车马出行图有文字题记，其中一车中的题记为：“功曹从事”和“别驾从事”者；从《和林格尔壁画》资料中得知，墓葬壁画中的车马出行图的记载的历史故事和人们生活的社会活动场景深受感动。据《隶续·斥彰长田青君碑》（卷二十）载：“匈奴中郎将下面有从事二人，另外护姜校尉也有从事”。吴荣曾撰文《和林格尔墓壁画中反应的东汉社会生活》中也谈到了这一点。［9］另外从壁画和题记上看，车马出行图还反映出乌桓校尉掌握军队的控制权力。和林格尔墓中壁画有题记“莫府”二字，正是校尉府的简称，在东汉社会凡是控制军将的府署才称“莫府”。这很明显反映出墓主人生前仕途经历的生活场景为死后继续享用。

东汉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内容最为丰富，描绘了墓主人由“举孝廉”至“使持节护乌桓校尉”时止的全部仕宦经历。画面上有繁阳、宁城、离石、武城等府县城市，有官署、幕府、坞壁、庄园、门阙、楼阁等各种建筑，有出行、仪仗、饮宴、迎宾、百戏、庖厨等生活画面，也有农耕、放牧、蚕桑、渔猎等劳动场景。还有古圣先贤、烈士豪杰、神话传说、珍禽异兽等西汉以来的传统壁画内容。该墓壁画场面壮阔，人物众多，全面生动地展现了当时边塞地区的社会风貌。整体风格率意洒脱，线条圆润流转，渲染赋彩技巧熟练，人物的身份、姿态、神情的刻画生动入微。车马出行与放牧图中马的造型简练概意趣极为深远。

画像石是东汉时期重要的美术作品。虽系用雕刻的方法制成，实为以刀代笔施于石材平面上的绘画，因此称石刻画。其题材内容与墓室壁画大致相同。画像石作为建筑构件，不仅用于地下墓室，也用于地面享堂和石阙。东汉画像石有丰富的遗存，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四川、陕北等地区，江苏、陕西、山西、安徽、河北、湖北等省也均有发现。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山东孝堂山画像石、嘉祥武氏祠画像石、沂南画像石墓、安邱画像石墓等,河南南阳画像石及密县打虎亭1号汉墓画像石。

内蒙古和林格尔壁画墓，共有六个墓室，各室均有壁画，甬道与室身两壁；下栏绘有与墓主人职务有关的域池，府舍、粮仓属等。上绘有墓主人生前仕途经历的车马出行，描绘死者从“举孝廉”开始，经历“郎、西汉长史”，“行上郡属国都尉”，“繁阳令”到“使持节护乌桓校尉”的一生经历。六任官职出行场面各有独立，又相互连续，以复杂多变的对形，把数百人骑和数百车驾贯穿串一个宏伟的画面。［10］辽阳棒台子屯1号汉墓壁画车马出行图，绘制于棺室旁东和西两侧壁的廊上。整个画面分上下两层布局，共画了10辆车，127匹马及173人。朱车前有斧车、鼓车、金镇车和辟车伍佰为前导。［11］画面主次分明，运笔洒脱豪放自如，各种车辆、人物表现的形象而且生动，给画面增添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充分表现了墓主人生前过着富贵的生活。辽阳旧东城门里汉墓的车马出行图画在墓室西壁，画幅高71厘米，长230厘米。画面中用墨线画有骑马男子，应为骑导。东城门里出行图很特别，在西壁上画有一辆牛车，比较简略，而且很有力量，只有几根飞动的线条把大致轮廓勾画了出来表现的生动而又淋漓尽致。车马出行图船蓬式车制在辽阳旧东城门里汉墓室壁画中表现的艳丽夺目、光彩照人；车轴头饰红色飞軨，牛身亦为绘色十分华丽，也是辽阳旧东城门里汉墓的一个最大特点。［12］
　　在汉代，车马出行有一定的车乘制度，按照官吏的等级，使用相应的车马出行。从辽阳旧东城门里汉墓、内蒙古和林格尔壁画墓、河南、山东和陕北等地区汉画像砖、汉画像石中的车马出行图画绘制看来，一般均画多乘车杖，官吏车乘等级前后分明。王新增撰文《辽阳市棒台子二号壁画墓》［13］从全局看来，牛车在壁画中绘制还是很少见的。罗福颐撰文《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新发现的汉墓壁画》［14］中写道，在辽阳三道壕绘制的“车骑”墓壁画的车马出行图就有一辆牛车。另外，在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的汉墓中也有一辆牛车，并且题有“闵氏牛车一辆”，除给研究者提供了研究东汉牛车出行十分珍贵的线索以外，同时也对东汉车马出行图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辽阳东城门里汉墓中的壁画比较单纯，表现出绘画早期执着的特征，与当时行政审美建置有密切的关系。东城门里汉墓壁化在墓室的西壁，画幅高71厘米、长230厘米。西壁只画一辆牛车比较简略。这是此墓的一个特点。如现出土发现画牛车出行的墓葬有辽阳三道壕汉墓、辽阳棒台子汉墓、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汉墓等汉墓中都有表现。这些牛拉的车子，大都是軿车。李文信《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一书中考证了这中船篷式车篷的牛车，为軿车。［15］

东汉晚期，河南密县壁画墓中的车马出行图主要以仪仗为主，一般在十个人以上组成；前有导骑，后有侍从以及运输车辆等。在密县壁画墓中，除车马出行图外还有其它图案，如伎乐、歌舞等场景把画面提高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河南偃师杏园村壁画墓出土的车马出行图，画面长达120厘米、高60厘米，共绘有九乘安车，五十多匹马以及七十多人。［16］其中一幅有安车五乘，单车十乘，画面人与人之间前后呼应，富丽典雅，艺术水平较高的价值。
    东汉晚期至魏晋的壁画墓发现于东北辽阳地区一带，墓葬都是用大石块、石灰板岩砌建成的多墓室；因此，壁画大都绘制在石壁上，内容以家居宴饮和杂技百戏为主要题材，有车马出行、亭台楼阁、庖厨、门卒等题材图画。［17］据《河南偃师杏园村东汉壁画墓》考古材料介绍，中原地区的河南偃师杏园村东汉壁画墓，发现于1984年春季；鉴定时代为东汉，编号为YOT29M17。壁画墓四周墙壁有内外两层组成，外墙壁用两平一竖垒成，墙壁画高26厘米；砖长、宽、厚分别为36厘米、12厘米、7.5厘米。墙面上涂有0.5厘米白灰膏，上面一层画着仪仗车马出行图等图画。［18］

结  语

综上所述，从车马出行图表现的汉画像砖、画像石、墓石壁画中，墓室数量上看，主要以河南、内蒙古、陕西北部、山东、四川、江苏地区出土的壁画墓表现墓主人生前在车马出行图创作最为活跃的地区；对此，在河南、陕西北部、山东、内蒙古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影响到了其它地区的车马出行图的发展，以及影响到车制等公用性能的发展，为民族文化的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本文主要在于它的图像研究，并涉及到美术设计学科等相关知识，望能得到专家学者的批评与指导。

注释：

［1］郭若愚.模印砖画.上海:艺苑真赏社.1956.

［2］周到等.河南汉画像砖的艺术风格与分期.河南文博通讯.1980,3.转载美术考古学导论,P261.

［3］甘肃省嘉峪关新城十二、十三号画像砖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8.

［4］山西省考古学会编.山西考古学会论文集（三）.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

［5］文物.1961,3.

［6］林巳奈夫.后汉时代车马行列.原载载(日)东方学报.东京:京都版.P37.1966.

［7］贾庆超.武氏祠汉画石刻考评.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

［8］刘凤君.美术考古学导论.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P265.

［9］吴荣曾.和林格尔墓壁画中反应的东汉社会生活.文物.1974,12.

［10］内蒙古和林格尔壁画墓.文物.1974,1.

［11］楚启恩.中国壁画史.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0,P45.

［12］辽阳旧东城门里汉墓.文物.1985,6.

［13］王新增.辽阳市棒台子二号壁画墓.文物.1961,1.

［14］罗福颐.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新发现的汉墓壁画.文物参考资料.1956,9.

［15］李文信.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考古学报.1957,1.

［16］楚启恩.中国壁画史.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0.P45.

［17］文物.1974,1.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室、河南第二考古工作队.河南偃师杏园村东汉壁画墓.文物.1985,1.

注：本文为西安美术学院重点科研资助项目部分研究成果（编号：西美院字［2008］30号文件 第02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