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的文化功能及其历史矛盾

程美信

在人类思想经验史上，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对立性，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理性主义的发展。保守主义源起于生物学上自然伦理的扩大化，形成氏族时代的社会道德秩序，随着神秘主义宗教意识与部落同盟力量的兴起，道德与神权媾合便成了历史的必然，因为前者始终必须依附外在力量来实现其规范理念。事实上，道德与巫术在人类历史也是存在巨大冲突，后者是一种极其富有人创造力的事物，对远古时代的既定权力秩序均构成一定威胁。这意味着道德作为一种保守的控制文化，它自身必须适度相应历史发展而不断发挥其作用，包括在今天民主社会所强调的法律精神，它同样是基于自然法则的伦理基础所演变而来。保守主义始终遵循一种既定道德规训的基准，不到彻底无效绝不会自动进行更新，这是它倾于一种防御性的本能机制。因此，历史不断演进便意味着新旧势力的激烈抗争，它构成历史运动的基本节律，使人类文明发展变得更为健康有力。这是保守主义的历史贡献，可当它主导了一个时代的绝对力量，抑制了所有一切新生事物和异端思想，并使历史稳定得陷入恶性的呆滞状态，其结果必将引发火山爆发的历史震荡。可以说，极端保守主义的僵化是酿造大革命浪潮的压力门，现代文明制度就是对原教旨主义道德体系进行有限的改造，提高秩序控制系统的机动合理性，相对有效地避免了新旧势力斗争的恶性循环。

事实上，要消除保守主义的控制力与激进主义的原动力，其本身是不可思议的。首先，人类在道德上从来就没有丝毫进步，它始终捍卫既定秩序为使命，防止不可控制力量的泛滥。当然，道德体系在整个文明演进中也存在其内在异化的复杂现象，所谓寄生道德之上的反道德力量相随而在。道德同样面临外部不适而被动地进行内部净化运动，这也体现了其生命力和历史意义。历史每进一步都需要代价，保守主义常犯的错误将过去当作现在进行时态，把既有经验作为永恒模式。然而，现在的经验并不能代表真实历史的客观本质，人们所敬仰的圣贤及其教义，本身就是不断编撰与阐释的产物，历史必然成为一部不可勘定的活页，所有既定经验不是历史进行态和未进行态的绝对逻辑。凡是可以参照的历史经验均不准确的，历史的结构常态是不稳定的，一切有效性经验都是相对暂时的，偶然是产生历史聚变的关键要素。历史学从一开始都试图通过总结和分析去把握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如司马迁欲从“究天人之际”而实现“通古今之变”目的，它显然是不切实际，结果变相为杜撰历史和塑造历史的过程，并强化了一种僵化历史的模式定势。

当代克隆技术的发展引发社会伦理的强力反应，道德再次释放出其本能作用。由于现代制度的牵制作用，两股势力相互进行了一些妥协，矛盾被暂时的隐蔽。这是现代科学史上第一次打破了“科学无禁区”的假设。保守主义的发威与成功，得利于大众与宪法，而不是“真理”，它们是传统的宗教势力、社会的基本家庭价值观、后现代的生态主义以及人文主义的联手抵抗运动。迄今为止，尚不清楚克隆人将有什么好歹后果，克隆人技术发展弊利均限于推理解释和想象猜测，保守主义旨在捍卫人类既有伦理规范，而且他们的理由被普通大众所赞同与接受，完全回避了“真理”可行性的实证原则。克隆人技术将可能在一个特定历史契机表现出蓬勃活力，这有赖道德观念的相应作用。另外，从克隆技术发展所面临的暂时性阻力，它说明了科学领域的思想贫困，大概由于专业分工细化导致一种整体性的不力，少有科学家象政客、艺术家、骗子那么去推销自己的“理念”。实验室与社会的隔阂是当代科学发展的重要困境，致使科学只限于具有技术价值被利用开发，这是当代科学所面临的困境。从避孕技术的发展可以看到这一点，它给人类性行为带来很多便利之处，却没有激发人类伦理观念的进步。事实上，在戴着避孕套的性行为，只要互相自愿的前提下，已不存传统意义上的“乱伦”，即使母子、父女、兄妹姐弟进行自愿的性行为已生物学的伦理问题，它不过是道德感上的传统偏见而已。此外，避孕技术基于“天赋人权”的自由主义原则，以及科学理性的实在原则，本当对传统“乱伦”构成彻底性的推翻。科学技术与观念思想的发展分裂，将是未来文明的重大危机。性革命与生育革命对人类未来前途构成重未知数的结果，目前的问题是它被保守主义的道德否决所“搁置”，这是本时代最遗憾的学术事件，并充分发现保守主义的历史作用和道德逻辑。

从避孕技术到克隆技术的发展与用运，其中显见了对人类的社会结构和道德观念潜在威胁，因为性与生育对伦理规范、社会结构、婚姻制度、国家组织所谓围绕的中心，包括当代资本主义同样建立在性与权力的基础之上。此外，保守主义的道德倾向也展现出它的投机性或应变性，在封建形成之初、在资本形成之除，它们均遭到道德保守力量的顽强抵抗；共产主义理想便是基于原始伦理所延伸的道德依据，把私有制产生视为“万恶之源”，这种道德感变成了一种宗教的极端力量，成为近代思想史上最激进的社会革命。可见思想的变种与道德的演变都是复杂的，它们没有稳定逻辑的必然关系，近代资本主义与宗教道德的合作，说明道德是被不断颠覆中寻求更新的生命力。结论是：观念可以是被诱导的。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文明社会控制力量，其角色与功能是不可忽视，尽管它存在良性与恶性的两种极端倾向，但是历史运动与社会博弈需要秩序作用，购则文明无法更健康地成长。

当保守主义的极端化，占据了一个社会或者一个时代的主导地位，那同样是一场历史灾难，扭转这一历史势头通常是最激进的革命方式。因为保守主义自身不具有创造性原动力，它的价值只能通过激进主义才能获得释放。保守主义对一切新生事物的质疑具有检验性的文化整合力，其本身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它的功能角色绝对不能取代巫术、艺术和科学这些具有创造性的原动力。

中国近现代历史，似乎提供了关于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争斗的动态模型。在封建王权与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漫长历史中，道德变相为社会博弈与思想斗争的集合点，并反映出保守主义对社会制度、文艺思想、道德伦理、生产技术的主导作用。进一步说，保守成为中国社会集体思维的常规模式，一个中国人一出世就意味着接受了保守文化的驯化，这种由个体性格凝合的集体文化性格，成为中国历史的稳定解构的意识基础，其中宗法伦理是中国历史精神的核心传统。“五四”一代人，他们是中国两千年封建史中首批走向颠覆传统的文化人，这种觉醒不是源出中国自身文化的创造力，完全由外部压力引发被动的意识觉醒。一时间，疑古与反古的激进思想徘徊在古老帝国的上空，尽管它缺乏必要广泛的社会基础，这反而刺激一大批爱国青年的革命激情，保守主义的顽固性从广度与深度的质量关系，均引发“５４”和 “文革”的爆发，这种极端性又必然地引发保守主义和传统情结的复原，反思“５４”和批判“文革”成为社会保守思想抬头的合法契机。它也演示了中国缺乏健全文化生态的经验多样性的土壤，只能从此极端或彼极端的恶性轮回。

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他们自身同样存在双重极端的矛盾文化性格，首先他们都是清一色的天生封建胚子，而对封建传统的失望转向一种憎恨历史情绪，这使他们行为中包含着一种最激进的思想冲动。历史又显示，这些反传统者同时又最彻底的真诚爱国主义者，他们民族意识不是透过传统作为精神依托，如陈独秀所说 “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这种实用主义的理性哲学立场，无疑触犯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底线，完全违背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伦理精神。

毛泽东等人主政的时代，他们全然无意识地释放专制主义的惯性思维，在寻求历史解放和告别传统而变得不择手段，甚至粗暴得背叛自身的革命理念，这可能有权力斗争的复杂因素。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行为，是缘于中国封建势力的顽固性所迸发出一种历史泄恨情绪。毛泽东致死都坚信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历史总路线。可见，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并存于一个政治强人或一代人身上，它的分裂与冲突将必然引发一场历史灾难。即便在今天，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仍是中国社会的一种精神文化领域的斗争内耗。它在一个普通人身上表现出人格分裂症状：他在欲望方面已彻底物化，对一切现代奢华生活是来者不拒的现用态度，对传统文化缺乏行为与思想的道德真情，它们不过满足他们的惰性思维和封建意识需要而已，这些人所反对的是民主与平等的现代文明价值观，因为只有维护现有社会秩序和愚民思想是符合他们切身利益。其次，那些惯性化的愚民思维是一种历史惰性，他们在大众社会中极为普遍。换言之，上层的保守主义思想是极为自私的利益动机，并非他们是真正终于传统文化的民族主义者，因为地道的民族主者极为重视内部互助共利的精神原则，绝不是排斥异己的内部自损的政治谎言，或者推行愚民统治的策略手段。可见，中国民族主义也缺乏现代性，并没有摆脱封建道德主义的自私本质。那么，下层社会的保守思想是奴性被动的惯性意识，这就是中国封建文明在道德控制术上的巨大成功，在培养愚民思想表现得非常出色，从而构建了一个超稳定的漫长封建文明史。这就是中国保守主义道德与专制主义利益的历史共谋性。

从大历史立场来看，文革的破坏性代价是高昂的，但这种历史教训的经验价值可能无法在短期内显现，反思文革反而造成保守主义全面爆发的契机。换言之，中国缺乏一种现代开放性的社会生态，在文化思想领域缺乏有效的健全机制，强权取代了一切真理，结果导致历史从此极端走向彼极端的大震荡，这意味着需要巨大的社会成本与历史代价。当前中国社会在反思文革的历史错误，无形中为封建专制的愚民思想和狭义的文化民族主义提供了合法依据，至少在学术思想方面缺乏开放性的正面对话，它必然使保守思想合法主体化以及无节制的泛滥。由于没有良性健康的现代文化生态，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均无法各就各位，前者成为了一种社会权力的主导意志，它必然对社会创造力进行无度干预，因为新事物和新思想的诞生都对既定秩序构成潜在威胁，因此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必然表现为一种社会与文化的内耗。

有一种显性的迹象表明，中国人以及所有遭受殖民主义侵害的前现代国家，几乎难以突破被外来强势文化所制约的意识定势，那就是坚持一种道德狭隘性的文化民族主义。将一切自身因素都归咎于西方霸权的历史因素，仇恨情绪直接摧毁他们的内部凝聚力和创造力。这就是当代东西方文化意识形态对抗中，东方国家走向一个极为不自好的倾向。相比之下，西方世界在这场历史性对抗中，增强了自身文化的竞争力和强势意识。另一种可能是，全球化矛盾导致世界性历史大洗牌，那就是人类世界共同矛盾的日益突出，将消弱了区域性、民族性的对抗意识和历史冲突，尤其全球化的生态、气候、能源等问题。

中国保守主义的困境在于，它可以通过道德化历史情结去捍卫自身文化表象的延续性,但它无法超越传统与现代的代谢矛盾。世界的实践生活不会遵循两种完全对立的文化价值系统，多元经验不足以取代实际可操作性、最佳途经的唯一性。因此，社会需要一种相对正确的主导思想，并以开放性的多元文化生态去培植丰富思想及经验资源。中国保守主义始终处于历史的主导地位，并极为专制霸道，它不具有多样的开放性。正是这种专制的强势压力之顽症，导致异端思想一旦产生便陷入激进深渊，结果变得畸形扭曲，无法健康成长。这便是道德保守主义给中国历史与未来带来的代价。“54”以及毛泽东等一代人，它们从恨铁不成钢的历史情绪下，疯狂地捣毁那些曾经令他们感到引以为荣的事物，只有如此才能释放他们历史情绪，意味着中国历史每迈进一步都须付出头破血流的历史教训。目前中国社会保守主义进入思想主流化，上层愚民政策和下层愚民思维，加之知识分子近于社会结构中既得利益群体，加之自私本能与愚民奴性教育，使他们大部分人成为先天的保守主义者。如果按照目前的态势发展，中国今后在文化上很可能重蹈历史极端化的悲剧，未来全球化态势已将中国推向一个不能退守的境地，可中国人基本持着一种得过且过和愚民乐观主义状态。如此可见，中国保守主义对历史传统的偏爱，某种程度上是对未来不负责任的态度，它最终催生了激进主义破坏力的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