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建筑自明末葡萄牙人窃踞澳门之后便传入中国，首先在澳门建造欧式楼房。清朝广州从事对外贸易的“十三行”大批地建造西方形式的楼宇。这种欧式建筑渐趋向我国北方传播，乾隆朝已达两淮盐政所在地扬州，哥德式天主教堂也出现于全国各大城市。乾隆初年，内廷引进巴罗克式建筑艺术，由郎世宁、蒋友仁等传教士在圆明园东北部设计谐奇趣、海晏堂及远瀛观等西洋楼阁园囿等建筑群。

　　乾隆五年（1740年），传教士中烧制玻璃的技师汪执中、纪文二人进入内廷圆明园六所玻璃厂，行走效力。乾隆六年烧成金星玻璃（温都里那石），满足了乾隆帝自烧金星玻璃的夙愿（图7）。乾隆十七年，为安装圆明园西洋楼阁的灯具与陈设，新建大窑专供烧造大型玻璃器皿。从乾隆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乾隆十八年三月十六日止，100余天内共烧成仿西洋玻璃番花3件、玻璃灯9座、玻璃缸8件、玻璃花浇2件，共耗银3500余两。十八年又做得缠丝玻璃花浇3件、缠丝玻璃笔筒1件。乾隆二十年四月七日传旨：“造办处制作玻璃鼻烟壶五百个、玻璃器皿三千件，用作避暑山庄召见蒙古王公的赏赐品。”乾隆二十一年，又下令仿照水法殿游廊内新挂之西洋玻璃灯样式，制作5色玻璃灯4对，估价银3600余两。此项玻璃烧造的艺术设计是郎世宁，烧造技术指导是纪文，这是宫廷玻璃烧造的盛举。纪文辞请离开清廷返国之后，圆明园六所玻璃厂逐渐走向下坡路，主要地依靠博山烧玻璃匠，只可“巴结着成做”了。

图7

　　欧洲传教士传入内廷的欧洲美术大体如上，他们在各地借传教之机传播天主教美术也是可想而知的，但其艺术水平远远低于内廷，所以流传至今的清内廷所藏欧洲美术品或带有欧洲色彩的仿制品都是研究乾隆朝中西美术交流的第一手资料。

　　日本“莳绘”（即金漆洒金）在清宫旧藏漆器中不乏其例，可知借两国开展民间贸易之机，大量的日本“莳绘”也输入我国，由福建、江苏等地的官员购置后贡进内廷。同时还可见到仿“莳绘”的中国金漆器皿，在《清档》中记有“洋漆”，疑即日本莳绘金漆，这些都是中日两国民间美术交流的物证。

　　四、在各地民间民族美术熏陶之下乾隆朝恭造美术的发展与提高

　　乾隆朝皇家美术的发展取决于民间各民族美术及康、雍两朝皇家美术所打下的坚固基础。为了便于探讨和研究乾隆朝美术，有必要再简明地回顾一下其前的雍正朝美术的发展状况。

　　雍正五年闰三月初三日，胤禛提出“恭造式样”，在此前后，还相继提出“精、细、雅、秀”的具体标准。从《清档》记载和现存雍正年间所制的美术工艺品遗物来看，可以肯定上述恭造标准已全面地落实在各个美术门类的制品之中，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唐窑和造办处珐琅厂的产品。唐窑瓷器和内廷瓷胎珐琅彩以及铜胎、玻璃胎画珐琅都是雍正朝精细雅秀的“恭造式样”的典范和代表。乾隆朝美术根植其上，又有了很大的变化。其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总形势决定了美术发展的趋势。乾隆朝与雍正朝相比，乾隆朝是繁荣的、开拓的，而雍正朝则是严谨的、守成的。这一总形势决定前后两朝虽然同在“恭造式样”的统一要求下贯彻精细雅秀的具体标准，但在实施上却出现了不同的情况，在质与量的关系的把握上各有不同的侧重。雍正朝重质，要求高素质，在重质的前提下还来不及考虑数量问题之时由于胤禛的早逝，雍正朝便结束了。乾隆朝则重量，首先要求数量庞大，在保证数量的前提下再争取提高美术制品的素质。从实物和文献来看，乾隆帝的审美观仍继承其祖、父两代的传统，并未有何根本性改变，他也不遗余力地维护“恭造式样”，也不断地提倡精细雅秀，反对粗糙、纤巧、琐碎、俗气的外造之风。当然，雍、乾两朝宫廷美术的面貌有所不同，造成其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非完全取决于皇帝个人的审美取向，这其中客观的社会要求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大势所趋”，是客观形势左右了乾隆朝美术的发展方向，我们要客观地、公正地评价乾隆朝的皇家美术和民间美术。

　　乾隆朝美术制品的数量大增，传世遗物较多，各美术门类均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但其发展并不平衡。皇家美术吸收欧洲美术的成果，为我所用，开创了历史上的新局面，其比较突出的美术部门有院画、玻璃、雕漆、玉器等。

    清皇家非常重视丝织业的发展和提高，除了平日生活所用的绸缎之外，更力口注重典章礼仪用的朝服的锦、绫、绣、缂等丝织物。清廷颐和园耕织图主管内廷所用丝织品的织染等活计，另在苏州、江宁、杭州设织造衙门为皇家造办丝织品、刺绣、缂丝和地毯等活计。三织造衙门集中本地最好的丝和染料、最优秀的匠师、最先进的织机与工艺，遵照皇帝谕旨和典章制度，织造帝后、阿哥、公主、亲王、福晋等皇族所用之衣料。为了博取皇帝欢心，三织造监督无不用尽全身解数在材料、工艺、色彩上欲压倒竞争对手。这种三家竞争的局面有利于皇家丝织业的发展和提高。经康、雍二朝近80年的竞争，三织造丝织工艺基础、技术力量均十分雄厚牢固，织、绣、编、缂的技艺精湛，经验丰富，为乾隆朝内廷丝织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固的物质基础，创造了优越的技术条件。至乾隆十年，三织造规模扩大，实力增强，如江宁织造织机600，机匠1780人：苏州织造织机663台，机匠1932人：杭州织造织机600台，机匠1800人。三家织造可谓势均力敌，但这是表面现象，不能反映三织造技术上的真实对比。这一点乾隆帝是心中有数的，他调度发挥三织造的各自优势，分工合作完成钦派活计。如乾隆十六年四月二十日，首领张玉交红青实地四团龙褂面二件、红青芝麻地四团龙褂面一件，传旨：“着海望将纱褂拨回，传与安宁(按：苏州织造监督)知之，上用衣服地仗江宁做得好，嗣后宁绸、纱、缎俱在江宁织作，在苏州绣作。钦此。”在乾隆帝心目中，江宁所织宁绸、纱、缎等丝织物(即“衣服地仗”)滋密光亮，要胜过苏州所造者，而苏州的绣作则占有优势，故一件上用衣褂在江宁织造丝绸纱缎，在苏州刺绣，二地分工合作，扬长避短，共同完成这件钦派活计。

　　乾隆帝非常喜爱缂丝，在宫内广泛使用。三织造都承担钦派缂丝活计，但制造缂丝的质量似以苏州织造为最佳。乾隆十六年五月，乾隆帝
　　着苏州织造安宁用宁绸经纬照缂丝二色龙袍看样。安宁返苏后查得缂丝是以素生丝为经，熟线缂花纹地仗，其宁绸经纬俱熟丝，“缂丝之法，不能照缂”，也就是宁绸经纬不能成做缂丝。于是安宁挑选高手匠人用上奸缂丝经纬缂得鹅黄地小样一块、三蓝地小样一块，并备缂香色地两色金小样一块，其纹编缝处已将针线勾连，“甚觉粗糙，未敢呈览”，“将宁绸经纬不能成做缂丝缘由并来样三块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准此三样，各照样缂做龙袍一件。钦此。”’乾隆帝所以要安宁用宁绸经纬来做缂丝，是因其地仗好。但经实验不妥，便奏报乾隆帝，乾隆帝也只能尊重实验，仍以苏州传统的缂丝方法照此三样各缂做龙袍一件。可知缂丝确为苏州织造的优势工艺，江、杭二织造只能望其项背。苏州丝织贡品中有缂丝片、绣袍、花饰与海兽饰花缎、上用官用蟒缎以及地毯等工艺性、技术
　　性含量较高的丝织物。

　　江宁织造除宁绸、纱、缎等高级衣料之外，最著名的还是云锦。乾隆朝江宁云锦多有仿古之作，但在色彩上有所增加，织法上更加精进，不宜作衣料，仍以垫套之料为主。

　　杭州织造也遵旨织造包括龙袍在内的钦派活计，从《清档》记载判断，杭州织造擅长宽幅或极长的绢供皇家画院使用，如院画《雪猎》高436厘米，宽348厘米，面积151728平方厘米，这种超长宽的大幅画绢出自杭州织造，可知杭州织造的平纹素织物工艺是其长处，也是苏、宁二织造所莫能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