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银，和那些老去的年华
采访、撰文：Simone Chen   摄影：朱骞

    每年总有那么一两次，“哗”地一下把自己收藏的银器倒出来，用擦银粉略略擦拭，不让它们太黑，也不能太亮 —— 三毛曾描述过那个属于她自己的私密光景，“玩着这安静的游戏，即使在无人的夜里，眼前呈现出来的，就是那片拉巴斯的旧区域，那些红红绿绿的印第安人，在我的客厅里，摆满了摊子，喧哗的市声也传入耳来”…… 那天夜里，我们在李旭和江梅家里也玩起了“这安静的游戏”。那一件件实实在在被我们拿在手上仔细端详的镯子、发簪或是佩饰，却是走过了明清、民国，岁月的淘洗褪去了金属原先的锐气，徒留水般的温润清韵。印第安人的市井风情，毕竟隔山跨海，遥远地令人难以想象。而在我眼前呈现的，只是一个旧时的中国女子漫步庭院时的婀娜步态，裙裾飞扬中有环佩玎珰的响声传入耳来……

老银器中的中国美学

    那是一个在安静中也会让你有热烈感觉的晚上。留下江梅在客厅里同我们熟络地聊着天，李旭整晚都在忙进忙出地从他们的“百宝箱”中寻出精品，拿来给我们看。手镯是他们藏品中的重点所在，大大小小、粗粗细细、各式各样的镯子有近三百只。我们手中先是多了一对刻有亭台楼榭土图纹的，两端是传统的暗八仙图式，古拙而又浑然大气；李旭说，根据图纹风格和款识来看，应该是出自清中晚期山西某位刘姓银匠之手。不久，出现在眼前的另一只也叫人心生欢喜，缓缓转动这只打制于清中期的镯子，就仿佛在你面前展开一轴文人长卷，主题虽也是亭台楼榭，但那种层雕累塑、繁复细腻的闽南风格却同之前看到的大相径庭；由镯头上寓意“琴棋”的图案或许可以做这样的推测 —— 应该还有一只不知流落何方的“书画”吧……

    除此之外，收藏中耳环、锁、簪子、戒指、挂件、甚至某些太过精彩而使人无法舍弃的局部…… 数量也不在少数。其实，李旭生平收到的第一件老银饰还是从母亲那里得来的。这枚民国初期的银戒指，细小得毫不起眼，当时并没有对那个正沉湎于古钱币收藏的中学生产生什么样的触动。虽然迟来了二十多年，可因为老银饰而引来的触动却还是在千禧年过后不久的一次大理之行中突然降临。“我们两个人被击中了，是被传统给击中了。大理那个古夜郎的老板有一柜台的银器，还有一桶一桶装的，里面都是大镯子，就放在柜台下。‘咚’的一桶拿上来，我们就都傻了……”那时一路上已经快把钱花完的他们还是没能忍住，买了几件东西，后来又做了一些中装。

    旅途归来后，这场老银器冲击的影响力没有立即消退，身为艺术评论家和美术馆策展人的李旭和江梅却像是由此陷入了一系列自设的问题中。“我们从上到下这一身打扮，还有什么是中国的？我可以穿件中式的衣服，剃个光头，戴个银镯子。但那还是比较矫情的，那个时候好像是在用一种符号挽回文化自信心的表现。小时候，你会觉得那些东西很土，甚至很丑，也只有到了这种岁数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在日常生活的审美上，我们明显缺乏文化自信。那么，能不能借助于研究老银饰，以小见大地发现一条审美脉络？”对李旭而言，他们是在这些问题中逐渐开始了收藏，周末清晨城隍庙藏宝楼的古玩地摊开始成了他们常常光顾的地方。

银光中的有情天地

    李旭眼下是“复兴致远”和“三多九如”两大收藏网站的老银饰版版主。据说，论坛上有人戏称他为“貔貅”，因为他从来就是只进不出，只藏不卖。在李旭的观点中，收藏分为保值与升值、审美与炫耀以及文献和历史这三个层次。他笑称自己目前“正在第二个层次上，很想做到第三个层次”，而与之相关的一个中长期目标就是要写一本中国银镯子的书。“大量市面上流行的有关银饰的书，都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上来就弄两张图给你看，但镯子的形制、属于哪个省、哪个地区或是少数民族的哪个支系…… 都没有交代。‘老银’的概念是以上世纪五十年代为限，汉族的传统基本上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被一刀切断了…… 所以我想要研究出一个脉络来。风格和形制是最关键的，还有地域属性、民族属性这些东西，我都想弄清楚些。”

    李旭把这个过程比作拼图游戏，现在拼了将近一半，却发现仍有许多块不知道散失在什么地方。随着缓慢收藏而在进行的研究确实像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你除了要翻阅大量文献和拥有机会四处旅行获得应有的感性知识，更重要的还是要依靠收藏资本和邂逅好东西的运气吧。他坦率地告诉我，手上的藏品大部分还是集中在晚清和民国时期，“之所以我们的藏品都是在清以后，那是因为在清之前，对于平民佩戴银饰还是有严格限制的，之前这都是王族和贵族的东西。我更向往的是清朝早、中期甚至更久远的银饰，但这样的东西传世非常少。”中国民间银饰最严重的流失发生在文革后期到八十年代中，由于急需外汇，国家组织了文物公司和友谊商店在全国各地走村串户地收银饰，他们称斤论两地收，然后又在广交会上称斤论两地卖。这批被海外人士称为“公司货”的东西大部分如今依旧辗转海外、踪迹难觅。

    撇开这个稍嫌感伤的话题不谈，这对夫妇俩还是十分享受流连古玩地摊的那些时光，还有一桩桩充满了讨价还价和戏剧意味的交易。“对买古玩的人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不停地逛地摊，而不是直接去古玩商店，这是个必修课…… 先上地摊大学，才能尽量避免吃药”，这自然是李旭的经验之谈，“假货一般不会只做一件，因为做假货的原则是要薄利多销，而真正的古玩是不可能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从理论上来讲，即使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在不同的保存环境下，上面的包浆（锈迹和污垢）也会不同，磨损程度也不一样。如果是手工敲打出来的东西，就必定有个体差异。”在寻宝的过程中，吃药上当是一种经历，还有一种快乐的经历 —— 就是“捡漏”，李旭偷笑着继续说，“比‘捡漏’更快乐的事情是‘捡大漏’，也就是值一万的东西，你花五百就买来了……”但凡“捡漏”，凭的都是眼光。此时，你不得不承认，在某种程度上，“知识就是力量”。

    深夜里，我们的交谈时断时续，李旭或是江梅总会突然又想起了某件静静躺在盒子里的宝贝，兴冲冲地回房去拿给我们看。不经意间，一个个就散乱地占据了整张桌面，折射出一室的素净。在那些卷草纹、宝相花、戏文人物或是祥禽瑞兽的图案里，我仿佛微微触及了那些老去的年华，同那些蕴含其中的古老寓意和情怀纠缠不清 —— 这是否也是令收藏这些老银器的主人们沉醉痴迷的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