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与马任全的遭遇
 　　 
      上海著名集邮家马任全是一位民族资本家，20世纪50年代初期，与他交往的集邮家中有一位是当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市文化局长的夏衍。夏衍常到马任全家看邮票、聊邮票，有一次，马任全谈到想把自己收集的邮票捐献给最可靠的收藏者——国家博物馆。夏衍非常支持，还一起商议了该捐哪些邮票。经夏衍事先联系，马任全毅然将一部中国邮票全集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图1）。

      “红印花小字当壹元”旧票存世仅1枚。在这枚邮票发现后的47年中九易其主，两次外流。1944年被马任全重金购得。1956年，他将这枚传世孤品及大量中国邮品都捐献给国家。这批捐献品是马任全心血汇成的一部中国邮票全集，共有6165枚邮票，内容包括截至捐献那天中国发行的所有邮票，其中包括清代、民国、解放区、新中国邮票，还有商埠邮票。这些捐献的邮票中还有许多珍品，这一爱国行动，为研究中国近代邮政发展史，特别是解放区邮政发展史，为充实国家邮票档案做出了宝贵贡献。不久，经夏衍推荐，马任全捐献的全部邮票由上海博物馆转交给了邮电部邮票发行局。 

      1954年，夏衍调任文化部副部长，仍与上海、北京等地的集邮家交往密切，成了许多集邮家的知心朋友。当年，集邮家们也以能有夏衍这样的老革命、文化名人为邮友感到高兴（图2）。

      “文革”开始后，夏衍遭受到政治迫害。不仅几十年的革命生涯和文艺创作受到歪曲和否定，连他喜爱的集邮爱好也成了“罪行”。1967年9月14日，由北京工代会邮电系统大联合筹备小组宣传组编印的《邮电战报》第9期上刊载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揭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夏衍在集邮领域中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其中写道：“1958年夏衍直接插手《集邮》月刊，通过与该刊记者的谈话，大肆贩卖资产阶级集邮观点，诱骗青年脱离现实斗争，钻到邮票堆里去，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甚至将夏衍曾提出要在1958年举办“纪念中国邮票发行80周年”之际可发行纪念邮票和举办一次小型展览会的倡议，也说成是彻底的卖国主义勾当……

      对于“文革”中邮品的不幸遭遇，夏衍曾写道：“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不仅摧残了我国的工业、农业、文化和教育事业，而且也使我国的集邮活动遭到了一场浩劫。他们把集邮说成是‘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是什么‘投机倒把’‘玩古董’。江青甚至说‘集邮是搞特务活动’。他们把我的邮票全部抄去，一枚一枚地放在灯光下照来照去，当然是什么也照不出来。这样，集邮也居然成了‘反革命’罪证。由于这样，不知有多少人在他们制造的这种恐怖气氛中，忍痛把多年辛勤搜集来的邮票付之一炬。这是一种难以补偿的损失。”

      “文革”开始后，马任全也受到了冲击。一批批抄家队伍在他家横冲直撞，翻箱倒柜，收藏的许多民国邮票被烧掉，其余的邮票连同存放邮票的铁皮柜都被抄走。抄家的造反派尽管从马任全家整整拉走了10卡车物品，仍然感到不满足。造反派质问马任全：“别的资本家没你有钱，都能交出几十根大金条，把你家撬开地板、墙面、天花板也找不到大金条和珠宝，你把这些东西藏到哪里去了？”马任全只能耐心地解释道：“各人有各人的爱好，有的人爱金银珠宝，我就爱集邮。你们看我这铁皮柜里的邮票，比金条还值钱，我的钱都买了邮票了。”造反派根本不相信他的话，派人去上海市邮政局进行外调。后来外调的人对马任全夫人讲，上海邮政局讲马任全是爱国的集邮家。

      “文革”结束后，马任全家被抄走的物品部分被退还，但邮票只退回了一半左右。存放邮票的铁皮柜已被改装成民兵的武器柜，退还时没法拿回来了。而夏衍被抄走的邮集虽然发还，但他并未去核对哪些发还了，哪些已损失。他始终以极大的热情关心支持全国集邮活动的开展。1991年1月23日，夏衍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了自己收藏的一批珍贵邮品，其中包括146枚“红印花”加盖票，186枚“大龙”“小龙”邮票，一部日本早期实寄封片集。他为自己的集邮生涯画了最终的句号。

      史无前例的浩劫

      当来势凶猛的“文革”席卷全中国，一切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都被扣上“四旧”的罪名加以横扫。“文革”中集邮活动处于被封杀的境地，全国各地在“破四旧”“清理阶级队伍”的过程中，把集邮文化作为“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归属于“封、资、修”范畴而大加批判。不少集邮者正常的集邮活动被诬蔑为“搞投机倒把”，“搞特务活动”；很多集邮家被抄家、批斗；大量的集邮藏品被付之一炬，使集邮者在私人财产受到粗暴破坏的同时，精神上也受到极大的伤害。

      1986年，傅柏林在《文革集邮旧事》一文中对当年成都红卫兵焚烧邮集有如下记述：“‘文革’初的一个傍晚，饭后散步至华兴正街，只见锦江川剧团门前人声鼎沸、火光熊熊，原来是一群红卫兵正在破‘四旧’。我挤入人群，只见一大堆戏装、戏袍、道具、书物正在燃烧，不时又有新的‘四旧’被投入火堆……这时，一个大约十三四岁的女红卫兵抱了一大叠册子挤入人群。我眼睛一亮，那不是集邮册么？我斗胆拿过一册，翻开一看，天哪！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不知抄自哪位集邮者之家，实在令人惋惜。这时，一个男红卫兵毫不客气地从我手中夺去邮册，顺手投入火堆之中。” 

      集邮家林崧是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教授、天津医学会会长。他1936年赴西欧留学时开始集邮。新中国成立后，每逢新邮票发行，他至少购藏10套以上。他收藏的民国邮票、解放区邮票也极为丰富。这些邮品在“文革”初期损失惨重，他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那时也不知红卫兵来了多少趟，凡是夹在册子里的邮票都被抄走了，整整拉了一小车。30枚梅兰芳小型张被红卫兵当着面撕毁了。幸好我把普9和普5装在一个信封里。红卫兵也不懂邮票，检查时见普9是新币值可以贴信，便统统抄去……”（《集邮》1984年第10期）

      集邮家崔显堂是北京育英中学地理教师，早年在集邮界被称为“怪人”，他虽然收入微薄，但收藏成癖，除了集邮外，还集火花、钱币、烟标等。他是著名的封片和邮戳专家，邮品收藏十分可观，国内各种邮刊他收集得也很全。家中从地面直到房顶，全都塞满了书报杂志。“文革”开始后，教师受到严重迫害。一群群红卫兵蹬着三轮车来揪斗他，并抄他的家。根据一幅1957年《人民画报》上刊登的崔显堂和三位邮友一起交流邮识的照片，红卫兵把他定为“北京四大集邮家”之一，认为他“罪该万死”。他的全部藏品被席卷一空，藏书被烧掉大半。这位卓越集邮家的一生事业，无数心血，就这样或不知下落，或化作烟尘，面对空室，他万分悲伤，以致晚年对“重整邮集已不存奢望”。

      党仁珊是一名酷爱集邮的地质专家，从学生时代起，就与国内各地及苏联的一批邮友广泛通信交往（图3）。他还收集火花、烟标等。1967年6月，身居云南地质队的党仁珊被作为“美蒋、苏修双料特务嫌疑分子”关押起来。当他拒绝承认自己搞集邮是从事特务活动时，遭到了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当造反派从他家抄出一本记有300余人的通讯录和大批信件时，又宣布“揪出了一个以集邮为掩护，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几百人的反革命集团”。于是一方面对他加紧野蛮批斗，一方面根据通讯录名单，向全国有关单位发函数百封，进行调查，收集“罪证”。在批斗中，无中生有，枉加罪名，甚至把党仁珊在通信中与邮友、花友使用的术语，如“4×1”（表示4枚1套）、“4＋1”（表示4枚1套，加1枚大火花）等说成是联络暗号。就这样，革委会用了两年多时间，先后到全国12个省市30多个单位，对与党仁珊有联系的人及所在单位进行调查，使他的一批邮友、藏友遭受株连。

      “文革”中，为免遭祸事，不少集邮者暗地亲自烧毁心爱的邮票。当年全国各地许多集邮家在劫难逃，邮品损失难以估量。集邮家张文光曾经向我讲述了这样两件事：

      上海集邮家陈复祥的家“文革”期间多次被抄，有一次，他收藏得很隐秘的“红印花当五元”邮票也被抄出来了，红卫兵强迫他把这枚邮票抛入水沟冲走。陈复祥因“文革”的打击而精神压抑，含冤去世。
 
      广州邮人范羽荪的藏品很丰富，去世后全部交其女婿梁星五继承。梁星五是解放军转业干部，当时在衡阳铁路粮食局工作。“文革”来临，梁星五迫于形势，将邮票全带回广州交给范老太太。恐招来横祸，两人商定把民国时期发行的邮票全部烧掉。他们一边烧，一边埋怨范老留下的这些东西给亲属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心死。当人们因为环境的压力而不能从事心爱的文化活动、不能维护私有财产包括收藏品的合法权益时，为了尊严，为了自身安全，不得不弃毁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利和资财，这是绝望的表现，更是无言的抗争。
 　　 
      天津集邮家李信莆早年任职新闻界，在20世纪40年代是天津热心宣传集邮的积极分子。他以收集中国、日本和伪满邮品为主，兼集变体及欧美邮票；解放后又大力收集解放区邮票，很有成就。“文革”时，李信莆被打成“反革命”，所收集的外国邮票作为“里通外国”的罪证被抄。后来，他被迫害致死，其夫人愤而将残余邮集全部投入火中烧毁。这是集邮家杨耀增在《津门邮事》一书中记述的一起惨剧，每读至此令人一阵心酸。
 　　
      损毁国家档案藏品
 　　
      作为当年国内唯一公开发行的《集邮》杂志，从1965年第3期开始，连续开辟了“怎样实现集邮革命化”专题讨论，发表的文章犹如声讨集邮的檄文（图4）。1966年，全国突出政治的口号震耳欲聋，《集邮》上的文章随之升级，最后，《集邮》几乎整本地转载有关“文革”的文件、社论、批判文章。尽管如此千方百计地紧跟形势，仍难逃厄运，1966年6月，《集邮》杂志被迫停刊（图5）。

 　　 
        同年8月，设在北京东安门大街的中国集邮公司受到红卫兵冲击，被迫关门停业。9月，全国各地的集邮分公司和集邮门市部相继停业。此后，国内集邮业务中止长达12年之久。在破“四旧”最狂热的时期，不仅全国的集邮业务被迫停办，而且国家库存的邮品与档案也遭到极大的损失。
 
        1969年3月3日，邮电部军管会发出（69）军管字第0021号《关于停止集邮业务的通知》，通知中说：“‘集邮’业务是沿袭封资修的一套，是为少数人服务的，敌人利用集邮进行间谍活动。为此经中央文革、国务院二月二十二日批准，决定采取如下措施：……”措施中包括“不再同国外签订集邮合同”；“今后不再参加国外举办的邮票展览活动，国内也不再举办集邮性质的邮票展览”等。这就为批判和停止集邮活动定出“官方”的调子，其影响和破坏更大。

        与此同时，邮电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对“文革”前的邮票进行了两次全面审查，并于1969年11月10日下发（69）生五字712号通知，称：“除以上两批审查可以继续发售的邮票共107种，其余文化大革命以前发行的纪念、特种邮票均由各省、市、自治区邮电管理局负责集中清点销毁。”按照这个通知要求，许多库存邮票被销毁了。
 
        根据邮电部军管会下达的指示，原邮电部邮票发行局资料档案室所存的“文革”前的所有邮票，每种只允许留存10枚，其余全部烧掉。军管会不听原中国集邮公司经理王安国等老同志的跪地苦苦劝阻，将大批中国历代邮票瑰宝和大量精美的高档集邮册，在北京邮票厂锅炉房里化为灰烬，致使库存总数达11万枚的邮票，多数被焚毁了，给中国集邮事业造成惊人的损失。
 
        邮票发行局资料档案室保存着国家的档案票和资料票。档案票包括解放后各地上缴的解放区邮票和新中国发行的邮票。每种邮票、小型张存量少则几百套，多则数千套不等，还有大量的邮票设计原图稿。资料票包括清代、民国部分邮票，中华邮政时期与万国邮联交换的外国邮票等。当时烧毁的资料档案中包括几十枚《梅兰芳舞台艺术》邮票小型张（图6）和这套邮票的设计原图（“文革”结束后，发行局又请原设计者孙传哲重新画了一幅设计图稿存档）。

 
        被下令烧毁的还有一批珍罕的清代红印花原票。这些邮票的来历十分特殊。1953年，中国外交部在清理驻英国大使馆房产时，清出一批清朝政府在英国印制邮票的资料，其中有700多枚红印花原票，随后这些红印花原票连同其他资料一起转交中国邮电部。红印花票是1896年清政府委托英国伦敦华德罗公司承印的3分税票，雕刻版，共印了60多万枚，一直被束之高阁。1897年因邮票赶印不及，把所有红印花票全部加盖成暂作邮票。仅有全张百多枚红印花原票没有加盖，留存档案中。以后，由于外籍人员内外勾结等原因，有近40枚流入集邮界。红印花原票20世纪30年代即被公认为“国邮前四宝”之一，是国宝级的珍罕邮票（图7）。邮电部能一次获得如此大量的国宝珍品，是中国集邮收藏史上罕见的丰硕成果。万万想不到的是，这批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回到国内10余年后，竟被烧掉，700多枚整版红印花原票仅有10枚得以幸免，实乃空前浩劫。

    与此同时，在极左思潮严重影响下，建国17年来邮票发行方针和设计工作遭到批判和否定，邮票发行管理出现严重的混乱。1967年4月至1970年1月，发行了无志号的“文”字邮票（图8），1970年8月至1973年10月发行了编号邮票。这些邮票大多以宣扬“文革”和个人崇拜为宗旨，题材单一，标语口号、“红海洋”充满画面。邮票上的志号先被取消，以后又几经变更，完全处于一种无序状态。

    荒诞的事件源自荒诞的运动。原定于1968年11月25日发行的《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票名是从当年“两报一刊”社论中援引来的。该票是新中国邮票上第一次出现绘制完整的中国地图（图9）。发行地图邮票在国际上历来多有是非，这次亦难幸免。邮票刚售出就接到反映，有人说西沙及部分边界画得不清楚、不准确，更有人提出台湾到底该画成红色还是白色的问题。一听到邮票图案存在边界问题、台湾问题，当时主管邮票发行的邮电部军管会很紧张，害怕犯错误，立即下令撤销发行。

    据说当时流入社会的“一片红”邮票大约有2000余枚，经过各方考证，这个数字应该比较准确。陈纪昌、戴无涯等人因“一片红”获罪，由此不难想象，这一流入社会的“一片红”邮票的数字当年若被有关部门掌握，一一追查起来，真不知道要造出多少冤案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正确方针的贯彻落实，集邮活动终于得以在全国逐步恢复，不堪回首的一幕终于结束了！今天当我们反思这段沉重的历史时，不仅要记住那些令人痛心的往事，更应该牢记历史给予的深刻教训，毕竟无情的历史值得人们回味的东西真是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