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中华革命军军需公债”是臆造品暨“中华民国金币”发行时间的补正

　　笔者的《话说民国时期广东发行的债券之特点》一文发表后，有位藏友向我询问：民国元年八月九日发行，孙中山亲批的中华革命军军需公债伍仟元券，是不是精品的问题。在那位藏友推荐下我在网上查阅了《广州琐记》、《极罕见的民国元年的革命公债5000》的图文，看过“中华革命军军需公债”的图片 后，我认为它既不是真品，更不是精品，而是臆造品。

　　有人会问：未见实物，单看图片就可以说这张极罕见的民国革命公债是臆造品？是不是主观了一点。其实不然，我们在收藏纸币、债券时常常会碰到赝品。赝品有两种：一种是复（仿）制品，另一种是臆造品。复（仿）制品是仿照真品复（仿）制出来的赝品，其内容是真实的；臆造品是造假者凭自己的臆想泡制出来的赝品，其内容是虚构的。对不同性质的赝品有不同的鉴别方法，如果鉴别臆造品，既可以通过实物鉴别，也可以用图片替代实物，按图片中的内容来分析其作伪之处，没有必要去鉴定臆造品的纸张和印刷上的问题。如果鉴别复（仿）制品，因为它是仿照真品复制的，其内容是真实的，要鉴别这种赝品，一定要以实物来检查，主要是从纸张的种类、印刷工艺等技术方面的分析，甚至还要与真品相比对，才能作出正确的结论。

　　为什么说“中华革命军军需公债”是臆造品？

　　一、首先要了解历史资料记载的中华革命军的成因和中华革命党的组建以及民国国旗之争等三 个问题的相关内容：

　　1、中华革命军的成因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和“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政纲。

　　1899年冬，康有为指示梁启超到檀香山建立“保皇会”，梁启超临行前拜会孙中山，表示“合作到底，至死不渝”，骗取孙中山信任。然后持孙中山亲笔介绍信到檀香山，梁以孙中山的“亲密战友”自居，在檀香山四处游说，鼓动华侨参加“保皇会”，许多不明真相的兴中会会员，包括孙中山的长兄孙眉都被梁启超的“名为保皇，实为革命”的言论所骗，加入了保皇会。

　　1903年10月5日，孙中山抵檀香山，重新发展深受保 皇会影响的兴中会，改组了《檀山新报》、印发数千册的《革命军》（注：清末邹容著，1903年5月在上海出版，其书宣传推翻清朝，反对外国侵略，主张建立独立的“中华共和国”的民主革命思想），并发表《驳保皇报》、《敬告同胞书》等文章，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不能混淆，如东西不能易位”。在孙中山的号召下，保皇会迅速瓦解，近千名华侨加入“中华革命军”组织（以邹容的《革命军》一书取名）。

　　2、中华革命党的组建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同盟会是在孙中山倡议和组织下，以“兴中会”和“华兴会”（黄兴为会长）为基础组成的，会员选举孙中山为总理。同盟会准备在全国各省和海外建立支部和分会，从此，同盟会成为中国反清力量最强的革命组织。

　　1912年（民国元年）8月25日，中国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大会，正式宣布五党合并成立“国民党”，会议选举孙中山为理事长。

　　1913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大总统袁世凯借口国民党参与叛乱（即“二次革命”），强令解散国民党，并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

　　1914年7月8日，流亡日本的孙中山为重建共和，在东京组建“中华革命党”，孙中山宣誓就任党的总理职务，并公布亲订的《中华革命党总章》。为筹集讨伐袁世凯的军费，多次派出骨干到各地筹饷。如：1915年4月12日孙中山任命魏诚为江西筹饷局长，10月6日派胡汉民等人赴菲律宾筹集讨袁军饷、1916年2月14日派冯自由赴南洋澳洲等地筹集讨袁军饷等等。

　　3、民国国旗之争

　　（1）1906年同盟会集会研究革命方略时，讨论到日后中华民国的国旗方案时，孙中山提出以牺牲的战友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为国旗（注：陆皓东，广东香山人，1895年随孙中山在香港设立兴中会机关，策划组织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绘制“青天白日旗”为军旗，不料事败被捕，陆皓东被清政府所杀，年仅28岁），黄兴认为青天白日旗既不美观又相似日本的太阳旗，孙中山又提出红、蓝、白三色旗作为国旗，表示自由、平等、博爱的真义，也较美观；而黄兴却认为“井字旗”较好，井田是社会主义的象征，具有平均地权的意义，孙中山认为井字旗不但不美观而且有复古之嫌，两人对国旗的方案产生严重分歧，相互吵闹，后经众人沟通下，黄兴还是顾全大局作了让步。

　　（2）1912年1月7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并就任临时大总统；2月13日清帝逊位后，孙中山谨守承诺，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2月15日参议院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5月10日参议院讨论国旗统一案，议决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五色红、黄、蓝、白、黑表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意。6月8日袁世凯宣布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武昌起义军使用的十八星旗为陆军旗、青 天白日旗为海军旗，孙中山极力主张的青天白日旗为国旗的方案未被采用。

　　（3）1912年8月25日，中国同盟会等五党召开成立为国民党时，孙中山的亲手绘制了青天白日图案，作为国民党的党徽、党旗。

　　（4）1914年9月20日，孙中山在东京召开中华革命党干部会议，决定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中华民国的国旗，即在青天白日党旗的右面和下面加上红色，表示自由、平等、博爱之意。从此，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护法、讨袁的斗争中一直把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国旗，从此与北洋政府决裂，形成了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

　　二、“中华民国金币”发行时间的补正。

　　在分析“中华革命军军需公债”是臆造品时，不能不涉及到“中华民国金币”发行时间的补正问题。根据现行各种钱币资料记载的有关“中华民国金币”的解释，比较普遍的说法是：

　　“1911年5月孙中山在美国旧金山成立了“洪门筹饷局”，在当地华侨中发行“中华民国金币”，面值有10元、100元、1000元三种，金币属募捐性质，对认购者付以双倍面值的收据，并给购者百元者记功一次，购千元者记大功一次，至民国成立之日，按为国立功之例行赏。由于爱国华侨积极支持下，三个月内募款总额达14.413万元美金，当时许多爱国华侨表明募款无偿捐献，当场将金币券焚毁，以示爱国。”

　　笔者认为上述钱币资料中有关“中华民国金币”的发行时间存在错误：就是把1911年5月筹饷的时间当作金币的发行时间。现应给补正，还其本来面目：

　　1911年5月孙中山在美国旧金山成立了“洪门筹饷局”（注：孙中山在1896年首次到旧金山宣传革命时，就感到旅美华侨“洪门致公堂”是一股革命势力。孙中山于1904年1月11日在檀香山正式加入“致公堂”，受封为“洪棍”即大元帅的职务，被洪门人尊称为“孙大哥”）。以洪门的号召力和中华革命军的名义，向旅美华侨募捐反清军饷，认捐时由中华革命军筹饷局会计（经手人）李公侠开具双倍募款的收据，并对认购百元美金者记功一次，认购千元美金者记大功一次，至民国成立之日，按为国立功之例行赏，在爱国华侨的积极认购下，三个月内共募军饷总额达14.413万美金。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东京组建“中华革命党 ”任党的总理职务后，多次派出人员向全国和海外华侨筹集护法讨袁军饷，也印制了“中华民国金币”，按1911年5月募款所开的收据金额，补发给曾经资助孙中山反清统治建立民国作出贡献的旅美爱国华侨，所以，金币券正面印有“中华革命党本部总理孙文”和当时收款经手人原“中华革命军筹饷会计李公侠”的签字以及孙中山在1914年9月20日中华革命党干部会议上确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中华民国国旗，由于金币券印刷时，民国已成立三、四年了。中华革命党谨守中华革命军募款的承诺，票面印有：“民国成立之日此票作国宝通用，交纳税课并随时如数向国库交换实银”的说明。金币背面印有“中华革命党”（前身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的党旗（见图一，原载《中国钱币》）。

图一

　　笔者认为：中华民国金币发行时间应是孙中山在1914年9月20日决定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民国国旗之后至1916年的筹集护法，讨袁军饷这段时间。

　　三、“中华革命军军需公债”是臆造品的看法。

　　由于只在网上看到的“中华革命军军需公债”图片，没有接触到实物，只能“按图说字，就字论事”的方法来说明笔者对“中华革命军军需公债”是臆造品的看法：

　　该“军需公债”券正面顶端印有“中华革命军军需公债”名称，上部印有编号、“中华革命党本部总理孙文”、“中华革命军筹饷局会计李公侠”、“中华民国元年八月九日”、“伍仟元”等字，并盖有“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印章”；下部印有18张“领息证”，每张“息银伍元”、“中华革命军筹饷局会计李公侠发”等字（见图二，原载《极罕见的民国元年革命公债5000》，下同）。债券背面上部为“还本付息表”，下部是每张领息证的1至18的编号（见图三）。该“国需公债”的文字是中文，说明是在国内发行的债券。

图二

图三

　　这张民国元年发行孙中山签字的“军需公债”中有什么破绽呢？笔者从以下二个方面加以解读：

　　1、该“军需公债”券面设计中的主要错误。

　　（1）债券票面的设计，其“公债条例（摘要）”或“公债章程”是债券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而这张“军需公债”不但没有条例或章程，连个说明或须知之类的文字都没有，被其设计人“节约”了。

　　（2）“军需公债”的每张票面都是金额伍仟元（银元），面值单一、金额过大，这种大面值伍仟元的“军需公债”不知是向前清遗老、民国新贵、实业巨子单独发行的？还是向各阶层民众发行的？

　　（3）“军需公债”的利率太低。民国建立前后发行的公债年息一般在6%-8%左右，而这张伍仟元债券每年领息只有10元（分2次每次5元），年利率只有千分之二。

　　（4）糟糕的是，该公债的票面中没有任何文字说明领息和还本向那家银行或单位兑付。从民国二年二月一日为始就要还本付息了，债票持有者不知是向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兑付，还是向各省财政厅兑付？或者是向中华革命党的孙文总理和中华革命军筹饷局会计李公侠兑付？

　　（5）债券中文字和数字的错误。

　　①“领息证”（见图四）的证字，错用为“証”字，票证的证字的繁体字是“證”字。

图四

　　②“还本付息表”（见图五）没有金额单位“圆”字。

图五

　　③“还本付息表”中的数字差错多。
　　其一，“现负数”一栏的民国10年一格印的是5,000,000，而实际数应为3,500,000；其二，“还本数”一栏总计数印的是9,900,000，而实际相加后合计数只有7,900,000；其三，“付息数”一栏总计数印的是5,688,000，而实际相加后合计只有5,528,000。

　　④票面“领息证”计算的应付利息总计与背面的“还本付息表”中应付利息总计的数字完全不符。
因该公债无“公债条例”或章程之类的文字说明其公债的发行总额，现只能按公债发行的通例：公债发行总额数也就是“还本付息表”的第一期的“现负数”或“还本数”的合计数，该公债中的还本付息表中这两栏的数字是9,900,000，现给补上一个“元”字，发行总额为9,900,000元。

　　现按照其发行总额计算，即发行1980张5000元面额的公债券，每张公债券中只有18张伍元的“领息证”（即千分之二的年息），假设这些公债券全部在民国10年一次性付息，应付利息总额是：1980张×5元×18张（每年2张，共计9年期）=178,200元。如果按“还本付息表”中的“还本数”每年递减本金后付息：民国2年19,800元、民国3年19,400元、民国4年19,000元、民国5年18,000元、民国6年17,000元、民国7年15,000元、民国8年13,000元、民国9年10,000元、民国10年10,000元共计9年应付利息141,200元。
按照券面“领息证”规定的每年利息10元计算出来的应付利息总额分别为178,200元（一次总付利息数）和141,200元（递减本金利息数），而券背“还本付息表”所列“付息数”总计数为5,688,000元（券背表格数）和5,528,000元（实际相加数），券背的应付利息总数比券面“领息证”的应付利息总数高出30余倍，显然，该“军需公债”的设计者不是“数学”水平太差，就是不够耐心，数字乱写一通。

　　2、该“军需公债”发行时间的错误。

　　从上述的史料可知，“中华革命军”是海外的反清组织名称，并非是军队。比如1906年孙中山为筹集反清军饷，以中华革命军的名义在越南（法属殖民地）发行了一种“中华革命军银票”100元券，法文印刷，票券中印有“持券人可在中国革命政府成立一年，向广东政府官库或其它海外代理机构兑取现银”的说明，并加盖中文“中华革命军银票壹百元”的印章，这种银票被人称为“中华革命军第一票”（图六，原载“人民网”）。
这张“中华革命军军需公债”发行时间是民国元年八月九日，至于中华革命军的组织名称是否在民国成立后继续使用的问题和曾在旧金山募捐的中华革命军筹饷局会计李公侠在民国成立后是否还是中华革命军筹饷局的会计的问题，搁置不谈，要谈的主要问题是：

图六

　　（1）中华革命军发行军需公债目的不明，举债无名。如果该公债是为了筹集反清军饷，那时民国已成立，筹饷的理由不成立，何况孙中山在位时民国元年2月2日就发行 过一种“中华民国军需公债”，发行额1亿元、年息8%（图七），为扩大销售公债额，将公债券分配给各省督军代销或抵军需粮饷，甚至折价出售。又如果，孙中山将大总统位让给袁世凯后，要筹集反袁军饷，时间也不对，民国元年的6-9月间，孙中山与袁世凯的关系是处于友谊合作时期。现摘录如下：

图七

　　1912年6月20日中华民国铁路协会成立；6月25日孙文接受《大陆报》记者采访，畅谈中国铁路建设的宏伟设想；7月17日中华民国铁路协会推举孙中山为会长、黄兴为副会长；8月24日孙中山到达北京，袁世凯以迎接国家元首的礼节隆重欢迎；8月25日孙中山在北京顺利完成中国同盟会等五党合并，成立了“国民党”；孙中山在北京逗留25天，同袁世凯会谈13次，讨论了迁都、币制改革、铁路计划等国家大事；9月11日黄兴到达北京，孙、黄两人与袁世凯会谈，并极力劝说袁世凯加入国民党，组成国民党内阁，袁虚以逢迎，骗取了孙、黄两人及国民党的信任。

　　孙中山与袁世凯的分裂，是在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借口“二次革命”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之后，孙中山才组织全国护法、讨袁运动。

　　（2）公债发行时间民国元年（1912年）八月九日与“中华革命党”成立时间完全不符。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他在中国同盟会中担任该会总理；1912年8月25日，中国同盟会等五党合并为“国民党”，孙中山任该党理事长；在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强行解散国民党之后的1914年7月8日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在东京组建“中华革命党”任该党总理。

　　可是，“中华革命军军需公债”的设计者不懂得孙中山先生从创建“兴中会——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历史进程，错把1914年7月8日担任中华革命党总理的孙中山提前到民国元年（1912年）8月9日“军需公债”的票面中。中国历史上的1912年8月9日，不要说“中华革命党”还没有成立，就是中华革命党的前身“国民党”都还未成立。

　　综上所述，“中华革命军军需公债”是一张粗制滥造的赝品，是造假者以“中华民国金币”的内容为基础，加上“中华革命军银票”、“中华民国军需公债”中的相关信息拼凑出来臆造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