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林：谁不想说真话

刘晓林

      最近，看到了一篇文章《吴冠中：我一直想说真话》。(《南方周末》刊载)有谁不想说真话？(我本文题目为了避免拗口,把"一直"二字略去。)尤其是一直不想说真话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以至于可以不计。无缘无故不想说真话？鬼也不相信。事实上想说真话的人多是出于种种原因从而使得自己没有说真话。为什么？人存在于社会，必定要受社会的影响甚至限制，进而使得很多明明可以讲真话的变的不能讲真话了！

      “没有改革开放，我现在恐怕跟今天宋庄的那些画家一样，生活在城市和艺术边缘。”吴冠中先生说。如此来说，很真也很白：生活状态（物质基础）是受社会影响制约的。“说真话、讲真话是鲁迅给我的影响，我用几十年的人生去实践这一点。”从初中起，吴冠中就喜欢鲁迅，他一辈子都想说真话，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他才有了说真话的机会。（《南方周末》所述）如此来说，更真也更白：个人言论感受（思想认识）的公开表达也是受社会影响制约的。

      在不能说真话的时候如果说了真话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或大或小，至少我们具备正常思维的常人看来如果是不划算的，大多不得已放弃自己说真话的权利。（同时也证明了说真话的价值所在,但世间万物的"趋利性"（比如生存）是很难绕过去的。因此，我在内心更加钦佩寥若晨星的、冒着生命危险说真话的“梁漱溟”们。）在这一点上吴冠中先生那一代艺术家都深有体会：“1951年，吴冠中刚从法国回来时，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在弘扬现实主义的央美课堂上，他大讲绘画多样性，还把自己从法国带回来的3铁箱画册拎到课堂上，大讲波提切利、尤特利罗、莫迪里安尼等西方美术经典。在随后进行的整风运动中，有学生打报告，揭发吴冠中在社会主义的课堂上宣扬资产阶级文艺观，背叛现实主义搞形式主义。院长徐悲鸿在全院教师大会上说：“自然主义是懒汉，应该打倒;形式主义是恶棍，必须消灭。”不久，美院的人事科就通知吴冠中，让他办理调职手续，去清华大学建筑系工作。不仅如此甚至吴先生画画也不自由了：“吴冠中画了一个农村劳动模范戴着大红花的作品，却被美院的同事认为是形式主义手法创作出来的，丑化了工农兵形象。改来改去，怎么改都不行。吴冠中只能放弃人物画，改画风景。画风景也有麻烦，有人批评他不为政治服务，不务正业，后来幸亏当时文艺界的领导人周扬说，风景画有益无害，吴冠中才得以幸免。”

      上面我为什么引用《吴冠中：我一直想说真话》中如此多的文字？除了行文需要外，实在是想以此来摆脱自己说了真话却被人们认为没有说真话的猜疑。“改革开放让压抑了半辈子的吴冠中敢说话了。”（《南方周末》原文）我想说，既然吴冠中先生是否可以实现自己想说实话有着诸多社会原因（自然包括时代原因）制约，那么其他人呢？是不是也应该同样在受着诸多社会原因（自然包括时代原因）的制约呢？应该是肯定的。比如上面提到的：“院长徐悲鸿在全院教师大会上说：“自然主义是懒汉，应该打倒;形式主义是恶棍，必须消灭。”----平心而论在那个特定的年代、特定的环境中徐悲鸿先生所受的种种制约应该比吴冠中先生要大的多！我一向这样认为：对事物而言，通常来讲作为集合体的处理要比事物个体的处理麻烦的多。在我一篇列了提纲没有完成的文章《双向标准与所谓的精英文化》里我记下了如下的文字：无论如何一个重要的因素要考虑，绝不能忽略---即标准的统一性（相对统一）。如果失去了相对统一，则失去了发生事物的大背景（所属状态），由此导致了事物的不对等，由此导致了事物的无意义----所谓精英文化更是如此。B按一定条件（或高或低）要求A、C、D-----，反之A、C、D、-----是否可以按同等条件要求B？应该可以，如果不可以，则不对等----无辩之需，毫无意义。B所发生的事情，存在相关条件、相关背景。A、C、D、------所发生的事情是否也存在相关条件、相关背景？应该也存在。（白话：对同类的两种或更多事物如果采用双向的、不统一的标准来评判讨论是极其荒唐的、即使得出了结果也是自欺欺人的。例如评断A优秀的标准用高度、评断B优秀的标准用重量；别人赤足被扎脚了，自己因为穿了皮靴而没有被扎。如此自己有暗自赞叹自己的本事之大、嘲笑别人能耐之小的必要吗？----）

     “尊敬的吴先生就当代而言，其所取的艺术方面的艺术成就与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私自认为其作品的思想性、其自我对心中艺术追求的唯美性、创新的艺术观在当代是出类拔萃的。”（《质问吴冠中先生》一文）他在中国美术史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也是不能抹杀的。具体到每一个艺术家到底自己在整个艺术星空中到底属于什么星座（位置），这实在不是有哪一个人说了算的！（尤其是艺术家本人的自我定位更是无疑于狂人呓语，只能说说而已。）但他的某些观点确实大大超出了客观、对相当一部分艺术工作者产生了不太容易扭转的、以偏概全的、激进且悲观的诸多无益的影响。例如吴先生提到：◇教学评估检查——是个劳民伤财的活动；◇美协和画院——就是一个衙门，养了许多官僚；◇艺术活动——就跟妓院一样了；◇观念之争——全是站在自己饭碗上；◇艺术市场——很多沙子将会沉下去；◇中国当代美术水准——落后于非洲◇徐悲鸿是美盲；◇艺术离不开它的形式美◇“美应该是个人的，艺术怎么能‘派’呢?它是很微妙的一种个人感情表达。”这些对于人们重新来理解艺术、推动当代中国的艺术等等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里面存在着不少正确的成分。这些也极有可能确实是吴先生发自肺腑之言，但吴先生你想过没有：自己的话里有多少隐条件？（你是现在的吴先生（自身的阶段性限制，现在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和艺术成就），这些话在现在说了（社会性限制。以前为什么不说？自己也知道是不能说。）------）就像一个人的观点不被别人理解甚至误解时，自己强调说明自己观点的“特定语境”一样，任何事物都要置于特定的“环境”中才会生效。上述吴先生提到的内容对于其他绝大多数艺术家而言是无益的；谁敢这样说？谁敢这样做？谁能这样说？谁能这样做？绝大多数艺术家们在“追随”什么？关键的关键“你们”和“吴冠中”不具可比性，现在的“吴冠中”们和过去的“吴冠中”们也不具可比性。时移人异，岂能同论？

       还有一点，我不得不重新指出：“的确，当今讲真话是极其珍贵的。然而讲真话、谈自己的真实感受与是否接近客观、接近事实是不能同论的。说句白话，并非因为说了真话，对错就可以不计了。尤其是对于有着相当影响的吴先生来说，其言辞会自然不自然的影响着相当一部分人。在这一点上，是可以近似的理解为徐悲鸿先生在当时的言论所起作用、产生的影响-----对与错都会起很大的效应。”

     “我一直想说真话！”，吴冠中先生如是说。只要稍动脑筋就可以有这样的认识：吴冠中先生也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想说真话却最终没能说出自己的真话。

     “谁不想说真话？”我如是问。只要是人，没有不想说真话的！
      请记住：如果你是存在社会的一员，你就应好好的考虑一下自身的“整体状况”（内因）吧！当然你更应好好的考虑一下社会的“整体状况”（外因）！！各个行业无一例外，艺术界尤甚！！！否则，你无法做到说真话。即使说了真话，（除了自我舒服外，）跟没说真话的关系和圆周率之与3.14是多么惊人的一致：看不出多大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