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王小箭的《从失语到浮躁的中国当代艺术批评》

程美信

          关键词：捧派　　骂派　　酸派　　　　　　　　

       王小箭作为批评界人士，对这个江湖可谓是谙悉有素，点到之处不乏透彻。至于他把批评吹捧现象划为“骂派”，这显然是恶意之语。他对“捧派”与“骂派”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不仅缺乏是非原则，也是一种自作高明的酸腐作派――“酸派”。我所以撰文回应，那是因为他引用我的《水天中吹捧吴冠中说明什么》一文中‘中国现当代艺术界、学术界与思想界，除了高级孙子便是低级孙子，总之，一概全是孙子。”作为“骂派”脚注。我的行文语式虽有些绝对化，可跟“骂”毕竟有区别。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有谁活得有脊梁骨？如王小箭所说那样：以往文化话语是权力的“奴婢”，而今日沦为商业的“奴婢”。

１、“浮躁”说

       王小箭用“浮躁”来概括中国当下艺术批评，依据是没有准备好的也来通过批评来占领话语权。这显然对批评新力量出现的否定，即一些批评家不具备批评资格。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无论市场的有序或无序，浮躁的批评均为短命行为。他写道：“批评是艺术的舆论，艺术市场的洗牌当然以批评为前风。既然批评就是市场的洗牌，市场的洗牌又意味着利益的再分配，占有批评话语也就加入了利益的再分配。因此不论是准备好了的，还是没有准备好的，都来通过批评来占有话语权。所谓浮躁，就是没有准备好的也来通过批评来占领话语权。”

       王小箭言外之意：只有象他那里研究２５年“符号”和“语义”的人才有资格出来做批评。然而，这种酸腐之语的背后则是一种不作为的“失语”；类似王小箭较早在美术评论界抛露头角的“老骂派”，不是占有话语权便是成为话语圈子里的亲属，不可能再以批评者角色出来说话；其直接的失语，在间接纵容“捧派”的肆无忌惮。之所以，王小箭将恶意的将新批评力量当作“新骂派”，不反省作为老骂派不作为的失语表现，反倒尽说一些酸腐之话，竟不理解新“骂派”迫于恶势而不得不出来说话。

　　事实上，“没有准备好”要占领批评的话语权是不可能的。关键是准备好的如何批评，或者批评倾向于商业还是艺术。艺术批评在正常学术规范下应当是完全独立的，为艺术与社会服务。艺术市场随着学术性批评而跟进买单或投资同样是正确的，如果资本直接操纵艺术与批评，其最终是伤害市场。市场的交易对象是艺术家创造力和批评家判断力的价值。一旦资本行为伤及这两者便必定影响其自然增值的可能性。

      恶性的批评如王小箭所说：“具体的操作程序是，市场经营者用钱指挥艺术家‘推磨’，艺术家把钱的一部分拿出来指挥批评家‘推磨’，另一部分则成为艺术媒体的经济来源，即所谓‘版面费’。这种局面最终使越来越多的批评家连坐台都没资格，文章不要稿费都没地方发，使艺术家要么跟风，要么出局。因为一旦市场经营者摸透了市场的‘脾气’，就用不着在意批评家的‘脾气’和艺术家的‘脾气’了。”

      以上的情况吻合中国当下批评界与艺术及市场的关系，这与我在《艺术批评的艰难》所说一致。王小箭把种反常的艺术批评现象归结于一种“失语”，从语义来说，它是一种误导性的“胡言乱语”。中国艺术与批评一直处于“乱语”状态，从前是服从政治的意志，今日是服从经济的逻辑。我批评“吴冠中现象”主要针对评论界“捧派”的大一统格局，包括原先的“骂派”不是失语便是转而成为“捧派”，甚至肉麻得令人难以安奈的地步。批评家为生财或生计而疯狂“乱语”，它比不知所云的失语更为可怕。

２、“洗牌”说

      王小箭以“洗牌”来论述艺术与批评被动于社会博弈和资本现象是极为精彩的。事实如他所说，社会博弈需要通过不断洗牌来加进历史的整合与发展，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博弈直接以经济为中心，但它需要规范秩序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约束机制。与此同时，社会博弈的“资本”在不同历史或社会均有所不同，如权力、道德、知识、血统均可作社会博弈的资本；在中国封建时代，权力与道德占据主导地位，远远超过经济作用因素，故而有“有钱没势不如穷”的说法。再如文革，社会处于一种政治道德的博弈之中，它表现为人的社会价值实现。因此，对社会博弈不能完全持否定态度，只要有人的地方就存在博弈竞争。社会博弈需要制度规范作为必要洗牌秩序，这就是批评与监督对制度的建设性价值，或者说批评就是社会机制功能之一。假使没有社会博弈的洗牌，历史可能早已进入绝对稳定状态，贵族意味着永远是贵族，贱民就是永远贱民，正是社会不断洗牌促进不确定的良性因素，并淘汰不适应发展规律的事物。

      中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初始阶段的发展中社会，权力急速转化为直接的经济行为，从而导致社会博弈中游戏规则的混乱，使得无序的恶性竞争成为一种常态，从而扼杀社会创造力，加大了社会洗牌的代价成本，退到文化艺术领域也是一种内耗。艺术与市场关系并不是绝对对立，相反，在健全的社会机制下，艺术、商业与学术三者各自独立而互相制约，使整体社会文化处以一种良性发展态势。眼下的中国经济与艺术均缺乏良好的生态环境，它急需通过社会监督与文化批判来构建良性的体制性土壤，否则社会与艺术都不可能很好的发展，历史与文明总在不断纠正中逐渐发展。

３、“洗牌”与“争抗”

      王小箭将把毛时代与经济时代作为两次“洗牌”中出现艺术批评的“奴婢”现象，这种归纳不无道理。也正如我所说的：“中国现当代艺术界、学术界与思想界，除了高级孙子便是低级孙子，总之，一概全是孙子。”王小箭还提出两次大洗牌中出现“抗争”说法，一次是改革开放之初，批评对意识形态奴役的抗争；另一次就是现在对市场奴役的抗争。为此，王小箭将我在《水天中吹捧吴冠中说明什么》一文中“一概全是孙子”说法，形容是“骂派”的争抗，甚至还说“如果即将在宋庄召开的首届中国批评家年会采取和89大展一样包容路线，给这位新骂派人物发言的机会，很难说不再次上演武打片”。其实，就我个人而言，迫于批评界一片狂捧与失语，不得不而言之。

      我一点都不反对艺术家或财团的包养专门的评论家和理论家，他们为“主子”做公关的前提不能丧失职业德操，更不能以艺术名义进行设局行诈，当前不少批评家兼策展人，过度服从商业目的。也就是说，公共性的批评家和私人性的批评家都必须坚持批评的基本职业规范。那些肉麻吹捧和坑蒙拐骗的“批评”要不得，何况中国的批评家普遍充当公共性学术权威的角色，而事实上他们从始至终都没有摆脱“孙子”和“奴婢”角色，它对社会、艺术以及批评都是一种伤害。

　　不错，确立中国艺术批评的文化角色在８５美术阶段，这一代人有点“五四”精神遗传，但他们的理想与激情经不起现实考验；这就是８９之后出现一种新格局，批评家不是失语者便是成了“喇叭鼓手”。当然，大环境不适应批评者的成长与生存，整体社会机制的缺陷与文化生态的恶劣，但它们不是批评可以随波逐流的合法理由。王小箭对批评家身份转变是描写：“当批评家转变为策展人的时候，批评的失语便开始了，其内在逻辑是：既然说的目的是做，就不如直接去做。”这里显然不完全正确，做策划在最初是一种批评家“统吃”做法，他们在主编、策划、中介、学者、评论家和艺术家当中充当各种角色，结果全然不地道、不称职，从而形成一种毫无原则的“混帐”状态。

４、网络的批评与“灌水”

　　事实上，纸质媒体同样存在“灌水”，只是它的容量有限而无法达到网络那般可以无限灌水的地步。王小箭把网络的评论或批评全归结为“灌水”和“浮躁”表现；这是非常符合“酸派”自身立场的说法，从《美术同盟》到《雅昌艺术网》虽然不少“灌水”文章，当今网民醒聪嗅觉绝对不是“来者不拒”，更不是８０年代那种“饥不择食”状态，一本杂志成了权威、一个主编成了神儿、一篇文章成了大名。相反，网络提供更大的批评自由度、信息广阔性。它致使传统老爷杂志江河日下和卖版面为生，而且读者大多是时代的落伍者，随着他们的历史退场，中国美术报刊杂志也许进入末日，除非它们重要投胎换骨，提高学术质量和公信声誉，否则“卖版面”也难以为继。

       王小箭对网络工具的开放性缺乏深刻认识，他说：“大洗牌造成的不确定因素使艺术生产的跟风者迷茫，使艺术批评的跟风者躁动，使艺术市场的跟风者观望。风是哪个蝴蝶悄悄扇起的并不重要，但越刮越大却是事实，处于风口浪尖的当然是批评，因此捧派和骂派是一样的活跃也一样的浮躁。“灌水”这个网络术语，越来越适合形容批评现状，骂派指责捧派价值灌水，捧派视骂派为灌水一族，两边都有准备好了的人和没准备好的人。”

       这里必须指出：王小箭以“骂派”相对应“捧派”是充满恶意的表现，也是典型中国人习惯把“骂”与“评”混为一谈的表现，因为我们缺少批评文化的传统。中国在文化、艺术以及任何社会领域，均缺少批评与监督是一大社会硬伤。我之所以用“一概全是孙子”来形容艺术界、学术界和思想界的普遍现象。此外，王小箭还要“捧派要靠捧得准而不是捧得狠，骂派则靠骂得准而不是骂得狠”；这要求显然是“废话”，无论“捧”还是“骂”，只要达到百分之百的准确，他们之间就是一个共同体了，而不存在矛盾与是非的“派对”。还是那句话：历史与文明是不断矫正中寻求发展。批评的意义对错误与缺陷不断的纠正，或者说这“骂”富有建设性的，也是不可缺失的文化功能；包括人类的错误也不可能一劳永逸的克服。文明的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综合体，要彻底消除这种矛盾则等于彻底消灭人类的存在。

       王小箭对“两次以批评为先导的大洗牌”作出如此区别：一是改革开放后的人民币和中国大贬值的历史时刻，外国资本开始流入中国；二是现在发生在人民币和中国大升值的历史时刻，中国资本开始流向外国。这种经济心电图说法并不能证明中国艺术批评为先导的大洗牌，中国的资本外流从改革开放到今天都是极为严重的，那些外来投资通常内资洗身而来居多，中国外汇储备、外流资本和外来投资均付出劳动力、能耗和生态的巨大成本，从而形成高代价的局部经济繁荣。中国艺术品市场火爆是资本活跃必然表现，社会博弈的资本本能就是寻求增值，即使没有没有艺术品也有邮票、没有邮票有股票、没有郁金香有君子兰。正常的文明社会必定存在投机本能，我们可以用“洗牌”和“并包”的赌博现象。当前中国的经济因素与社会条件，艺术品必然成为一种期货炒点。由于发展的畸形与经济的无序，市场缺乏有效机制而造成艺术批评变相为一种作弊手段，监督者成了作弊者；批评家成了吹捧家；大学者成了失语者。这一切都社会生态恶化后的错乱现象。外国资本对中国艺术市场的介入本不是坏事，主要在于我们制度性欠缺与市场的不成熟将会被“圈走一大笔”。此外，以往批评话语的“外国月亮”与今日的“中国神话”在本质都囿于中国自身语境和内在矛盾。

       至于王小箭将我的“一概全是孙子”断语归结为“道德裁判”，他的本义是艺术批评应当限于艺术本身进行批评，即所谓文本批评。我一直搞理论研究，一年前还没想到涉及艺术“批评”，无形中成为了新“骂派”具有一点意外，最重要的是对当前艺术界与批评界的一些“怒发冲冠”，因为艺术与学术需要依赖一种社会性的生态土壤，否则艺术与学术均不值一提。对艺术家或批评家的非艺术行为进行批评，目的在于强化艺术和学术的内在含量价值，事实上，文本批评与非文本批评都是文化批判所不可缺失的，它们两者并不是冲突的，更不存在以道德批评取代艺术批评。文化批判是一种社会学立场的批评，是对创作过程与艺术行为的批判。

       王小箭说：“批评是解决艺术问题的技术，其核心逻辑结构就是文章自身的逻辑关系，逻辑关系不正确，无论是捧派的‘礼花’还是骂派的‘炮弹’都只能是一次失败的发射，不论它包含多少外国技术或中国道德。”这种说法犯了逻辑属性的错位，一台静止的机械的结构与原理，不能作为艺术的社会文化的结构原理，否则必然走向机械教条的逻辑错位。艺术的主体围绕着人这一核心，绝对不是孤立的艺术作品本身，怎样绘画的技术性不过是艺术手段方法，它不足以代表艺术内容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的逻辑。西方反对艺术阐释和追求文本纯粹的思想之所以失败，根源在于艺术的纯粹性缺乏存在合理性，因为艺术作品的全部价值意义取决于它对外部的社会与人的影响作用。

       换言之，艺术的制作过程是纯粹技术手段，但艺术的内容与艺术家行为却必然涉及它所要涉及的一切。现在中国艺术需要解决的不仅作品本身的技术问题，更重要的影响创作过程的社会因素。这一文化生态土壤问题不得以解决，艺术永远停留在技术层面，否则，必然陷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困境。所以，艺术批评应该一种强调整体性的文化批评，它与关于艺术内部的技术性批评毫无冲突。此外，王小箭把艺术外部的批评定义为一种名利捷径的“浮躁”，这种指责本身也是一种道德性指责，关键在于艺术批评有没有社会与文化的建设性意义。

５、艺术的文化批判

　　最后，我还是要严正批评王小箭缺乏是非原则、或者混淆是非的“捧派”和“骂派”之说，它不仅酸腐不堪，更是一种恶意的类比。尽管他知道“大环境的影响指的是全社会的整体浮躁和短期行为，媒体提供的名利捷径是因为当今艺术媒体普遍靠收取版面费和吸引眼球求生存和占据制高点，版面费间接来自捧派，之所以说是间接，是因为批评文章实际上是被“捧”的艺术家出资买断的；吸引眼球则主要靠骂派，因为骂派专找名人来骂，而这种用骂来利用名人效应要比用给个编委头衔或发表名人的文章更吸引眼球。”

　　首先，我对艺术家和批评家的行为进行批评，那是因为社会土壤与文化生态严重被恶化，它直接威胁到文化艺术的发展。难道对此的批评是“骂”吗？或者说，不批评任其滋长恶化吗？如果按照王小箭的逻辑：给病人治病也是不道德的商业行为或者因浮躁而“浮躁”的行为。可见，王的说法缺乏是非原则，也是狭义而错误的艺术观在作祟：将艺术设定在一个绝对孤立的产物，对它的产生与创作的艺术家、以及给予社会与受众的作用却视而不见。这种绝对的文本主义是古典唯美主义反对艺术被阐释的狭隘表现，如同中国艺术家反对艺术涉及政治的“洁癖”是一致的。在没有解决文化环境种的机制规范等问题，一切艺术创作均达不到最自由状态，更无法解放人的天赋潜力。

       其次，王小箭说：“‘骂派’专找名人来骂”。这种说法缺乏一个批评家起码水准，或者说极为庸俗的“人云亦云”，更是一种酸腐的说法；似乎只要批评涉及名人就可能陷入“炒作自己”的嫌疑。重大事件和社会名流成为关照焦点与评论对象是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它们均是学术上最好的“案例”模型。名人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们被赋予名望便有义务接受任何一切质疑和批评，只要这种批评不是诽谤和谩骂。

　　再次，批评的关键在对与错，它是社会发展在文化上不可缺少的监督与防范机制。批评者从有价值的批评中获得一些名利，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是无可厚非之事情，只有在虚道德社会一涉及“名”或“利”就被判断为“龌龊”。很显然，王小箭将反对吹捧的批评简化为“骂”，分明是缺乏是非的庸俗化论断，它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失语症的不良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