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的艰难

程美信

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家全成了职业“打托”，可谓是：猴狲不上树，多敲几下锣。探究其原因则极为复杂，在社会机制和学术生态、利益诱惑与生存压力等诸多因素下，要做一名真正意义的艺术批评家极为困难。即使一位有锐力的批评家，凭热情和才华只能支撑一时，不足以持之以恒。也就是说，中国仍不属于批评家所能根生的社会，没有实质后援确保批评家独立的生存空间。

当前中国处于权力迈向资本转换的急剧过程，一切处于无序状态中恶性循环，社会并没有经济的发展出现全面良性转机。本当，批评在文化学术领域是富有建设性的中坚力量，可中国没有这种文化传统和学术机制。如美术批评往往出现两种极端，一是单向的打托吹捧，二是攻击式的骂街，后者它成为美术江湖的大看点，充斥的尽是忠与奸、恶与善的道德攻击，完全背离了学术批评的起码准则。

中国文艺批评家大多来自报刊编辑队伍。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只说明了官学体制造就了学术垄断的错位现象，如似“近水楼台先得月”。一个杂志局限内部性自撰自编，其本身就丧失了批评意义和学术规范。最常见的各大美术杂志主编变成了评论“主笔”，他们互相关照，从而形成一种利益交集的学术派系。这种情况在“自负盈亏”政策出台之后，变得格外混乱，除了公开卖版面之外，相互打托和公开打托成了美术杂志的生存手段。主编变相为主笔，它从根本上扭曲了学术批评的客观与公正之准则。

作为学术杂志的主编，其职能本是发现有价值的作品。诺贝尔科学奖论文均来自各个领域的专业杂志，几乎没有一例是主编的论文成果。倒是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不再从事科研后，转而当学术杂志的顾问和编委，绝不存在自撰自编的现象。再看中国美术类杂志，主要头牌文章均编委和杂志编辑系统所撰，以致主编公然挂名发表文章，《美术》在这个方面做得最出格，最令人发指的是关于《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学术事件，主编将公器私用达到为所欲为的地步，还以杂志名义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政治指控。

在一种健康的文艺生态下：艺术－学术－商业，三者之间保持各自独立而相互制约的良性关系。然而，在中国目前是混乱一片，艺术－批评－商业＋政治。本当，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一旦被学术批评所认可，商业的跟进也必然。在当下中国，商业直接主导画家创作，情形如同过去政治直接领导艺术创作。

本当，艺术媚俗化势必引起批评界与收藏界的警觉，可在中国却是收藏界在逼良为娼，批评界在助纣为虐，画家只好放弃独立创作的自我主体，被动于市场做艺术。最典型是中国书画市场，至今以尺寸为计价标准，这是对艺术最粗暴而愚蠢的干预方式，一位画家一旦成名，他创作力立即下降，根源画价摆在那里，好坏都跟尺寸走。作为艺术批评家，他们一上路就很歪，最终导致其角色的尴尬，丧失作为批评者应用权威性和公信力，最终只沦为打托的“皮条客”。

职业“打托”在国外也盛行，可他们是私人代言人，不是独立评论家；如大牌画家均有自己的经纪人和理论家。但是，很少有独立批评家向画家画廊索取佣金，他们主要来自学术机构和媒体的专栏作家，其经费来自公私学术团体基金，从而保证了文艺批评的公正性和独立性。那么，中国学术机构本来就经费吃紧，美术报刊和出版社变相为权力资源出租机构，那怕所聘专栏作家也是在兜售位置，稿酬均不足生计。除了人情稿之外，一般作者投稿均要掏“审稿费”才能发表，几乎学术杂志变成职称论文和打托文章的刊物。如此一来，既没有学术规范的文艺杂志，也没有严格意义的独立评论家。

新兴网络美术媒体的出现，从表面上似乎打破了过去纸质出版界垄断性。但是，靠免费的灌水文章绝对不可能造就一个严肃的学术氛围。以《雅昌艺术网》为例：它请了不少国内头牌评论家和理论界充当门面，大部分评论家只看重这个平台，没有人指望雅昌支付稿酬作为生计；两百元一千字稿费还不及三流“枪手”的代笔费。大部分名气不大的批评界新手，雅昌连两百元一千元的稿费都不想给，以为给了一个平台已大恩大德了。因此，网络的出现并未能拯救中国文艺生态的恶性状态。无论名气大小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不向画家画商直接伸手便难以为继。

总之，中国在当前文艺生态和学术环境，要出现真正具有独立性的艺术批评家是不可能的，最多也是“虎头蛇尾”。因此，出现艺术、批评、商业、权力所绞成一团的大混沌也不奇怪了，它们之间没有的实质界限，全然围绕利益在相互利用与彼此排斥。没有纯粹性的艺术家、没有独立性的批评家，没有学术性的收藏家。这种资本放纵的套钱活动，它直接恶化了社会的艺术创作力和文化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