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蛙躲端午  躲了初一  躲不了十五

                                                                                        程美信

　　我一直过着无家无国的生活，对传统节日逐渐淡忘了，不象童年那般渴望过年过节。上午出门，发现楼梯里家家铁门上挂有青桃绿叶，想起古文中“桃符”才知它是避邪的端午风俗，这一切对我很陌生，因为我家乡在皖南山区，每逢端午节，家家门前挂艾草、吃米酒煮鸡蛋。一地虽一俗，端午节驱邪避灾习俗却无大区别。

　　走出楼外，马上给家父打个了电话。没人接，估计他是去别人家过端午节。说起来，我父母一代人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农民！他们一生呕心沥血和千辛万苦，孝敬父母和抚养子女，但自己却要落得无依无靠和孤苦伶仃的下场。上个月，回了一趟绩溪老家，算是一了五年之愿；可村上“十室九空”的情景，令我感慨不已。其实，没有一家有过去那么完整，全村只剩下老人和少得可怜的几个小孩，青壮年全外出谋生或落户异乡。难怪我父亲说“死了没人抬（埋）”。的确，在村子上要找出能够抬动棺材的劳力真不易，留在村上的真正男子汉，不是打工受伤的残疾人，便是穷得娶不到老婆发神经的疯子，还有是好吃懒做而不肯外出打工的“二流子”，指望这些人挖坟抬棺是不可能的。可怕的是，几个疯子和光棍成了老人集体“村恐”，他们想吃谁就吃谁，想打谁就打谁，我父亲也险些死于一名疯子之手。基层政府对此既无能为力也毫无兴趣，法律都拿疯子没辙，何况一色的老头老太。好在近十来年，疯子和光棍大多自杀身亡，尽管白发人送黑发人不是滋味，倒也使老人们少了许多皮肉之疼和担惊受怕。谁叫他们是生不逢时的一代中国农民，赶上城市殖民主义时代，传统乡村的土地、劳力、女人成了重要资源，老人守孤和光棍自杀也是必然之事；造就繁荣幸福的现代大都市，总有一些人为此付出代价。

　　紧接着，给在上海弟弟家照看孙子的母亲去了一个电话，同样没人接，估计忙什么去了。于是，继续打电话，联系在本城的校友同学，晚上聚一聚，算是给自己安排个端午节。目的无非蹭人家一顿节日饭，体验当地人过端午的滋味。校友已经另有安排，为此，我索性给自己过回端午，打车直抵繁荣市区的超市里，买了四个冷粽子塞在电脑包里，但心里仍有不甘，寻来觅去试图捞一点节日气氛带回家，倒遇半熟不熟的两个熟人在逛商场，我跟他们寒暄间提几次“端午节”，可他们对此不以为然。我心里一句“拉倒”便进了星巴克，喝咖啡和吃三明治渡过了端午时分。随后，还是不死心，再给父亲一个电话，结果仍旧，这又迫使我给天津“老爷子”（大学时的老师，我们都这样称呼他老人家）一个电话，借节日问个候。

　　当我发现星巴克不给吸烟便后悔不已，花了钱没有捞到实惠，因为我一直把咖啡馆当作学习和办公的准场所，大概是长期国外生活所养成的习惯。对于拮据穷酸的青年人，咖啡馆可是最合适的好去处，它有茶水、桌椅、电源、杂志报纸和经济便餐。事实上，欧洲传统咖啡馆是任何人都去得起的地方，只要花上１０元人民币，随便你喝多少、坐多久，十年前瑞典才五元钱，当然是自备式咖啡馆，咖啡也没有中国这么多花名堂，不就是咖啡么，即使免费也不能多喝的东西。可是，在中国开咖啡馆起家的台湾商人则自有一套生意经，他们因文化背景而吃透大陆小资的心理，将明明一种毫无区别的咖啡豆，便弄出一大堆鬼名堂，如意大利x咖啡、法国x咖啡等等，可这些国根本不产咖啡。这一点，台湾人比美国人做得更过火，仅把它当做作弄市侩的商业行为，恰恰美国人与台湾人都没有咖啡馆文化，可他们却统治着中国咖啡馆业。

　　离开星巴克，背着包在市中心走了走，发现这座城市，除了咖啡馆之外，其他地方均不合适我进去了。于是，再找一家叫“岸火咖啡”的咖啡馆，招牌上写着百年老店，可我不清楚它是大连当地百年老店还是台湾的百年老店，总之，那咖啡毫无特色可言，跟进上岛咖啡、两岸咖啡和星巴克没丝毫区别。这个原本对我已淡化得毫不存在的端午，变成如此情绪多多；形同我家乡那句古话：“青蛙躲端午，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青蛙象征妖魔鬼怪）；原话本是训诫孩子，闯祸干坏事不要躲躲闪闪，主动扒开裆裤，接受皮肉之苦，显示大人们的公正与威严。可是，此时此刻，端午之“躲”完全被赋予不同含义，无论我多么讨厌中国咖啡馆恶俗化和商业化，它仍是我可躲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