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抓奸”的社会危机

　　在一个没有思想光泽的国土里，其文艺终究是黯然失色。尽管当下中国是个“大师”爆棚年代，其实质不过小丑登科而已。早在１７世纪之前，日尔蔓和俄罗斯两个民族一直处于封建落后和内患外困之中，正是这种历史极端性导致了这两个民族成为一度盛产思想大师和文艺大师的国度，从而改变了历史，成为２０世纪两个最新兴民族。对此，给五四先驱的蔡元培、胡适和鲁迅等人震撼性的启发，激起他们走向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由于五四是乱世烟云，最终不成气候，似乎没有灾难极点不足以拯救中国人的历史惰性和文化陋习。

　　三十多集连续大剧《跤王》[1]，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山东跤王刘学栋的一生，他显然是个现代版梁山好汉的李逵式人物，耿直忠义、疾恶如仇、英勇无畏。剧情不外是死去活来的男女爱情之媚俗卖点，加之豪情万丈的民族大就义，可谓既能赚钱而又能乖巧“过关”。剧情以驻济日军为打击山东民众的抗日士气，让日军摔跤高手山田与山东跤王刘学栋进行比武，山田因无法取胜刘学栋，便暗中指示“汉奸”独眼龙砸断刘学栋右臂。但是，刘学栋最终不负众望，以一臂之力单打败山田，并使其剖腹自尽。日军以刘学栋幼子做人质，迫使他给自杀身亡的山田下跪致敬，而他宁死不屈，怀抱亲生幼子一同扑向军刀自杀。

　　这是一部很寻常的电视剧，日本人的角色意义显得微不足道，反是“汉奸”占了重头戏，他们无疑迎合观众癖好所特制脸谱。汉奸的阴险毒辣和卑鄙无耻之程度，几乎决定了观众悲欢怒乐的反响程度，这成了编导创作“抓奸”艺术的最高境界。剧中的于局长、地痞独眼龙、药铺老板和账房先生以及诸多无名的汉奸狗腿，他们在舞台上的效果作用远远超过那些正面人物，成为剧情高潮的主要素，没有他们那些阴险卑鄙和面貌可憎；爱情之伟大、民族之崇高全不复存在。

　　曹操与秦桧是传统文艺里的奸雄叛贼之经典角色，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触犯了儒家的纲常伦理，成了千古第一奸雄；秦桧私通外国并陷害民族英雄岳飞，成为历史上第一汉奸。两人都成了三纲五常和忠义道德的反面教材。众所周知，没有曹操的汉献帝，不说天子之虚位，性命恐怕早已不保；岳飞明明死于皇帝之手，高宗惟恐岳飞击败金兵，迎回徽、钦二帝，自身龙位不保。由于中国人习惯只骂奸臣而不敢得罪“天子”的皇帝，正如林彪和四人帮成了文革的替罪羊。秦桧夫妇一跪就是近千年，至于他是不是历史冤大头，事实真相已变得无关紧要，关键在于秦桧能够满足了人们歇斯底里的“抓奸”癖好，到了岳飞坟前均可敲打一下秦桧头，并摸弄一下秦桧婆的双乳（据说过去的王氏铁乳被人摸得光亮，不知今日游人是否享有这一祖传特权）。

　　历史的权力意志对社会集体心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文人和文艺从中起到造势作用。中国自后汉始起，孔子成了圣贤道统和“万世师表”，这些在于权力驯化的秩序作用，而非儒家思想有多么英明伟大。国人意识中的“抓奸”趣味，无疑是一种道德驯化和文艺渲染的精神物产，并成为人们潜移默化的梦魇心魔。黑猩猩群体通过彼此抓虱来巩固集体亲和关系，这种快感乐趣由寄生虫所塑造的集体经验，动物学家们将一群黑猩猩关在动物园，并对它们身上寄生虫进行定时清理，起初黑猩猩仍然保持彼此抓虱的亲和力，由于长期没有虱子导致黑猩猩抓虱兴趣大大下降，彼此关系陷入淡漠状态。抓虱子和吃虱子原本在黑猩猩群体活动中，仅次于美食与性交。中国人的抓奸文化传统显然是受到权力秩序的支配作用，成为集体无意识中的快感经验，并通过文艺和游戏等行为手段达到兴奋满足，因此，民众意识和权力秩序自然不能缺少“汉奸”的存在，所以需要不断开发汉奸，满足社会“抓奸”的心理需要，并通过汉奸的危险恐怖和厌恶可憎达到兴奋顶点。

　　由于“抓奸”已是社会病态的趣味，它必然引起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慌不安，特别在社会动乱和权力斗争的非常时期，它将导致巨大的社会灾难。人们本能的通过无端告密和争前恐后的揭举他人，达到策略上先下手为强的自我保护。这种心理性的社会疾病在文革时期达到登峰造极之程度，妻子告丈夫、儿子告老子、媳妇告婆婆和学生告老师的“揭发风”一度空前，利益冲突和冤家对头更不在话下。当代博弈论研究也证明了这种相互叛徒的心理模式和恶性危机；文革中造反两派的“革总”和“联总”均以保卫毛主席而相互开火，这种莫名其妙的献“忠”表现，是人们对权力的盲从与畏惧导致普遍不安全感，于是通过诬陷和攻击他人才能到达证明自己的忠诚，正是这种极端自私的自我保护意识引导大跃进和文革的如火如荼。在正常时期，抓奸文化不过是一种文艺活动和道德游戏，不光影视制作善于抓住观众心理的病态情结，连互联网的论坛和博客为了提高点击率，也大肆传载“抓奸”文字。如著名“抓奸”教授河清先生以《今人不知亡国恨，神州翩起华兹舞》[2] 一文，无论观点对错，但在政治道德立场和抓奸热情上均无可指责，小孩子跳什么舞都可能是一种汉奸们的亡国阴谋。拜读这位浙大教授的大文，不难发现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存在着抓奸的重要功能，他的《艺术与阴谋》[3]通篇都是“文化逆子”、“艺术汉奸”“国际艺术骨干”等等，这些前所未闻的新字眼仍不外是“抓奸”的老癖好。总之，何清的论说是符合中国抓奸文化传统以及大众心理需求，即便反对河清言论人士也无法超越这一癖好陋习，那些涉及“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文艺评论，全然都变相为一种学术“抓奸”活动。这些现象都充分反映了“抓奸”文化与文艺游戏所潜在社会危机和集体症结。

　　抓“奸”无疑成为全民的一大兴奋点和文艺大卖点。这一癖好显然离不开权力意志、艺术加工和爱国教育的放大渲染。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宿命（culture fate），即“家鬼害家人，没有家鬼不死人”的诅咒。那些脸谱化的汉奸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心理中挥之不去的心魔，迫使人们需要不停地、自觉不自觉进行抓“奸”，从不安、猜忌中试图寻找一种自我保护的安全感，结果导致一种集体人格分裂和抓奸强迫症。

　　至于什么是汉奸？为何产生汉奸？又何为“汉”和何为“奸”则不加思索。对于这些本质问题，人们却毫不关心和从不反思，只沉迷于抓奸过瘾的非理性状态。事实上，敌我意识形态对立如人类文明史一样漫长，叛徒内奸不仅一直伴随着历史文化而常在。如果一个社会陷入动不动便有抓奸的集体无意识或文化癖好之中，那它必定同时是个不断塑造“内奸”和“背叛”的内耗社会，说明了集体凝聚力、上下亲和力、群族和谐度和彼此同情心均面临严重危机。其次，不限于道德偏见的极端化，抓奸通常是道德与政治的攻击武器，成为权力斗争和利益矛盾的制胜法宝。最典型的刘少奇成了背叛人民的“工贼”，一个堂堂国家的主席都可能叛变卖国，这实在是匪夷所思。但是，这对于有着抓奸文化传统的国土却不足为奇。

　　从人的自然本性和自私本能而言，爱亲人、爱故乡、爱祖国、爱民族和爱同胞是无选择的本能天性，这种本位主义具有生物学上的必然合理性。那么是什么导致这一天然本性的分裂和背叛呢？仅仅是自私极端化的个人利益至上原则吗？结论无疑具有双重复杂性，或者说背叛亲人、祖国和民族的极端行为往往使生命和利益陷入更危险境地，因为它是最不安全的冒险策略，并意味着要付出道德伦理的巨大代价，对任何一个常人都是不可思议的抉择。换言之，这种道德性背叛往往建立在利益极端化的矛盾基础之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天平倾斜明显失衡，也就是说忠诚比背叛将付出更高的个人利益代价。在汉奸（叛徒）所处的利益三角关系中，个人利益与本族利益无疑是天然共同体，个人利益与异族利益的关系则缺乏必要天然基础，或者说，他们具有客观条件所迫和主观行为的选择。就日占区的所谓“汉奸”，大部分人都迫于养家糊口而已，包括在日伪政府中的公职人员，即一般常人难以具有卖国的实际作为。我们可以看到溥仪、蒋介石和张作霖等各大军阀与日本人的关系都极为矛盾复杂，他们均与日军实力存在巨大悬殊而表现出无奈被动，但是他们没有一方是甘心屈服日本人，都本着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试图利用日本人。汪精卫等文人所组成伪政府除了在政治道德上外，他们均无严重实际过失，其中许多伪政府要员为民族利益尽到他们个人责任，并付出生命与道德的代价，如周佛海在和周作人，他们与日本人的沟通、谈判与交往虽无法扭转败局，一旦全国沦陷，他们作用就非常重要。这便是这些“有志无德”者做好了“汉奸”准备，将来历史会给于他们公正结论，尤其“退党投日” 的周佛海更需要时间来公断。但是，周佛海在盟军登陆浙江时起到内应作用；周作人对北京文化设施和图书文物的保护功劳确是不争史实。

　　日本人轻易占领大半个中国，它是中国整体文化和综合国力的虚弱之故，从制度文化、科技文化、工具文化均多落后日本，绝不是汉奸们所能左右的时局。做不做日占区汉奸已不是人们的自主选择，他们是中国长期文化滞后、封建专制和思想迂腐的必然之路，否则只有一死就义。对此，他们成为被唾弃和诅咒的对象，成为人们证明自己道德高尚的陪衬物。中国社会的内部凝聚力和上下亲和力都极为糟糕，那种互相猜疑和彼此排斥、道德偏见和愚昧陋习的使中国至今仍旧处于恶性内耗之中，“抓奸”文化风行便是一个最好例子。

　　二战结束，被德国占领过的欧洲各国也清理了内奸叛徒，但只限于那些实实在在的亲纳粹的死党，绝对没有泛滥到中国“汉奸”无所不在的心魔化地步。即便如此，今日欧洲人对当初清理内奸过程伤及一些无辜表示谴责和批评，特别与战争与政治没有直接关系的妇女儿童，如一些跟德军发生过感情及肉体关系的女性遭受人格巨大侮辱，那些曾经卖身给德军的妓女被剃了光头游街，成为民众发泄情绪的替罪羊，但毕竟是一种暂时性的社会情绪，并没有成为大众恶习癖好和社会文化症结。相反的是，今日欧洲人在反思当年的过激行为，《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就是一个典型故事，说明了文艺反思与文明进步的互动意义。

　　如果按照“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极端道德逻辑，民族之生死存亡不过意气之快。正如山东跤王刘学栋一样，为了拒绝向敌人屈服，抱着亲生儿子扑向刺刀，父子为了表现民族气节而双双就义。然而，这种愚昧道德说教在２１世纪社会文明已不该被提倡和渲染，不管它是不是历史事实，文艺不能再宣传这种比野蛮更为恐怖的愚昧道德。作为一名父亲，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拿无辜孩子殉节，他为保护年幼儿子不仅可以向敌人下跪屈服，即便被敌人所杀也不能亲自杀死自己的孩子，否则便违反了人类天性和自然伦理。全社会对此应有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道宽容。美军士兵在越南战场上，一旦阵地失守便举手投降，一些士兵随身携带“我投降，勿杀我”越文布片。当美军在国外被俘虏，只要生还回到祖国，均受到胜利凯旋般的迎接，被俘期间的言行举止一概不加追究。它不止是本着生命至上的人本精神，也是一种集体的内聚力与同情心的道德表现。可是，今日中国社会仍嗜好内部“抓奸”，不仅学者们习惯利用“汉奸”道德武器，老百姓则习惯指责别人“汉奸”来证明自己的忠诚和高尚。因此，《跤王》剧中出现“携子自尽”的民族大义可谓十足壮烈，震撼程度达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状态。这使人联想起，当年日军进攻湖南，由于遭到中国军队顽强抵抗而受挫，日军便在乡村里乱杀无辜和奸污妇女，一个村子里所有女性遭到践踏，结果大部分女性蒙耻后自杀，剩下苟活者却遭到亲人的抛弃和外人的唾弃，她们最终生不如死的渡过惨淡余生。

　　这一切，本应该引起人们的反思和检讨，可由于抓奸的文化陋习以及愚昧道德的根深蒂固，抓奸之国民癖好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合法幌子之下大行其道。“与时俱进”喊了这么多年了，观众趣味和文艺思想却仍不开化。可见，靠廉价劳动力、生态代价和原始资本主义手段所创造了一时经济繁荣，并不能代表当下中国在文化与道德上有多少进步。如不进行痛定思痛的彻底反思，抓奸的文化陋习严重危及社会和谐生态和内在凝聚力，并成为整个民族挥之不去的心魔。

　　注：
　　[1] 导演：少也，编剧：张建广，出品：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2007年4月首播
　　[2] 河清博客2007-06-10
　　http://blog.artron.net/?action/viewspace/itemid/71069
　　[3] 全名《 艺术的阴谋—透视一种“当代艺术国际”》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
　　[4] 导演：朱塞佩•托纳托雷，主演：莫尼卡•贝鲁奇。英文片名：Malena。意大利，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