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境下的“后殖民主义”

程美信


   当前，在中国文艺批评中频繁“后殖民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式语，但真正围绕它所展开有意义的讨论却不多，往往拿它作为攻击理论对手的“法宝”。与此同时，如从“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延伸到“文化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后现代主义”、“全球化”、“后资本主义”，这些式语在特定意识形态下均成了“缺德”的同义。因此，中国理论家和批评家们拿它大做文章也就理所当然。

　　从另一层面而言，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第三世界固有的思维定势，也证明“后殖民主义”式语在中国社会语境下是极为有效的，不是镇定的失语，而是慌言乱语的状态；如早已失效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东方主义”仍满天飞，结果那些叫嚷者无不采用最现代化的传播工具和策划手段；坐在那里则是西服革履，出入不是宝马便是富豪；喝洋酒和住洋房更是美事。但是，从福柯对权力的解构到德里达对话语的解构，再到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它从始至终都不是为中国人打造的专门式语。问题在于这些解构和批判，不经意间起到多种作用，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下有着不同的解读或曲解：首先对西方文化解构与批判更利于其自身文化的构建与发展，表现出西方文化强大的内在生命力，这些现象自苏格拉底以来从未间断过，特别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成为西方后期哲学的中心主体。其次，正是这种批判与解构过程，那些弱势的群体或阶级、民族或国家；以及原始土著该落后民族被一再充当照射西方文明罪恶的探测工具，对于对中国和第三世界本身而言，那些同情性理论基调无疑起到“定势”作用，使得他们不自觉的陷入一种稳定的被动状态。
　　
　　此外，如“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在当代世界已不值一提，任何一个社会对此耿耿于怀都说明了其内部危机四伏，其严重程度必定超过了外部压力。道理非常简单，人生来就有自私性的本位主义，爱祖国、爱家乡、爱亲人、爱同胞以及文化认同都是自然而然的本能行为，压根儿不值强调和教化，而在那种排斥性社会由于内部矛盾的激烈，尤其国家权力集团的为所欲为以及知识分子自私和麻木，社会内聚力自然不堪一击，于是只有拿“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当作狗皮膏药，黏合已是一盘散沙的社会肌体。之所以，“后殖民主义”在中国语境下已完全变味，丧失了其文化批评的“正义”张力。

　　一、 作为文化批判的“后殖民主义”

　　“后殖民主义”是针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所进行批判的特定式语，它是来自西方解构主义哲学的“正义”原则，这种“原则”具有很大的理想色彩和极端成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偏狭性是诱发解构主义批判哲学极端性式语的根源，由一种强力（强权）观念促使另一种强烈的颠覆性的反叛力，它们全然是西方文化的内在整合力量，其多样复杂性完全超出了诠释者的选择。从现代主义哲学，尤其后现代主义先驱的尼采哲学的破坏性宣示导致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萎缩，理性主义被纳入了自然科学和实证主义范畴，它与人的文化存在和历史意志不再那么密切，即怎样吃饭和如何吃好是属于科学理性问题，当涉及人为什么要活着和活着为什么则是当代哲学的中心主题。在此之前，克尔凯郭尔做了自然真理与上帝真理的观念区分，韦伯也对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作了更加精辟分析。因此，解构主义哲学侧重于人类习俗、语言、心理、伦理、历史、艺术、观念和宗教等精神内核现象。赛义德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批判，无疑是原自存在主义与解构主义等后现代哲学的惯用理论方法，其中包括后现代哲学中的“正义”原则。解构主义哲学家对知识的反叛和权力的颠覆，已成为他们普遍具有的哲学伦理激情，他们不再限于传统哲学那般力求绝对而纯粹的“客观”。

　　克尔凯郭尔对理性主义体系与宗教神学体系“完美性”发出猛烈抨击，开启后现代哲学批评精神的先风，尼采则走得更极端，他对人类整个文明史的价值体系给以捣毁性“死刑”宣判，而且不加任何余地，这对于后现代哲学的解构主义起到巨大的号召作用，并以一切手段对历史和文明的罪证进行系统、深入而具体的搜寻，而且这种解构与批判被赋予一种 “正义”的哲学伦理激情，从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什勒、马尔库塞以及福柯和赛义德的哲学研究富有一种正义性激情。从存在主义到解构主义哲学都坚持这么一种伦理信条：使弱者变得强大是智慧最大的美；使痛苦者得到抚慰是哲学最大的善。换言之，后现代哲学离开了这批判精神和颠覆冲动的“正义”原则；便丧失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公共意义，其动机方向无疑是通过观念革命来激发社会洗牌，打破以往文明历史稳定而不对称的态势结构；唯有不断洗牌和发牌才能保证历史的前进运动，使得苦与乐、善与恶、强与弱之间能够适度的换位平衡，避免了文明史中大部分人被排斥在文明游戏之外，尤其是权力博弈始终被某个阶级集团所垄断，包括知识权威的垄断性。

　　以“正义”为伦理原则和批判精神的当代哲学，这种美德则是一种悲观主义的遗传体，如中国道家老庄、杨朱；印度佛教超越贪、嗔、痴的涅磐境界说和犹太人教原罪论都是现世悲观主义的宿命论，同样在荷马史诗得到充分体现。正是这种悲观主义精神传统，对叔本华和尼采的思想都产生强烈影响，特别是尼采的超人主义哲学是一个没有历史文明的神化人格，它对整个西方哲学无意是一种拯救，终止了悲观主义那种消极意识。这就是存在主义超人哲学倍受指责的根源，这种强力意志论与二十世纪战争狂潮具有内在关系，观念哲学与存在意志不再被动历史传统与神学体系，激发人们对权力与存在的死亡游戏更加向往，即普通人不仅存在权益，同样可以成为自我超越的意志之神。

　　这里不能不提及《存在与时间》，它揭示了被遮蔽的历史存在，这是一本令后现代哲学家着迷的著作，根源在于它那种生僻的语义和非线性的孤立概念，它无疑提供了人们更多思考的引点和灵感，而不在于海德格尔本人的思想，它被诠释以曲解所释放出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其本身意义，几乎没有人能够肯定自己完全理解海德格尔这部艰涩的思想作品。按照当代学院的学术规范，《存在与时间》显然是一部不合格的“野论文”，可它却成了当代哲学的“珠峰”。正是如此，它对当代文化批判以及解构主义哲学带来了启迪作用。

　　后现代哲学彻底抛弃了基础主义的逻辑系统，以及放弃以往自圆其说所确定的完整学理体系，这些都是康德与黑格尔哲学的弊端。从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的哲学不再迷恋那种工整严密而力求完美穷尽的欲望，承认了哲学与思维都有时间、地点和语境的局限。之所以，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哲学经常性出现极端的、两可的结论。维根斯坦确定了任何逻辑系统必有缺陷性，这对于语言哲学和解构主义无疑带来一种激励作用，使得后现代哲学对话语、语境、文本和语义的痴迷与疯狂，它成为一种文明的解构和构建的新手段。

　　如果弄清了西方后现代哲学来龙去脉、解构主义方法论及其动机激情，这样就是不难理解福柯对权力的解构；赛义德对西方文化中心的批判式语以及“后殖民主义”的理论由来。最重要的是，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人，至少不该陷入解构主义文化批判的恐惧之中，更不该对他们的思想过分信以为真。事实上，解构主义哲学已经明确提出的语义与文本以及语境生效的相应关系，即相同的概念在不同人身上反映出不同的体验感受。如“民族主义”在一个世纪之前给欧洲人的印象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丝毫不适的反感迹象，时间将这个概念变成了“恶魔”，这就是德国纳粹把“民族主义”发挥到历史仇恨和种族情绪的灾难绝顶，因为日尔曼人的屈辱史使“民族主义”变成一种崇高而正义的合法力量，正如中国人的民族情绪总与历史屈辱所难以脱离干系。

　　此外，另一个值得弄清的问题是，“后殖民主义”不是来自被文化侵略的第三世界的觉醒意识，恰恰来自当代西方文化的自省批判力量。不论福柯还是赛义德或汤林森，他们限于西方文化这一中心论进行解构与再解构、批判与再批判，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后现代哲学的“正义”伦理精神，无论其理想性或极端性，它均说明西方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内在活力。这是作为第三世界和古老文明的前现代社会的中国所缺少的文化内在要素。

　　“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批判，它是不是有利于第三世界或弱势民族？这也是我们感到极为头疼的疑问。从中国这个特定的社会语境来看，它起的效果则是复杂矛盾的，甚至令人极为不安。正如那些受害者在听了原告代理人的公诉，其内心受害感和痛哭感更加强烈，对被告的仇恨情绪和惩罚要求也就越发强烈，从而忽视了公正与自省，作为受害人无论有多么无辜，客观上都有自身责任。不论老虎多么凶猛，它所寻找下手的对象一定是其群域中最为糟糕的“老家伙”或“小家伙”或“病家伙”。在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时代，若要防范文化帝国主义的侵略或霸权，其本身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肌体应该保持相应的健康活力。对于一个文化创造力枯竭的社会，对“后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甚至“现代化”和“全球化”存在畏惧感和敌意性是好不奇怪的。

　　因此，“后殖民主义”是个不宜滥用而值得谨慎的式语，将它放置不同的社会语境应该有适度相应的解读域诠释。首先，它源自西方文化的自我批判的内在激情，如果忽视这一点的复杂性就相当危险，反而更不利于那些文化弱势民族或国家。本质而言，这种文化批判更有利西方文化的健全域整合，将它放置于中国这个殖民主义受害国家，不但没有自省反思的内在整合作用，反而被历史仇恨和种族情绪淹没了一切，并成为巩固其传统专制主义的合法工具。这些对于常人是不稍多说的，对于大多数学者也是极为棘手的，它往往催生了新的历史机会主义和新的知识话语权威，至少在中国官方学术和自由知识分子以及艺术家那里表现得特别明显。正如欧美社会反种族主义极端思想中，一些黑人学者认为数学是白人强加给非洲人的文化洗脑。对于“文化殖民主义”批判中，如澳洲土著孩子被强行进行接受国家教育，这一做法遭到主张文化多元主义和保护土著生活方式的生态环保人士的强烈抗议，残酷的是这种多元性对于那些土著的生存与发展更加危险，正如西方的“女士优先”仪式游戏一样，它最终对女性社会生态构成巨大危害。

二、“后殖民主义”批判与中国机会主义

　　几天前，本人应邀参加某个大学美术学硕士论文答辩，六个学生中有五人的论文中均出现谴责西方霸权和文化侵略的学术“自卫反击战”，弄不好它可能当下人文学科论文的仪式化内容，只要涉及民族、文化、全球化、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东西方等式语均会出现那些仪式化陈词。当然，我没有对中国研究生论文进行全面统计，但从文艺评论和美术批评的氛围来看，类似学术“自卫反击战”极为泛滥，由于没有真正的对话者使得这种“自卫反击战”变成了一种自言自语，本土学者也不情愿背负不道德的“走狗”骂名出来充当对话的靶子。所以，“后殖民主义”批评在中国思想学术界已是一种危险的机会主义式语。

　　再看六位研究生的论文，分别关于建筑、壁画、办公家具、儿童家具和图案设计的美术领域。其中一律都认识到中国当代设计艺术的薄弱和外来文化入侵的危险，所以都主张从本土文化和民族传统中寻找创新的突破点。其中三人引用了“最民族的就是最世界的”现成流行话语。事实上，这些论文都毫无新意，更谈不上研究，问题是这些研究生都不约而同地拿些现成话语来说事，并普遍坚信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是抵抗西方文化侵略与霸权的最佳良药。对此是否能够奏效则没有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更令人吃惊的是，正是这种浓烈的民族主义学术气氛下，青年学子们还是拿些蹩脚“西方货色”来充塞论文，如那位女研究生把IKEA儿童家具作为自己的儿童家具设计模型，至于宜家的儿童家具设计理念以及弊利则一无所知和一无所指；那个研究家居办公产品的研究生则在重复被公认已是失败的SOHO概念设计，它是９０年代“IT乌托邦”天花乱坠的产物，工作与生活搅混一团已成为当代都市社会最痛不欲生的症状，可见中国社会对西方性文化和现代性文化均缺乏了解，即便采取拿来主义的“自厢情愿”原则；包括“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批判话语，它们均成为一种本土化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工具手段，无论IKEA还是“SOHO”，这些概念放置于中国，其内意义已彻底僵死，取而代之的是本土文化特色，正如佛教传入中国基本中华化，经文和菩萨都变成一种式样，其内在却基本彻底化。这一点，中国在发展现代化最为典型，因为中国人或学者把现代化定为纯粹的科学技术，至于现代化中的制度、道德性和价值的文化精神被彻底消解，取而代之是有限的工具作用。正如北京这个有着几百万辆机动车的世界级“现代城市”，无论开车者的生活态度、意识水平和行为素养都没有现代性可言，连起码的交通法规不遵守，更别说人权、民主和平等这些老掉牙的现代精神理念。

　　很显然，“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在中国被过度渲染，加之其本身又异常的多样复杂性。这里应当引起重视与关注的是，这种扩大化渲染有着极为简单而明确的目的，那就是它能够符合本土社会语境的需要，特别对传统保守势力和专制主义极有利用价值。这些反西方中心的文化批判的式语，对于中国机会主义而言无疑是非常可口大餐。

　　中国本土文化中具有行为指导作用的是“中庸主义”思想。正是这种极为卑鄙的处世哲学，它导致机会主义泛滥和合法化――卑鄙是卑鄙者的钥匙，使得人类的“正义”道德原则和自由天赋遭到彻底消灭。缺乏独立人格和正义原则的“中庸主义”哲学被一再放大，升华到一种社会信条。伴随这种处世哲学的兴起，中国社会自然而然成为机会主义的天堂，人们在没有正义原则与道德代价之下，必然走向极端的势力势利。“后殖民主义”是一种中国式无本生意，对于那些权力阶层和知识分子尤为如此。譬如一名中国艺术家，他处于现实生活中必须寻找一种投机取巧的生存策略，其次才是艺术与人格、天赋与才情、存在与意义；所以一个画家就必须向权力（体制内）进行投靠，而不是对它进行批判性构建，以致艺术美被赤裸裸的充当权力崇拜，这种极端自私的机会主义在中国被定为艺术与知识的“忠诚”，也是文人的唯一出路，所谓“学优则仕”，要不消极避世和玩世不恭。总之，在整个上层阶级和知识群体具有普遍的公共责任和正义意识。自从西方的介入与国门的敞开，中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占营空间大大改观，但他们的公共职能和社会使命意识则丝毫没有长进。大部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在“中庸”道路上，十拿九稳干着老本行，安全性是第一选择；不然，将自己打扮成边缘的“文化分子”，主动而虚伪地去拥抱西方，我们可以从张艺谋、徐冰、张晓刚等人身上，均看不到知识的正义与艺术的真情。张艺谋是这种新型的国际文化机会主义的祖师爷，他的例子适合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至少比陈逸飞和余秋雨等老派机会主义更高一筹，同时也适合王朔这类擦边球机会主义。他们所共同特点就是缺乏公共作为而又能享有名利，也是极为自私自利的文化寄生虫。

　　之所以，反文化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以及国粹主义必然成为中国机会主义的文化、艺术和学术的大饼，这种式语对于大家都是有利可图的，对社会公共利益则是一种伤害，大众更是遭到强暴和愚弄。这里，无疑要说明“后殖民主义”在中国语境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文化主义帝国对于体制内和体制外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可以利用的话语权力，即使两派或三派都可充分利用这一文化资源来争夺自身利益和影响力。可以说，在中国既没有一个忠诚的民族主义者也没有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他们行为选择和思想立场是朝向自身利益倾斜，毫不顾及正义原则和公共精神，因为“中庸”社会观念使得这种没有人格原则的行为得以合法，如用人唯亲之事在中国社会那么天经地义而毫无廉耻。套用某人的话说：“无原则就是一种原则”，它足以说明了中国机会主义可以消解一切思想主义的内在意含，自然包括“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对于中国社会语境下的大众而言：“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不过是一种教化的式语。如果普通大众是国家“主人公”就无需灌输什么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近现代中国历史表明，只要外侵到了“皮之不存”的时候，寄生虫们才起来叫“团结”，目的是要别人去挡炮灰。事实上，以中庸主义处世哲学和机会主义生存策略，只要有一丝明哲保身的机会，他们绝对不会放过苟且偷生的生机。可以说，当一个社会的知识分子缺乏“忘我”的大智慧，这样的社会就从来不可能有知识与正义的力量，自然也不存在文化批判的内在自省的整合力量。现在“后殖民主义”的火爆，它无非用于抓“文化逆子”、“艺术汉奸”和“民族败类”。除此之外，很难说明“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学术意图，因为没有人需要弄清它是什么东西，更不用着敞开的真情对话，全然是东风压西风的鬼把戏。

　　中国不存在多少后殖民主义问题，更多是机会主义泛滥问题；文化帝国主义没有什么可怕的，只是对于一种缺乏文化创造力和社会内聚力的民族而言，它的确太可怕了。再次，当一个社会内耗自损到“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都去强调的话，这种民族首先该进行彻底自我反省，否则他们就该被奴役或消灭。社会内聚力是一种互相关爱与尊重、彼此平等与亲和所形成的黏性关系。

　　三、文化帝国主义有那么可怕吗？

　　在特定的社会语境里，“纸老虎”要比真老虎更令人畏惧。历史事实证明了，纸老虎起到秩序制约作用一点不比真老虎少。老虎的真伪虚实在这里已经毫无实际意义，而在于主体经验的生效反应。汤林森反“新殖民主义”批判无疑证明了纸老虎的真厉害，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反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批判学说，其真实性暂且不论，它对全世界和第三世界以及中国的产生轰动效果便足以说明了“纸老虎”真厉害，不如说观念语境的“制空权”被牢牢掌握在西方人手，正如我在前面提及到的那样，它显现了西方当代文化学术和思想学说的内在自省力，这些要比那些麦当劳、可口可乐、好莱坞、肥皂剧和唐老鸭更为可怕。比较就更为清晰：在一个有人叫嚷“最民族的就是最世界的”便成为不可否定的真理，它可以象一条圣训那般深入人心骨髓，成为全体国民不加质疑的“金科玉律”，这样的民族或国家畏惧“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就没有什么可意外的。

　　正如后现代艺术在西方强大宣传力量下，对全球范围内构成强大的文化攻势，造就前所未有艺术的垃圾和文化的泡沫。正如汤林森所指出那样，可口可乐、迪斯尼、麦当劳、麦丹娜、肥皂剧、好莱坞等消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可谓铺天盖地，这种危险性并不限于对第三国家；这种过度的消费主义文化在欧洲以及美国都同样令人不安，文化泛滥和趣味偏狭对人类生活的危害性是普遍的。05年，英国立通过中小学内禁止快餐，此事被认为是国家“政治丑闻”，因为学校因为经费不足而长期用垃圾食品和经济快餐提供孩子们的午餐，甚至学校内开设了汉堡和爆米花等垃圾食品店。主导这一切是商业资本的市场关系，加之资本化的媒体作用，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对于大众是无需思考的最佳选择。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主旨在于质疑解构主义以及新马克思主义，他分析“文化帝国主义”批判中的四种理论途经：“媒介帝国主义”、“民族国家”、“资本全球化”和“现代性”，基本否定了“文化帝国主义”批评的话语正确性。

　　与赛义德不同是，汤林森并没有从第三世界和欠发达的国家立场考虑，显然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当代泛民族或国家的文化与经济混合体。汤林森几乎否定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存在，他的理论很容易让第三世界学者抓住“西方中心论”的尾巴。换言之，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是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拿手菜”，也是极端而火爆的，他们更倾向于对资本主义内在文化解构性批判。在探究西方资本主义批判哲学过程中，很吃惊的是这些人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大贡献，无论是过去的马克思还是凡布朗，还是当代舍勒、马尔库塞、福柯、德里达和赛义德，他们都无不例外的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健全发展。这真是一种“文化宿命”，正如马克思主义对于世界无产阶级穷人毫无实际意义，仅限于那些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非无产阶级获得道义启迪，正是这种哲学的伦理激情的支配作用，他们起来领导穷人闹革命，进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享话语下的“恐怖主义”活动。然而，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正义情怀无法拯救受压迫剥削阶级的先天或后天缺陷，这一点在发达国家中产阶级身上表现得淋淋尽致，注定他们在大棍与胡萝卜之下生活，首先大众无法拒绝各种诱惑，他们的神经几乎失去自控作为，只能通过努力工作去承担各种债务和消费开支，这就是被解放出来的穷人无产阶级的新变种。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解构主义哲学和新马克思主义学说被大量试验的时代，而最终达到实践成果完全超出了解构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的预想，它变成一场无意识的“阴谋”，其中最大的受惠者恰恰是要被批判和被颠覆的资本阶级。资本主义在受到新旧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下，在制度上走向更加的健全，解构主义作为全新的文化人类学，它对左右两翼政治派别具有一定影响力，右翼保守派的功利实用主义倾向，很快将解构主义的成果转化一种新型商业手段，那就是将煽动性效果发挥在广告媒介技术上；将情感体验作为产品设计的工艺上，最典型的请那些酷似反叛性或颠覆性的艺术家成为商业广告的表演者，使他们成为资本主义的骨干成员，充分发挥情感控制和体验诱惑的商业价值。

　　事实说明，穷人和第三世界更需要权力解构和文化批评的自省反思。可是，随着“后殖民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不对称传播，它们不但无法刺激了第三世界和弱势群体进行内在反思和整合，而且定势性将种种内部矛盾归结为外部所致，忽视了主体片面的一相情愿。“民族主义”和“传统文化”在中国可谓响亮，相比之下，“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不过是豆腐乳配盘而已。一种被解读“后殖民主义”之实质就是服务于“专制主义”和“机会主义”。没有人真正关注西方解构主义的思想脉络和理论意向以及客观效果。其次，无论后现代哲学的伦理激情如何，其理论学说对于那些弱势社会或民族／国家则是表现出“消化不良”或“不服水土”，他们会把那些激烈的谴责声当作优美动听的音乐，兴奋得百听不厌的地步，从而忽视了自身的“烂腿”。

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批判则明显有“正义”和“情绪”倾向，首先它的立场是捍卫非西方文明体系之外的“被殖民化世界”，当然也包括第三世界的中国。可以说，他对于作为西方语境下的“东方主义”解构可谓深刻独到，然而，将他的批判放置在东方文化语境则明显缺乏内在批判性，如同指责强者如何霸权而忽视了弱者不自好的内在矛盾。事实上，中国理论界热爱赛义德的论说，基本忽视了对“东方主义”文化的内在反思性批判。因此，赛义德的学说成为东方各民族主义精神之矛，成为对峙西方文化霸权重要进攻性理论武器，但它不足以提高东方文化自省力量，反而使得东方主义走向历史情绪和文化排斥状态，正如中国曾提出“三个凡是”一样，如中东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走向“为对抗而对抗”的圣战极端路线，丧失了为正义与公正的原则。

　　之所以，中国文艺评论对于任何不吻合民族传统文化定式，以及任何异样艺术都进行否定性批判，它们无不例外的被纳入到“殖民主义文化”范围内。这种评判式语是相当危险的，意味着抑制了一切艺术创新的可能性。当然，中国当代的文化成就是不大的，基本没有创新性成果，不例外的在复制本土传统和西方外来的艺术，从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从拥抱苏联到拥抱美国，拿来主义已经成为另一种权威。其次，后现代主义艺术不可能生效于中国，或者说，这些拿来主义艺术也不构成对本土文化的内在作用，无论正面或负面的，只是在形式上有点令人尴尬而已。正如中国都市社会非常崇尚美国文化，这些本不过是中国小资阶级的势力心态，如墨西哥是当代资本主义龙头老大，他们会照样崇拜墨西哥文化。表面上，中国市侩阶级有西方中产者的物质生活水平和行头打扮，可两者在内在本质和精神世界则大不相同。也就是说，中国都市小资阶级的一切生活方式和价值趣味离不开其特定语境所能生效的对应物，那就是庞大的落后、贫困、弱势、奴役的农民群体。如同一名上海的富人，他政治意识、艺术品味、文化情趣、理想追求、公共行为和私人行为是绝对不同于一名欧美富人。两者全然都离不开各自的社会语境。因此，后现代艺术在中国同意是式样化的东西，只是它被当作一种时尚于权威的象征符号。

　　对于西方文化侵略的“后殖民主义”批判当中，不应该排除人类普遍的势利性和实在性。这种大倾向是任何社会都难以克服的，在西方的法国可谓对美国文化强势表现极大不耐烦，由于法兰西民族昔日辉煌与当代的失落给这个民族带来反美情绪的症状，首先是法国人无法抗衡美国文化对世界影响力，正如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国文化影响世界一样；这严重激化法国人对外交往，所以法国在国际旅客当中被认为是最不受欢迎的，原因并不是法国人不文明，而是他们历史心态无法适应以美国为后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化环境。换言之，法国人也是一种狭隘势力主义，包括那些以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也是出自实用主义的势利目的，正如学习中文的外国人明显增多就很好说明了问题，因为学习中文可能带来更好的就业和发财机会，这说明了实用主义势利性是人类普遍的本能心态，不能将其一味儿归结为美国或中国的文化霸权。

　　因此，一旦弄清“后殖民主义”出笼条件与理论脉络及其复杂多样性，自然就不会把它当作孤立的文化霸权，更不会将后现代主义艺术等同“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这里要强调的是，“后殖民主义”是它囿于西方文化内在批判和反思的式语，而后现代艺术则相对与现代主义，它主要对艺术风格作一个界限性的区别，特别在建筑等领域，事实上它与现代艺术一样，是复杂多样的泛概念。对于中国或者整个第三世界而言，首先无需畏惧“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要以健康的历史心态和正确的认知判断，全球化对任何国家和社会都存在机遇与挑战，对于那些缺乏开放性和创造力的社会显然极为不利的，它必定无能吸收他人优点的同时，更无法发挥自身的优势潜能。用汤林森的话说，文化帝国主义不是靠文化在发号施令，是依赖资本与实力、创造与成果在表现文化的强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