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暴力与艺术
  • 作者: 程美信 | 标签:   | 评论0 | 阅读111 | 2008-1-10

  • 论暴力与艺术

             程美信   

    　　关于暴力的哲学思考一直没有深入到彻底敞开的程度，这些显然受到原始观念和社会习俗的作用。人类对暴力始终持着极为复杂的矛盾态度，一方面是歇斯底里崇尚和渴望暴力，同时又存在厌恶与回避的情绪心理；无论对暴力行为付诸道德谴责还是法律制裁，它从根本上无法消除社会暴力的内在矛盾，即文明本身均具有暴力特质，暴力与反暴力的暴力之间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文明现象，其中的个体暴力不仅被动于社会压力和外在因素，它通常由那些抽象的高级暴力所催生的低级而原始暴力。即便现代法律，它一方面在惩罚犯罪，另一方面又制造和纵容社会犯罪暴力，因为法律的公正性是极为局限而孤立的，如“强奸”本属于生理性侵害行为，在生活现实中则大都由经济与政治等非生理因素所诱发的暴行，换言之，它是文明控制下的必然社会现象。其次，社会暴力随着文明化演进而愈加抽象化，它可以透过制度、文化和话语达到暴力作用，如所有政客都利用外敌来巩固自己的权力与威望。假使对暴力的认识仅局限刑法所勘定的低端层面，而忽视了它的深层而复杂的社会因果关系，很容易陷入“存在即合理”的庸俗相对主义的死胡同。

    　　21世纪看似一个和平而尊重生命的时代，废除死刑、和平发展、保护生态和动物权益均成一种时尚思潮。瑞典是世界上最早废除死刑的国家，其目的不在于保护和尊重普遍的生命，其时瑞典人口因政治、经济和战争等因素而人口锐减，底层人大举外逃美洲和海，统治阶级是为了保全自身“命根”才废除了死刑，确立“中立”和平宪章。这个海盗维京民族在冷兵器时代是异常好战的，即便在废除死刑的前夜，国王卡尔12世还拿几十万男人到东欧挡了炮灰，国家陷入“皮之不存”危险，这便是废除死刑和确立和平“中立”的历史背景。即便如此，瑞典目前还是世界上最具有战斗力的小国，不仅全民皆兵，50年前已进行了小规模核试验，并能制造战机、导弹、潜艇和坦克等先进武器。

    　　现代文明秩序下的文化暴力，它已延伸到使暴力越来越抽象。暴力不再是孤立的纯粹杀戮行为，它往往某种特定社会因素的产物。无论集体权力而还是个人犯罪，它均来自危机压力和心理病变，即便杀人越货的行为也是受到某种文化观念的纵容；特别是谋杀事件都是理性化的文明暴力，它与文明发展同步，绝不会因文明进步而彻底消除。早从狩猎使得，暴力便作为文明秩序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文明的推进，人与人之间暴力关系开始向经济、政治、价值与审美等复杂方向发展。其中最纯粹的暴力往往是经济动机；权力与地位的博弈很具有心理性文化特质，也就是文化暴力的社会价值实现。另外，反暴力的暴力在同样在发展，在现代文明的狂风之夜，蒙克的表现主义、卡夫卡的荒诞主义以及反文明的达达主义艺术；无不充满了恐惧的呐喊、肢解的痛苦、垂息的绝望、战争的硝烟、器械的无情，睾丸的横溢；毕加索《格尔尼卡》几乎囊括了现代文明暴力的视觉组合。

    　　弗洛坶对人类暴力的哲学思考是迄今为止最具有文化反思与批评的色彩，也是天马行空之说。不过，他认为“破坏欲”只有人类才具有的一种文明病态特征，区别于食肉动物因饥饿而伤杀其它生命；动物除了果腹充饥的自然本能之外，没有人类那样从制造他人死亡、痛苦和恐惧中获得快感的满足。弗洛坶将人类所特有的破坏性暴力解释为一种“晒血欲”，在《论人类破坏力》一书中似乎都力图证明人类的侵犯性破坏力。受遮蔽性的规避习俗的影响，对暴力的思考与研究都从犯罪学和心理学等社会理性秩序的立场出发，回避了它的深层的文化因果关系，个体暴力被简单而习惯地纳入到利益动机和病态心理的范围，这种规避做法显然为那些制造暴力的暴力提供遮蔽作用。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文明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暴力特质。人类的生命肉体似乎生来就必须承受暴力与展现暴力的载体，渴望和平安逸是杀戮与死亡所激发的一种理想镜像。曾有些长期与外界隔绝而又和平的部族，他们因和平的文化性格而最终被消灭，剩下的民族往往都是暴力的适应者和受惠者，这构成暴力与文明的内在关系是不言而喻的。人类的恻隐之心来源于对暴力的恐惧联想，生怕自己陷入被杀戮暴虐的对象。然而，这种道德维系力极为有限；人类对暴力的道德态度一直是多重复杂的，现代文明所惯用的“正义”与“非正义”两个极端标准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在战争的敌对关系中，从来没有一方认为自己是非正义的，行暴的理由总那般充分而毫不含糊。从原始的杀戮到个体的暴力，其危害性和侵犯性均不严重，恰恰来自集体暴力这一政治化和文明性的“晒血欲”。

    　　人类文明社会对权威崇拜都是纵容暴力的宗教行为，包括英雄主义在内都是一种“晒血欲”表现，与其相呼应的反叛权威和颠覆秩序的“无政府主义”和反英雄的英雄主义。中国当代艺术当代艺术中出现了一批“暴力化”和“自虐性”作品，它都是时代文明变异的症候反应。意味着中国艺术告别了传统艺术纯粹的审美规范。因为中国文艺有上下两个等级层次，即官方道统文艺与民间生活文艺，前者是主导艺术的正统派，后者则通常纳入工艺与娱乐的低俗文化范围。但是，我们看到，暴力在民间文艺之中似乎被神化，崇尚暴力始终是中国民间艺术的原始意识，它也是历史变数的内在动力源。换言之，它是反暴力的暴力。《水浒》是一部集中国暴力崇拜文化与历史宿命的“百科全书”，其中皇权的制度暴力、道德暴力与审美暴力和人性的自然暴力演变为一种社会博弈关系，生命不过这个戏剧舞台的材料，生命在其中没有尊重与不尊重，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一切陷入一种相对主义的曲折而复杂的情节，因果都是既定文化范式。同此，从早先的老庄的孤国寡民理想到现代极端无政府主义以及自由主义都充斥反叛性；现代文明的文化暴力导致当代中国艺术一系列突变，不论“暴力化”还是“泼皮化”或“玩世化”，它无不是一种社会压抑的充分写照。

    　　要说暴力的起源，人类几乎发现了死亡同时便充分利用了死亡的统御作用，并制造杀戮性的暴力文化。今天世界是个相对的和平年代，它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代价所换来的“成果”，它无法保证今后不再重演历史，正如所有国家进行核试验都信誓旦旦的声明“捍卫世界和平”，可见人类嗜好暴力“晒血欲”仍难以收敛。由于暴力与文明传统关系，哪怕全世界只剩下两人都可能爆发彼此暴力攻击。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刑法最令人心惊胆战的是“凌迟”，民间私法里的“铜钱眼里割肉”，它不是一般意义的野蛮杀戮，而是对死亡极大的发挥，通过制造痛苦达到一种社会权威秩序的作用。文化人类学和美术史都无疑在展现死亡、暴力和权力之间的互渗关系，从原始部落的猎头到黄河文明中“活人奠基”和“俎豆之事”都无不充斥杀戮性暴力，它是千年来的文明习俗。请注意，这里不是为暴力“歌功颂德”，而是对文明所遮蔽下的暴力进行分析。

    　　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秦汉帝国的统一使得大规模混战时代的结束，但它无法逃脱权力的压迫与整合，社会反抗和自然力作用均周期性爆发，从而促进封建中华的历史循环。中国后期文明基本陷入一种道德教条的文化暴力之中，如“五四”打出“礼教吃人”的呐喊显然有着必然性。正如瑞典式社会内部自好意识在中国社会非常淡漠的，文化内耗和社会排斥几乎击垮了中华帝国内聚力，致使它后期一直遭受外族统治之下。即便今日，同是中国人，哪怕四川人和湖北人也会彼此歧视与互相排斥，在中国很少见到一个地方人赞美和尊重外地人，不是“鬼”就是“佬”；这些社会恶习根源在文化暴力从中作用；它可能表现出一种制度的阶级暴力和群体性的话语暴力。然而，人们对此缺乏深刻的反思和认识，通常乐其不疲的沉迷于这种文化暴力的话语游戏中，从中得到某种似乎“莫名其妙”的满足。直到90年代中国艺术才将反暴力的暴力化艺术作为一种社会反思的内容观念，尽管它的面具可能更激烈的，甚至血腥画面。

    　　无论社会矛盾还是暴力化艺术现象，至少在哲学思考和艺术表现方面不该回避，它毕竟是对话与思考的平台。其次， 一味儿的厌恶和回避是无济于事的，那样只能使暴力朝向一个更加阴森而残酷的方向发展。不然，文化的内在暴力将制造出越来越多的“马加爵”先生；那些“暴力化”艺术作品给予社会更多的启示性反思，其反暴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对社会制度、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都具有建设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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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程美信 皖南绩溪人，毕业于南开大学，曾旅居欧洲多年，现任教于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兼某美术馆学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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