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艺术的危机（九）

                                      　　　　　　　　　　　  程美信


人类文明的历史，更大意义上是它自身我构建的历史，审美活动几乎贯穿了人类一切理想和信仰。正因为如此，它或多或少的极端表现是挑战自然以及自身，使得人自身的行为和目的仅仅为了一个观念与形式的要求。正如列奥-佛罗奔乌斯说过：“艺术的所有目的仅仅出于对观念的造型表现的需要。(18)”自从人类文明诞生的那一天起，它却不是我们自以为是所讴歌赞美那样子，相反，文明程度的提高也同时提高了风险的程度和痛苦的意识。

20世纪西方美学和艺术的主要特征表现就是削弱了传统道德在审美中的作用。正如波德莱尔(19)认为艺术和美与道德无涉。显然这局于特定的对象语境而言的，道德广义上不是人与人之间规范制式，它的基础是自然与人性普遍存在的秩序。毋宁说，道德之母是自然，而不是那么成文或不成文的戒律。人类在长期文明与制度的抑制过程中，道德被权力意志所滥用，正是如此，道德成了近现代哲学上的攻击目标。一个不可否定的历史实现，伪道德与伪美术在人类中后期（中世纪之后的近、现代）文明中占据了主导位置，至今人类仍旧无法走出这一黑暗的阴影，神权和宗教就极度渗透了道德的自觉规律，从而人们丧失永恒的价值信仰。与此同时，艺术和科学起着破坏人类自觉道德的帮凶作用。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科学和艺术曾以反对宗教神权的姿态相出现，以捍卫真理、平等和民主作为内容依托和精神信念。然而，它忽视了道德是作为自觉意识的根源，道德的目的不是维护某一种政治势力和宗教习俗，这不过是政治宗教对它的强暴而已。道德要维护的是人与整体世界的和谐秩序，这是一种原始和永恒的秩序。

当科学击垮了传统神学体系，同样，技术科学登上新型的神坛。这种颠来覆去的一切，只不过引起价值上的位移而已，并未实质地改变了社会整体危机。可见，道德是人类精神世界一种不可覆灭的生命存在和经验支柱。整个文明史上最大的强暴案就是权力意志对道德的滥用。使得“道德”变成一种令人畏惧和厌恶的概念，而不是敬仰和遵从的本然规范，道德应当是一种超越历史与文化的生命秩序。

美和善的泛滥之后，现代艺术进而通过丑和恶的形式去反映它的“真理”。这使得艺术和道德处于一种混淆不清的境地。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已丧尽它的本来清晰面目。因为美象所有社会事物的文化形态一样，走向极致和泛滥，使得美失去原有质味。与此同时，美也被过多地嵌贴在丑的事物上，可以说：文明从前赞美的和肯定的事物，尤其关于人的一切文明事物，其中许多是值得质疑的。文明的历史、社会、艺术、工具、道德和制度种种一切，都似乎烙上人的审美与价值的判断标签。从远古的自然崇拜到文明的偶像（权力）崇拜，如把自然对象作为恩赐、同情、诚服的人类的神祗，转而变成了对特定人物角色的文化崇拜。因此，社会权力被视为上天赋予某一群体和某一个人的恩赐，封建神权就是说明了这一点。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那些被公认最“高雅”的物态表象，往往是华而不实和虚假造作，那些粗俗形态反而显得近于真实和淳朴，这就导致美与善的虚虚实实和真真假假，以假乱真和以真当假。这种审美判断的反常和混乱不是偶然的，是因为文明异化破坏了人类的审美经验。

叔本华的悲观思想的根源就在于对美的失望，因此他竭力否定美的真实存在，只认为它是一种虚幻世界的表象，而且他的思想对后世的艺术和哲学都产生巨大的影响。由于叔本华的哲学走到极致，尼采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他把审美作为生命快感和存在精神。声称他宁愿做“迪尔”也不愿意做圣徒。显然，尼采所追求的审美境界是与理性、道德无涉的，甚至是抵触的，这种对传统美学的颠覆和叛逆，使得20世纪的审美由丑发展到荒诞，由个性纵情发展到醉态的生命美学。即便如此，整个20世纪的审美文化表现为荒诞与颓废的特征，一定意义上说，它都是现代工业文明和经济秩序对人的压抑所造成人性的扭曲和思想的叛逆，毫无疑问，颓废是生命激情的消极反应。从物质和技术上说，我们的时代似乎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可观，然而，我们经历了任何一代人所没有经历的痛苦和困惑，首先，现代教育加强了人们对自身的预知和认知能力，这印证了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人们在失去传统信仰和生命支柱，将自己命运归结为自我努力和价值实现的社会存在。蒙克(19)的绘画作品是对生命和世界本身的一种恐惧性呐喊，意味着对现代世界的认识与再思所引起的恐慌。也许21世纪是蒙克所描绘的恐慌世界，而不是尼采所追求的那种充满生命意志和个性激情的世界。

可以说，道德被强暴了，艺术和科学自然而然地走向了堕落，人类全部激情是追求通往死亡坟墓之前的狂欢，这是很实实在在的，从古代埃及法老建造通天的金字塔到当代一个中产阶级白领的发财梦都说明了道德崩溃的狂欢景象。这，大概是尼采不愿意担当引导亡灵的圣徒角色的理由。

节选于《对文明的审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