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历史遗产

　　　　　　　　　　　　　　　　　　　　　　程美信


大历史的结构不会因为人们文化进步和主观努力而彻底改变，只有在结构的框架内进行角色与组织的变化，或者导致结构形态的变异，但丝毫不会影响人类世界的历史本质。换言之，任何道德的价值判断都苍白无力的。在道德与不道德的行为者，从没有依据说明道德任何优势。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生活中所谓的成功者往往是道德败坏者，同时道德成为一种可利用的工具。历史伟大人物不仅敢于挑战道德或无视道德，同时也是新道德语语境的构建者，希特勒以及整个第三帝国的出现，似乎显现了大历史结构的内在作用。然而，道德评判又妨碍了我们正视大历史结构的真实存在。

纳粹的胚土

当欧洲人在海外大举扩张时，作为大国的德国陷入欧洲军事强国的夹缝中求生存，几度试图通过武力改变被动局面均以失败告终，也证明了德国力量与英法之间实际差距，在文化与教育、技术与制度都如此。德意志的民族自卑感与民族危感是德国上层社会和知识分子的使命，费希特1807年《致德意志人民》的著名演说，他大声疾呼要靠文化和教育拯救德意志民族，其背景是拿破伦击败了德国，迫使普鲁士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历史自卑感挤榨出德国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也是德意志精神交集着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交集的心结。

叔本华便是一个公开的诅骂同胞为“卑劣粗人”，也是他那个时代的日尔曼知识分子对同胞们恨铁不成钢与自暴自弃的普遍态度。这些声音对于尼采一代人多少是一种沉深的刺激，正如尼采所言：“一个意识到其危机的民族必将是个造育天才的民族”，其权力意志论无疑正视了历史与文明的强人哲学，他笔下那个不受世俗道德所束缚的查拉图斯特拉，正是德国人所召唤的超人。希特勒是个不折不扣的尼采哲学实践者，也是文明进化和德国历史的产物。

希特勒在他1933年自己生日那天成立了第一所培养查拉图斯特拉式的超人学校，随后在第三帝国范围开设了50所纳粹青年团政治学校，又名“纳破拉”，帝国内其实有无数的准“纳破拉”。纳破拉学员从10入学到18岁毕业，课程除了有一般文化基础课之外，军事体育和纳粹政治的专门训练，学员都是百里挑一的孩子，不仅需要良好的家庭背景，还需要绝对健康的生理条件。他们经受饥饿、严寒、艰苦折磨的考验，具有英勇无畏、健康强壮、不受感情左右而服从纪律的超人品质，随时为德国利益与荣誉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军国主义教育是那个年代的特产。因为历史在打造国家战争机器和时代在召唤“超人”。

普法战争之后，德国用很短时间内建立起强大而统一的帝国。然而，传统的欧洲强国还不肯接受这个事实，在文化与种族上轻视日尔曼也由悠日久，特别排斥德国在殖民地这块肥肉的沾染，这人口庞大和资源匮乏的忍无可忍。彻底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列强的内部火拼，奥国太子之死不过是导火线而已。德国在欧洲诸国串通一气的排斥；盟友的背叛以及美国无端参战，结果以失败告终。

一次大战的失败，凡尔赛和约使德国在物质承受巨大打击，民族的精神耻辱也达到了顶点。战胜国要德国赔偿高出战争几倍损失的巨额赔款，并没收了十多亿镑的德国资产，又给了德国十多亿万镑的贷款，试图永久的奴役德国人。英、法的政客们公开叫嚷着要 “压榨德国”，逼德国交出“最后一分钱”。后来，丘吉尔总结教训的说，要掠夺一个战败国，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把所需要的、可以搬动的东西运走，和驱使战败国一部分人担任永久的或暂时的劳役。”实事的确如此，没有战争的洗牌，和平将使德国永远陷入奴役之中，不如说，是战胜者不切实际的贪欲激发了德国人愤怒的战争机器。

除了承付巨额的战争赔款之外，德国的正规军被解散，国土被分割和抢占，如法国进兵鲁尔，并试图建立莱茵兰独立国来肢解德国传统力量。这些还不够，战胜国还有计划、有预谋使德国经济秩序彻底崩溃，让它无法东山再起；通货膨胀高峰时期的1919至1923年，四十三万亿马克才值一个英镑。经济危机和失业压力导致德国激进党派势力的泛滥，其中红色左翼与极端民族主义的纳粹党最为显著。当政的保守派被德国人怀疑是为外国服务的权力机构，1923年11月发生的暴动证明了民众对当政者的认清态度，希特勒就这次暴动中被捕入狱，并写出《我的奋斗》一书，确定了他们政治纲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吕宁曾请求协约国给予一些让步，缓解德国国内的严峻形势，结果遭到无情拒绝，因不得人心而最终下台。这给军人当政和希特勒以及纳粹势力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事实上证明：只要战争才能捍卫德国的利益；只有独裁强权才能统一国家；只要报复才能洗刷民族耻辱。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这些都没有商量的迂回。第三帝国的灵魂就是民族主义，只有通过战争和杀戮才能证明德国人不是欧洲的孬种。希特勒于1933年上台，他用了两三年功夫便使德国在军备上以够挑战任何一个欧洲强国，如此神速完全出人意料。

希特勒上台之初就作出了日尔曼要扩大“生存空间”的决策战略，并以人口暴涨为由，公开提出分享殖民地的一切利益，在德国民众则是一呼百应。当德国吞并奥地利、波兰、捷克时，英法苏都持绥靖态度，因为他们都很清楚，跟德国正面交恶殃及他们自身的利益，意味着无力在巩固海外殖民地利益，这一战留下的教训。其次，希特勒政权在意识形态同西方立场是一致的，尽管苏维埃与德国存在政治立场的差异，东方扩张战略使其不得不同德国媾和。这里向我们展示一个世界只有利益，而不是道德和正义的公理，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大历史本质。

希特勒本纪

从希特勒出家到维也纳和再转道慕尼黑的成长的过程，除了想当一名美术家和对建筑艺术感兴趣之外；谈不上一个道德败坏之徒，终日默默无闻，勤奋好学和安分守己，没有游惰汉那种放任自流的恶习；也不吸烟、不酗酒、不参赌和不近女色。不近女色使后来人们说希特勒也生理性无能与心理性自恋、同性恋病态倾向之说等等。虚虚实实，我们无法去判断。据他的私人医生和其他医生保留下来的医学报告表明希特勒和常人没有两样。希特勒在一战时期战友后来回忆证明说，希特勒在前线作战的战壕里也不同一般人；闲空时从不加入大家颇为喋喋不休的“女人话题”，而是孜孜不倦地捧着书籍；尤为叔本华的哲学著作使爱不释手。他有时也绘一些小品，或者独自一人沉思默想，后来一些学者认为希特勒身上所具有艺术家的幻想气质，与其日后的政治狂想症与白日梦都有一定隐秘关系。

外来压迫和生存危机使得希特勒将个人命运如果整个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在《我的奋斗》明确的阐明：公民是国家机器的部件，人是一种战斗的动物；一个停止战斗而迷信和平的国家或种族将注定要灭亡；一个国家的战斗力是确定种族的纯粹性，因此，德国必须排除外来民族的血液玷污。这一切，希特勒的思想和行为符合历史意志的，如果在那个弱肉强食和疯狂掠夺的世界形势下，他持着和平主义立场无疑迂腐不堪，等于伸出脖子任人宰割。在战争的前夜，希特勒公开演说一再强调“为德意志而流血”“为日耳曼荣誉而战”。

可他本人正如他遗嘱所说“……，在这些岁月里，我耗尽了我所有的光阴，我的精力和我的健康。”在他自己看来，他是为了日尔曼的民族尊严和历史荣誉付出了个人的牺牲。我们可以在他上台后的各种场合的发言来证明他的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凶野之心，他的《我的奋斗》也充分说明了他为民族而死、而战。然而，我们必须来翻看希特勒的生活历程，时代背景和外部社会。他的一生除了为日尔曼民族洗刷昔往（一战）的耻辱史而不惜成千上万的无辜民族和德国平民为代价，而他个人的私生活在任何时候都是清正而严肃、勤勉而努力的，不是那种贪官污史、天花酒地、放纵自己的国家元首。严肃的史学家也不得不这样公判他。当然，一些野史作家除了以个人或集体意识形态在丑化希特勒私生活是个特殊的例子，这毕竟不属实，就象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在彼此丑化对方的领导人一样。作为一个法西斯的独裁人物，希特勒身上有着军国主义的作风－－疯狂性格。

众所周知，德国对二战的反省，无论在道义还是法律上都相对严肃的，如新纳粹组织在欧洲国家公开集会都不会触犯刑律，唯独在德国将遭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然而，德国人却在分享着第三帝国的历史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其中包括民族自尊心，尽管德国作为一个战败国，德国人令欧洲人发怵却在二战中辉煌战果，从而改变了德国人一如既往的历史自卑感，挫伤了法国和英国称雄世界的历史傲气，竖立了日耳蔓民族顽强、威武、智慧与严肃的现代形象。


希特勒与犹太人


对希特勒而言，屠杀犹太人是一项拯救民族的伟大事业，同时也说明了欧洲排犹的历史传统，犹太人被驱逐和屠杀在历史上极为普遍。我们大惊小怪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传媒效应与人道主义包装起来的时代里，尤其英法苏集团标榜其自身的打败德国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同时隐盖了欧洲种族主义的历史本质。

除了宗教因素之外，由于这个善于经商和技艺的独特民族的生存法则注定了他们悲惨命运。首先，犹太人没有政治组织势力的流浪民族，其特殊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使得他们无法所在国社会容为一体，他们努力积累财富通常也用于栖身之所，以金钱换取权力庇护便是唯一生存手段。因此，形成犹太人一方面在下层人身上的无情盘剥，另一方面又百般巴结权贵势力；结果是上流社会对他们没有感激，下层社会对他们是嫉妒和憎恨，每每社会动荡，他们都难免成了受袭击对象，动乱时代的权贵阶级都自身难保，自然不再是犹太人的保护伞。大规模排驱赶犹太人和没收他们财产在欧洲历史上演了无数次，可以说，是一种欧洲的狭义文化的一大传统。二战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不仅再现了历史，同时采用现代技术就显得更为突出明显，从规模与质量上而言都是一种现代性的手法，而且在战乱年代和现代化过程隐去了残忍性。对于德国纳粹而言他们不过是在行使一项命令，对技术人员而言，他们不过在进行一项科研而已。这种情况跟美国人到日本上空投放原子弹完全一致，理由是对“敌人”惩罚，根本不存在“无辜”这一概念。在德国纳粹眼里：犹太人是日尔曼的敌人。

在战败的德国显然一片混乱之中，战胜国的贪婪和狂妄使德国人在物质倍受压迫之上，精神的耻辱似乎使得整个日尔蔓民族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因战争一度失明的希特勒仅是其中一人。在他们看来，德国的不幸在于一种民族败类和国家叛徒所造成，日耳曼族的敌人——首当其冲就是犹太人，他们在后方大发国难财和阴谋通敌的人，加之当时犹太知识分子存在着国际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党人，这无疑激起希特勒们的火光。因此，纳粹要为德国报仇就必须采取民族净化的手术。希特勒的“民族优越论”意识来源历史自卑，同时也受法英国家民族优越意识的毒害，犹太人便成了纳粹民族主义宣泄的牺牲品和体现优越感的试验品。

今天，我们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暴性是采用了一种人道主义的道德评判，忽视了其因果关系的逻辑合理性。如果按照这种道德标准衡量，盟军在德国失败前，对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采取几天几夜地毯式大轰炸似乎没有必要了，因为那些地区都不是战区，更多是无辜的妇女儿童。因此，这里道德评判是无力的，只有迫使敌人投降的战争逻辑是唯一合法的。


胜利者的嘴脸

至于后来英、美、法、俄打出“反法西斯纳粹”联合战略，虽然有中止战争的“和平”意义，但忽视战机的因果关系，更不能战胜者的道德嘴脸所欺骗，许多很多方面我们以大历史眼光去看待，认清两次大战的本质。别的不说，日本在亚洲主战场的中国实行其“三光政策”酷过希特勒。我们再来看看英、法、美、苏是怎样跟日本人打交道和订约的，1940年底，日美之间开始秘密“私人交涉”，1941年4 月正式达成“日美谅解方案”，其中有美国承认中国被日本侵吞的“满洲国”，再后来，日本直接威胁到美属菲律宾和美国在南亚利益，两国才翻脸毁约。1941年4月4日，苏联与日本签订《日苏中立条约》都是开明默许了日本可以大胆地南进亚洲，吞灭中国和印度支那。

1940年，英军迫于军备压力，丘吉尔将西印度群岛和纽芬兰的领地租给美国使用九十九年，并换得五十艘美国军舰。可见在战火之下，美英还做着殖民地的肮脏交易。为了抵偿英国向美国定购的武器货款，美国还派船到南非，运走了英国仅有的黄金储备。美国发了两次大战财是不争的实事。罗斯福发表著名的“炉边谈话”，他欺骗性的告诫美国人民：“危险就在眼前……如果大不列颠一旦崩溃，我们整个美洲的人即将生活在枪口之下。”实际上，当时德国的战线不可能拉到美洲，也没有迹象表明德国对美洲有非分之想。今天解密发现，美军介入欧洲战场是利益的驱使，而非处于人道或正义。

欧洲是人类现代科技武器进行实验基地，这也是自然科学在西方文化中重要地位的起源。其次，欧洲的种族等级文化对日尔曼人是很刺激的，法国人那种对邻国欺负与傲慢态度也是骇人听闻，至今那些法国人还是那么荒唐不经的满脑子古怪心态，好象法兰西是天然的“高贵民族”。这些欧洲“种族学说”对诸多希特勒们造成一定刺激与影响，无不是为他日后创造了至高无上“亚利安”高贵民族的神话。希特勒的种族思想也不过欧洲白人至高无上的另一种翻版而已，仅仅将“白人至高无上”缩小成“日尔曼至上”。正如他在《我的奋斗》中说：“高贵统治民族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去征服、剥削、掠夺乃至消灭劣等民族，也是他们无可推卸的职责与特权”。在那个时代，不止希特勒一人这样说的，是乎所有白人都迷信这白人高贵至上的说法，他们生来就是统治者。

历史是强者的系谱，功绩与道德不过是其中一点花样点缀，它所掩盖胜利者的血淋淋的。然而，大历史却真实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希特勒所描绘的真实而残酷的结构，弱肉强食是历史存在的本质。关键在于我们不能在伪道德语境所愚弄，成为迂腐的“和平傻子”。在今天全球化时代，信息、资本和市场已超越了国境界线，但这不意味着人类摆脱了其历史的本质结构，资本与经济相对战争与屠杀，其残忍性是毫不逊色。南北贫富距离越拉越大，它给人的启示是一种残酷现实：被掠夺的能源、财富、血汗，留下的饥荒、沙化、污染、疾病、死亡和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