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造就了杀人狂 

　　　　　　　　　　　　　　　　　　　　　程美信

    继杨新海杀６７人、黄勇杀１７人的重大恶性血案之后，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杀了４名同屋和Ａ级通缉令以及“校园暴力”轰动一时。
　　
　　也许这仅是暴力风潮来临前的征兆，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难道暴力是消解社会矛盾的可能效药？血腥可以唤醒人们麻木已久的神经、拯救那些习惯现状和冷漠成性的人们？毕竟是他们纵容了社会恶性势态的滋长。一个丧失理性和良知的社会，似乎只有流血暴力才能警世。
　　
　　近年，中国各地均都发生类似毛骨悚然的凶杀事件，只是程度不同和人为遮蔽而已；人们习惯用“变态”和“疯子”解释这些可怖事件，对其内在的因果关系却一概避而不提。可以肯定：中国社会今后将面临着一个充满血腥的暴力时代，它不再传统意义上的改朝换代的体造反，而是社会矛盾激化引发的个体暴力，所谓疯狂而扭曲的犯罪行为。
　　
　　一位马加爵同班女同学透露：马加爵在助学贷款没有批准下来的那段时间，一连几天都没有上课，后来这个女同学了解到，马加爵已经没有鞋子穿了，他不好意思到课堂上听课。直到助学贷款发下来，他买了一双拖鞋，才又出现在课堂上。“从那以后，我发现马加爵就直不肯说话了，变得更孤僻、更内向，行为举止都有些怪异。我觉得是我们对马加爵的关心不够，才导致他今天犯下大错，也许当时有同学关心他一下，给他买双鞋，一切就会不同了！”网上通缉马加爵的文字中提到他逃亡时吃苦耐劳、适应艰难和野外生存，课余跟民工一起给人搬家挣钱，两个馒头一碗水吃饱一顿。
　　
　　一个聪明而耐劳的大学生为何走向残忍杀人的犯罪道路？如果他周围人不是那么的冷漠，不说出于物质的援助，哪怕有一点精神的关怀，他完全没理由作出那么惨绝人寰的事情。贫穷不是犯罪唯一要素，这个时代比任何时代都相对富有，中国社会真正缺乏的是良知、爱心、宽容、反思、信仰和忏悔，是一个恶性的社会：底层不仅倍受歧视和盘剥，同时要面临来自同样是底层的排斥和撕咬。
　　
　　被媒体称之“杀人恶魔”杨新海，是冷漠而麻木社会的衍生物，或者说，是集体作孽所造就的“恶魔”。有记者走访了杨所生长的村里，人们似乎遗忘了有杨新海这个人，包括他的父母亲人。村民只记得杨新海少年时学习成绩不错，还画得一手好画，人也很老实，一放学回来就出去挖野菜。家境如此贫困，但全家把他当作“希望”之星，供他读了高中。可见杨新海早先不仅人格正常，品质和天赋都不错，难怪村民对于他杀了那么多人均表示“不敢想象”。当杨新海走向社会，正如所有民工一样，处处遭受歧视和白眼，打工中多次拿不到工钱，他第一次偷盗，是在一家餐馆打工时被拖欠工资，一气之下偷了餐馆里一个铝盆，由
此开始了他的入室偷盗和杀人强奸的“恶魔”生涯。“三进宫”的历史对人生有不可低估负面作用。众所周知，中国监狱和劳改农场本身是个充满暴力而残酷的地方，且不说监管人如何粗暴野蛮，弱小而老实的杨新海必遭其他犯人的百般欺负。所以“三进宫”不仅没有使杨新海重新做人，反而将他推向罪恶的深渊。
　　
　　审讯杨新海的刑警证实杨反复表达同样一个观点：“为什么别人有的，我没有！”他曾经在菏泽市一家洗浴中心接受色情服务时遭遇“价格欺诈”，多花２００多元，一气之下，他骑车赶到曹县农村作案。杨新海选择下手的对象尽是些最底层的弱势人群，是他在心理上可以“征服”的对象。弱者被损害和欺负，通常只能从更弱势者身上找回心理平衡。人的天性一旦被扭曲，释放出来往往更为离奇而极端、毛骨悚然。
　　
　　黄勇是“以弱虐弱”的典型，由于生理的弱小和心理的自卑，他首先将自己定在最弱的位置，用谎言来诱惑毫无社会经验的青少年上当，每个受害者都被绑捆在“智能木马”上任其宰割。毫无疑问，黄勇是底层社会倍受欺负和忽视的对象，也被自己的人家所忽视和遗忘，这使他渴望成为《自由人》中那位独来独往、别有个性和人们不敢忽视的英雄杀手。中国底层向来崇尚“独来独往”和“敢作敢为”的侠客文化，这种幻想情结的根源在于“弱肉强食”残酷现实。当他杀人屡屡得手之后，便感到自己的行为不符合他理想中偶像标准，他说：“我已经完全掌握了杀人技术，但是腻了，不想再杀人了。”这种矛盾心理表明他幻想成为一个“很酷”杀手，事实上，他也不具有向强者挑战的信心勇气和体能资本，只是个彻头彻尾的可怜者。譬如他的第１８位受害者只用“你老了，我养你”便打动了他，因此逃过一劫。黄勇无法抗拒那种被人重视和敬畏的感觉，显示其内心极度的自卑和孤立。可见黄勇不过是冷漠环境中造就的精神病人。
　　
　　杨新海、黄勇、马加爵所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全来自中国最底层的农家子弟，早年家境虽然极其贫寒，可家庭温暖和亲人爱护使他们童年都健康成长。进入社会后，物质生活方面不但没有改善，在外头的生存压力急剧加重，并失去原本在家人当中可以得到的温存，原有的自尊、安全感、情感慰藉随之不复存在，面临的尽是无情的欺负和歧视。杨新海外出打工的遭遇便说明了这些大环境的因素。面对贫困、无助、受挫和绝望，使得他们变得更为自卑、孤僻、内向，久而久之，形成人格和心理上无法逾越的阻碍：社会成了他们的地狱、他人成了他们的仇敌。何况中国社会对弱势边缘人群向来缺少同情和宽容，更别说援助和关怀。这无疑将杨、黄、马推向一个心理深渊和罪恶道路，所以这些平时貌不惊人、老实安分和□腆内向的人能做出耸人听闻的凶残之举。当全社会不正视和关怀弱势群体的权益与痛痒，来自弱势群体的极端暴力便源源不断。
　　
　　中国犯罪率近年直线上升，贫与富、贵与贱的两级分化造成社会动荡因子，同时，权力腐败造成社会道德真空和拜金主义主导一切的价值观。此外，制度与文化上面临新旧的决裂盾，无形加剧了社会动荡和人心躁动。城市社会由于历史关系，独揽了一切社会资源，包括话语权力，从而形成一个既得利益的社会阶层。尽管今天到处提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口号，事实上，城乡结构已没有实际意义，经济实力的巨大差距，导致国家的主体──农民成了一个“弱势阶层”。长期的政策倾斜造成社会的急剧分化，资源与财富的分配不公恶化了传统的社会维系，对立和怨恨情绪随之高涨。
　　
　　权钱主导一切的拜金主义大环境下，消费与享乐是人们唯一的价值观，农民们的生存和发展却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在身份、教育、就业和待遇等方面的实际性歧视，这种情势必然造成人心理上的失衡；由原先的身份自卑走向全方面的弱势。当他们与城里人相比和碰撞，绝望、自卑和贫困感必然激增，同时得不到体谅和抚慰，更多的是欺负和歧视，这些都引起怨恨情绪和破坏冲动的条件。中国传统的弱势社会在面对外部压力常常是自杀和认命，可时代完全变了，在追求自我实现和个人成功的激励下，传统观念作用已不大，个人极端行为也不再殃及家庭荣誉，因此个人行为逐渐倾向外向型和进攻性。由于制度功能的不健全，处理社会危机比较迟钝，没有疏通和应急的渠道，弱势者采取极端行为作为发泄与对话方式是必然的。譬如讨不到工钱的民工绑架老板和包工头、纵火烧工厂和损坏机器；多年前广东一名女工纵火烧工厂结果导致几十名女工葬身火海；年前一位民工在要工钱未果的情况下，爬上几十米高烟囱，以此引起媒体注意，类似事件屡见不鲜。它仅说明了农民权益长期不受机制保障所导致社会矛盾，一旦过激越界便成为严重的血腥事件。
　　
　　面对日益恶化的社会治安和恶性暴力，民众普遍迷信于惩罚和酷刑，这显然达不到治根效果。悲哀的是，中国中上层社会却是一个极度冷漠的群体，他们仅有的一点德行只限于家庭与私人内部，对于身外的不幸者则冷漠多于关心；对于弱势群体则是欺负歧视多于援助；对于失败者则是嘲笑多于同情，国民性格日益倾向麻木不仁、幸灾乐祸和玩世不恭，经济增长与道德下降已构成今日社会的畸形怪状，出现了类似杨新海、黄勇和马加爵的杀人“恶魔”实所难免。北欧国家社会稳定而和谐，同时拥有世界一流竞争力，诸如教育和医疗的制度都依赖国民纳税才得以保证，富人多纳税不仅是应份义务，同时也是一种“花钱买安”的互利行为，多设一些学校、医院和慈善机构要比多建监狱和造高墙要划算得多，至少避免伤亡与动荡、仇恨与恐惧的代价。
　　
　　一个严重缺少同情心的社会必定是个人人自危和你死我活的社会，同情心不仅是国民美德，而且是公民义务；它同时是社会内聚力中良性互动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