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地主

 程美信

　　人们常提到一种叫“斗地主”扑克游戏，这使我想起儿时目睹过几次斗地主的真实情形，说来不免有些感慨，对于那些文革受难者来说，则是悲痛的经历和不幸的厄运，任何忏悔和怜悯对于他们本身已无济于事。

　　７４年冬，当时全公社“三干会（生产小队、大队、公社干部）”在我们村上召开，白天开会，晚上有演出、电影等文娱活动，令记忆犹深的斗地主大会。那晚，我全家人在吃饭，村里不时传来“打倒地主反革命王嗣堂”口号声，家父亲却私下跟我母亲说王嗣堂教书如何教得好，他曾是王嗣堂的学生。我丢下饭碗赶去看热闹，见一个小老头身前挂着一块纸牌，上面写有几个颠三倒四毛笔字；由两个握着“专政棍”男知青押着他在村里游走，后面跟一大群喊口号的孩子。直到批斗会正式开始，地主反革命王嗣堂才被带入早已人山人海的会堂。

　　事实上，我一直没见着王嗣堂的真面目，整个场批斗会的前前后后，他始终都低着头，根本没见到他的面孔，即便如此，他还是挨不少棍子，两位知青总命令他“放老实点”，不时地用“专政棍”敲打他的头部，敲打声通过话筒喇叭，传遍了整个会场，令人不由地心跳肉蹦。我还记得其中一个情节，王嗣堂本村的干部上台发言，激动之余竟然要人去取劈柴来让王嗣堂跪，会堂里虽然闹哄哄，但半天不见有人取来劈柴。日后披露出来才得知，原来有外村干部真地找来了劈柴，可在会堂门口被我们村人阻止了。轮到我们村的大队支书上台发言时，他先揭发自己的老师一通，然后来一句“把王嗣堂带下”，这才使得王嗣堂躲过了皮肉之苦。尽管会议仍在继续中，戏剧性故事却发生在会场外头：村上几个老妪跟在两个知青后头，骂了一遍又一遍；有人故意将他两引开，一个叫菊花老妇将王嗣堂接到自家中，做糖水鸡蛋给他充当夜餐。在那特殊的时代里，糖水煮鸡蛋本身就不寻常，用它来交代一个正在挨斗的地主反革命分子便更不寻常，可见王嗣堂深受我们村人的尊敬。当他平反时，虽已到退休年龄，可他还是回到我们村上再了两年书，算是答谢乡亲们一片浓浓情意；这使我有幸见到一个性情温和而风度儒雅的王嗣堂老师。他因其兄在国民政府中供过职，加之富家出身和良好教育，即使他清白无辜和德高望重也难逃文革之劫。

　　我们村上只有一家地主和两家富农，如果不是搞运动和上头来人的话，一般本村人不搞批斗活动。有工作组和贫宣队来村上时，这三家的老人必定要倒霉。有一阵子，村里驻有县委工作组，批斗会频繁不断。村上除了汪安平家祖上留下一些田地之外，其他两家富农则是冤大头：富农程社伯靠自己勤劳苦干和省吃俭用赚了十几亩田，他吝啬得连花几个小钱剃头都舍不得，长年留着长发，直到长到了不得地步才剪子修一把；另一家富农黄志莲则更冤枉，她从小媳妇没熬出头便成了寡妇，她公婆在世时放赌抽佃买了十几亩田，丈夫虽然早年去世，可她仍然被抽出来　“顶斗”和“陪斗”，本来她因丈夫早逝而终日抑郁寡言和愁眉不展，很少与人往来。一次批斗会上，其儿媳上台说她 “派子高，看不起贫下中农”，她听了便突然放声大哭。

　　我本人直接参与斗地主是我小学三年级那年，其时华国锋在位。一日，公社团委书记俞少华来我们学校，我的老师是大队团支部书记，他们两人谈了半天工作，随后命我们去把地主汪安平叫来。记得我们一伙人到汪安平家时，她瞎子老伴坐门口，一听公社干部要叫他丈夫便一阵抖瑟，但她还是要丈夫取出自制的麻糖来交待我们，我们这些红小兵还蛮有革命觉悟，没有人接受了“拉拢”，事后有人便在批斗会上揭发了出来，成汪安平拉拢红小兵的罪名之一。当老安平来到我们教室时，公社团书记没跟他说了话便莫名其妙地发火，说他“不老实”；并要我们学生狠狠揭发他的罪行，起初孩子都没反应，结果有一个叫同学揭举说：他某日见汪安平挖地时将石头推进生产队的水田里。这显然是无中生有的事情，可当时我们几个同学都鬼迷心窍出来作证，结果许多孩子们起哄一般胡编乱造，揭发出汪安平一大堆子虚乌有的罪行。汪安平本人始终是沉默态度，也许他对种场面已是见怪不怪。于是，公社团书记一声下令：“把汪安平吊起来”，说也怪，我们江老师的书桌里居然有根现成绳索，看来他是早有所备，可他绑人的功夫实在不到家，弄了老半天也没有将乖顺的汪安平捆起来，还是公社团书记亲自出马，不费力气就将汪安平高高吊起。我清楚记得老安平被吊空的那一刻：屎尿直流、口吐泡沫、眼珠突出，还不停地叫“妈”，甚至叫喊其孙子“本山”的名字。我无法想象一个上年纪的老人被吊空时，生理与心理的承受反应，好在那根绳索不结实，没多一会儿便绷断了，不然老安平不被勒死也得瘫残不可。不过，我一直不明白他在被吊空时为何要呼喊其孙子的名字？难道要我们老师看在他孙子份上，放他一马吗？但我无法还原老人真实心理，也许只是一种纯粹的无意识，面对一群娃娃学生而叫喊自家的孙子。此外，我至今不清楚那次为何要批斗汪安平，因为没有任何运动迹象，而且是个农忙时节，批斗会又限于我们一个班级，我现在推论是我们年轻的江老师刚刚当上团支书的缘故，新官上任三把火。

　　汪安平虽因绳索绷断而逃过悬吊之苦，可事后写“悔过书”却耗了个把月，尽管他所授过良好旧式教育，但不擅于现代白话文使他的“悔过书”怎么也通不过，如把红小兵木制红缨枪写成“木枪”、“竹枪”、“戏枪”等等，文法和语式更是不符现代书面要求；所以一改再改，而孩子们每天中午上门摧讨，逼得老安平必须每天向小学生们交作业，直到公社要来人检查时，我们江老师才亲自为汪安平辅导“悔过书”。为了向公社干部汇报斗争成绩，我们江老师要全班同学都写一篇作文，优秀作文则被张贴在学校和村里的宣传栏里。我清楚的记得，汪安平的“悔过书”被单独贴在一角，因为同学们批斗大作是红条边围成一个专栏。恢复高考后，我们江老师考上合肥工业大学，还有那位公社团书记现时已是我家乡县级主要领导；但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怎样看待自己的陈年往事，但愿他们有勇气出来还原那段历史，尤其他们当时个人真实的思想感情和心理动机才是真正历史质料。

　　最后一次目睹斗地主则在７８年，斗的是本大队考溪村一家三代，批斗主角是地主婆许彩草，但酿成一条人命的悲剧。许彩草家因孙辈一班，两个儿子决定将老屋撤了各家盖新房，结果撤老屋时被人发现了几十块银元，说是有“大鬼头”袁世凯和“小鬼头” 蒋介石，加之一本陈年老帐簿，到底是礼本或债帐，我就不清楚了，乡下有礼尚往来的传统，各家均留有婚礼和丧礼的帐本，可地主许彩草家的老帐簿却成了“变天账”，加之她家有亲人在台湾。出漏子的当天夜里便召集大队社员批斗大会，许彩草由大儿子背着进了会场，因为她是个跛脚老太太，常年靠扶着凳子移动，尽管她的家人带来的凳子，可在批斗大会上那有她坐凳子的权利，也不知年纪过高还是跛腿的缘故，她跪也跪不住，只能半躺在台上，所以有人高喊着“把许彩早吊起来”，好象有人实先准备好了绳索，被吊得悬空的许彩草痛苦地哭喊着“吾家娘儿”，好象她的大儿子出来为她求过情；好象她小儿子以及孙儿和孙女婿骂她“老不死的”、“该死不死”之类的话。我不清楚吊人是否是中国古老的一贯刑罚，还是纯属文革的一大特色。

　　批斗会的第二天早晨，大队里本当派民兵押许彩草的大儿子到全公社去游行，可他闻声便偷偷上吊自尽了。我如今忘记了他的姓名，唯独他母亲“许彩草”清楚记得，可我脑海仍旧刻画着他那老实得可怜程度的模样，大概那年头的地主富农都那种样子，特殊历史环境迫使他装得那么“老实”和“可怜”，据说他还是位对母亲百依百顺有的大孝子：记得他背着母亲进会场时，有人便说：“如果是我，我才不背这个死老婆呢，早将她丢到河里溺死”云云，毕竟从考溪村到我们村子要爬几公里的山岭，背着一个人显然吃力的事情。当他死了，有人便责备民兵连长，民兵连长毫无愧色地回答：“自个寻死，能怪谁呀”，还用“自绝于人民”搪而塞之。不管怎么说，他的死确实挽救整个家庭的危机，本来禁止他家盖新房以及没收其建房木料，可他一死使得人们不好再上门纠缠了，毕竟人命关天，加上那时乡村人比较现在迷信，一般都不愿意跟死人家过不去，因此使得“变天账”一事不了了之，上面也没追究下来，或许是文革已进入尾声，唯独死者不能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