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阴影下的中国                           

                               　　　　       程美信

中国文明令所有关注历史的人们感到困惑不已，她有着联绵不断的几千年文明，即使后期陷入停滞也没真正间断。因此，探究中国文明为何停滞成为一个重要焦点，特别中国近代遭受巨大的外来屈辱，引发中国人一种强国的意识激情，从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都表现出一种激进思潮，包括孙中山和毛泽东这两代革命者都受这一思潮左右，中国现代政治活动中充斥着“恨铁不成钢”情绪性冲动。可以说，中国至今是个没有完全走出历史阴影的国家，除了封建传统本身的惯性作用之外，还有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化矛盾，它既保守主义、改良主义和激进主义三家阵地，又是中西方历史文化碰撞的焦点。这些都是中国人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分析中国文明停滞的动因无非试图掌握打开强国梦的钥匙。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中国文明的停滞，并远远落后西方现代文明？结论被现代经济学这一“万金油”所占上风，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中国社会无法产生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关键，其次是就中国封建剥削残酷性损害了生产发展和民间积累，这一观点显然忽视了欧洲资本主义前夜的封建残酷性。再次是“独尊儒术”导致社会保守，造成学术思想的全面停滞。这些都不一而足，琢磨起来都不失道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性必然有其合理因素，自从秦朝统一了中国，一直到清朝，帝国从没遇到一个在军事与文化上总体强大的对手，这显然归功于地理的屏障作用。因为这个核心要素致使中国文明逐渐走向一个自我封闭而自行循环的独立体系，如与大陆彻底隔绝的孤岛生态一样。

如果没有西方的侵入，中国今天必然保持清朝社会的状态，在进化上它可能彻底地与现代文明分道扬镳，至少中国文字工具表明中国难以直接衍生出现代文明，至少需要偶然突发性力量摧毁既定文明构架。任何一种文明都成就于强大的创造力，其成果又是导致文明停滞的束缚工具，打破这一宿命只能通过外来压力加以整合，使其陷入不死则生，不生则死的进化状态，世界诸多文明古国都被异质文明甚至野蛮民族所吞没，普遍呈现后来者居上的格局，可谓前浪推后浪。这一观点可能接近不道德的达尔文社会主义的危险。

一些学者总拿中国文明与欧洲资本主义文明作狭义比较，无视西方现代文明是八千年来不断演化与整合的结果，它完全打破了地理与民族的界线，从两河和埃及至希腊和罗马，近代欧洲和现代北美，一个杂交混合的文明系统从根本上突破了相对的时空界限，可以说，它在流动中同样是联绵不断，这种不稳定结构表现为一种激烈竞争的追逐状态，其消耗和破坏也是惊人的，远不说，仅近代两次世界大战便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肯定：再没有比战争的死亡和恐怖更激发人类生存才智了，特别刺激工具和制度不断进步，包括民族主义这一新宗教的发明。换言之，再没有比外来侵略更能激发国家内聚力和民族自好的团结精神，中国近代同样尝到外来入侵的苦头，当她它走出了历史必然变为一种甜头。

春秋战国使中国一度陷入混战格局，尽管被圣人贬为“春秋无义战”，但它整体文化原创力却是空前绝后，即便嗣后工具方面“四大发明”也不过是大树上添枝叶而已，后人提及汉、唐、清某一阶段的“盛世”，实质仅是一时的社会稳定，整体文化上却尚不足道。两千年封建文明基本沿袭了秦汉传统，前者表现出一统的国体、文字和度量衡，后者则确立了儒术为尊和文官制度的道统，科举制起于唐朝，其本质上与九品正中制没有区别，只是向地主阶级敞开了有限的仕途门缝，科举制并没有改变知识分子碌碌无为的堕落状态，更没有增进官僚集团的政治才智与社会责任感。相反，科举制使知识分子更附庸权力，他们的保守腐朽是中国文明日益衰落的因素之一。两千年的封建帝国，其实被控制在一个满是“仁义道德”和“经文宪章”的地主官僚集团之手，以致皇帝和老百姓无不是“冤大头”。难怪门多萨写了《中华大帝国史》一书，令十四世纪的欧洲知识分子对中国产生无限向往，该书把当时中国说成是个完美无缺的理想社会。殊不知那时中国是个吃了一千多年老本的帝国，除了昏君朝廷之外，还有一个庞大的腐朽官僚集团寄生在农奴阶级之上，直到他们无法承受种种压迫才起来造成，这是唯一增进帝国历史循环的有效机制，改朝换代从实质上无法改变帝国病入膏肓的政治状态和社会生态，只能造成几个铁腕式的开国皇帝罢了。

蒙清蛮族之所以统治了中国后几百年，这一切无不是帝国昏君作威作福和官僚争权夺利所引起的后果，论人口国力和武工韬略，辽、蒙、清那是中原帝国的对手。更重要的是，家天下观念使得满朝文武只有朝廷和乌纱帽，而无国家民众，老百姓则是奉行“莫问城头大王旗”顺民主义。如此帝国，几乎经不起任何外来强敌的考验。后来的西洋列强已不同于蒙清蛮族，他们不仅武器先进，文化、制度、科技和经济之整体文明都遥遥领先处于冷兵器代时的中国。溃不成军的惨败结局激发了中国人的志气，同时唤醒了中国人的国家民族意识，可两千年形成的封建帝国意识，一下子是难以改变，中日两国几乎同时一起提倡维新，**很快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至今还是在走三步、退两步的踌躇不前状态。总之，封建意识和文化恶习使中国难以走出历史困境。

笔者的一个希腊朋友曾傲慢地挖苦西欧人说：“当我们希腊人开始思考哲学问题，你们的祖先还在树上爬来爬去”。这个夸张的调侃却证明了历史的公正与无情：首先，今日希腊不再是昔日希腊，今日西欧也不再是昔日西欧；其次，当公元前八世纪一个普通埃及匠人来到雅典必定是个天才大师。历史不可如此狭义比较，不稳定因素是历史与文明进步的关键。中国文明相比其他古文明是幸运，这种过去式的幸运变成了现在式不幸，意味中国文明遭受一个完全异质性现代文明的撞击，它们间不相容必然导致一种剧烈性的排斥，这种阵痛已体现在中国人现实生活以及精神世界里，在工具现代化方面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碍，无论“西体中用”还是“科教兴国”，这条腿始终朝前进步的；可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方面却踌躇不前，甚至本能地后退。中国人面临着物器维新与人事维旧的双重矛盾，在没有遇到毁灭性冲撞和威迫是难以奋发前进的，正如佛教和马列主义在中国都承载着土几千年精神传统和社会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