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青与小资

程美信

“小资”和“愤青”流行于网络，表明看去只是一般戏谑而已，可它实则是社会精神扭曲的表现，显然受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与教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换言之，“愤青”与“小资”是一对畸形的孪生体，是社会不健全的必然乱象。

首先，“愤怒青年” 在西方指垮掉那代嬉皮士青年，在中国却完全不同，他们原本却指那些深受封建压迫而处于觉醒中的进步青年，他们对社会现状表现出强烈不满，并主张激进手段改造时代，他们以为鲁迅为偶像，甚至以“愤怒青年”自居为荣。然而，历史的语境似乎彻底颠覆了”愤青”本义，使它丧失了准确含义；在大多数人看来，那些充满激烈言辞者均可纳入“粪粪”范围；尤其那些惯于情感经验的小资们，对愤青们表现出侮蔑性不敬，“粪粪”大抵来自她们的贬斥之意，因为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有些势不两立。莫名其妙的是，有时论理双方均贬斥对方为“愤青”，可见”愤青”似乎越来越不得人心，成了骂人的最好现成词汇，因此，如今少有人以“愤青”自居。这不等于愤青在中国即将销声匿迹，相反的是越来越多，特别在青年学生和失落群体当中，愤青族或准愤青显然比比皆是。

严格的说，愤青现象代表了中国社会集体无意识或深层的精神疾病，如同人们的大脑里被植入芯片，只要触及“日本”、“美国”、“西方”、“台湾”等敏感字眼便表现出亢愤性情绪，而且这种情绪需要不断被激发，愤怒成为了一种群体性的淫意快感。愤青们像瘾君子一般到处寻找敌人，那怕遇到与他们稍微不同的声音便大举抓奸，以“卖国贼”、“走狗”、“败类”和“洋奴”加以攻击，这成了愤青的拿手戏和兴奋点，这也成了他们在政治上无限正确的武器。因此，网络少不了一些类似《一个媚日女大学生和一个中国男人的对话》帖子（百度一下，同一篇文章被转载18,900次），它显然专门满足愤青们亢愤的精神药品，也是中文网络不可缺少的兴奋剂。对于网络而言，愤青群体是个庞大市场，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吠形吠声起来，那将释放出震耳欲聋的声势。十网民抗议政府将2000亿元京沪线工程给日本人，尽管日本比其他两家欧洲公司更有技术优势和价格优惠。可愤青坚持“饿死事小，失节是大”非商业立场，政府出于某种畏惧只好搁置此事，并严禁网络讨论此事。

如湖南广播电台罗刚事件，一个叫梁少南的湖南农民冒充日本留华学生给电台打电话，对中国人进行一番羞辱性挖苦，结果点燃愤青们内心火药。再有西安西北大学，几个日本人用纸杯当作性用器道具，演出结果被中国学生认为是辱华举动，并要求赔礼道歉，由于校方反应冷淡激发学生上街游行，并打出“中国人不可辱”的旗帜，其实那不过有创意而又蹩脚的幽默表演而已，跟意识形态绝对无关，关键在于愤青们智商和情商出现问题。最荒唐莫过于日本观光团283人集体珠海嫖娼事件，此事被捅上网络，愤青们不仅痛斥买春女缺乏爱国心，甚至将9月16日联想成“9/18”国耻日。迫于民舆压力，繁荣娼盛的珠海当局拿些买春女和批条客开刀，罚款的罚款，劳教的劳教，坐牢的坐牢；试想，“无娼不成市”已是中国社会普遍局势，难道偏偏日本人不能在中国买春？或者女支女唯独不能卖身给日本人。

愤青们奉行“爱国无罪”的真理逻辑，他们习惯以“祖国”和”民族”名义到处抓奸；抵制日货、反对美国和仇视西方；甚至叫嚷着对日本女性进行集体奸杀和来次”东京大屠杀”。可见中国愤青是一个非理性的情绪化群体，他们是爱国主义封闭教育下的特殊产物，何况政府常常在外交事务上利用国内愤青作为民意筹码，因为民主国家政府最怕“民愤”。事实上，政府对愤青们逐渐充满戒心，由于这个群体过于庞大而又非理性，两次天安门事件均由爱国青年聚众集会所引发。客观上说，广大青年在经济、地位和性方面都深受压迫，深怀不满是普遍的，在中国只能透过爱国主义这一政治契机才得以合法发泄不满情绪，并避免了“反党叛国”和“别有用心”嫌疑。尽管如此，政府对愤青们始终警惕，他们极左倾向和反市场经济，根本上违背了当政集团的意志，只是他们对外策略不可缺少的手段。

颇为有趣的是，左翼青年总是代表理想和进步，他们激进的政治立场与既有当权保守势力总是水火不容。在中国则不然，当代愤青虽然反西方和反资本主义，可他们像保守政治团体一样拥护旧政权，以致表现出迂腐守旧和迷恋旧时代，有点类似西方极右青年团体，如新纳粹党和种族排外主义。他们对独裁集权有一种歇斯底里的崇拜，特别迷信权威与崇尚武力，对毛泽东时代更是无限怀念，甚至公然捍卫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成就。近年中国愤青一个最大变种就是变得热爱民族的传统文化，成为国粹的拥护者，对历史帝王将相和气功中医有着浓厚兴趣，最近力挺中医的基本是愤青群体，他们与国粹遗老和江湖人士一起对反击那些主张“废中医”的洋奴走狗。这可是一次别开生面和史无前例的合作。因为中国早期愤怒青年是痛恨“三座大山”，传统文化被视为封建糟粕，使近代中国受尽了屈辱。也就是说，老一代愤青们是崇尚科学技术的，甚至激进的要“超英赶美”。如此可见，中国近来弘扬传统文化的教育收到良好效益，提高了愤青们的民族文化优越意识，它无疑宣布了东方专制主义将最终胜过西方现代文明。

中国当今大学似乎提供了愤青与小资的分布格局，所谓国内一流名牌大学学生大都崇洋媚外，名牌大学也同时是小资摇篮，那里不仅普及英语四六级，雅思GRE成了专业之专业；三流以外学校基本是“反美仇外”大本营，不说雅思GRE，几句外语还带着浓浓的农中味，这些工农子弟如今即使考上大学也难以就业，他们便成了天然的愤青胚子。这说明了愤青具有阶级土壤，或者说愤青与小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社会角色的表现，譬如在八十年代在海外留学生当中有一批老“愤青”，他们与崇洋媚外的小资阶级和民运分子们展开你死我活的论战，如海外中文互联网最早出现“四大广场”极左论坛，它是愤青网络的先驱者（google一下，一无所获，难道改头换面或改邪归正了）。总之，事实必然胜过雄辩，当年海外愤青如今成了中国小资中的小资；官僚中的官僚。他们成为中国当权派和富有阶级一个重要组成。可见愤青绝非一成不变，他们都是环境与时代的产物。中国体制内人士和既得利益群体是资产阶级味道十足，他们的生活趣味和价值观念已经绝对小资化，洋楼别墅、豪华享受、假日情人和典雅精美。

相比于愤青，中国小资们显得稳健务实与平和成熟，他们注重经济利益和物质享受，只是他们缺少愤青们那种”反美灭日”和”天下为敌”豪迈政治激情。最令愤青忍无可忍的是，大部分小资都崇洋媚外，他们不仅喜欢洋楼洋车等舶来品，闭口张口也是带点洋腔洋调，连崇拜偶像大都是洋人，更喜欢西方经典艺术和时尚文化；与此同时，对对本国弱势群体则是视而不见和冷漠无情。上海是公认的中国小资城市，所有上海人成了全国愤青们开涮的对象，前面提到那个媚日女大学生便描绘成上海女人。事实上，如今都市女性都以小资为荣，特别卫慧这类小资女性更是激发了愤青们醋意，他们在网上疯狂灌水，通篇充斥“败类”、”人渣”、“走狗”和“汉奸”。值得一提的是，游戏族中不少是愤青，他们在网上活动范围不大，一般集中几个论坛，那里有标题性文章，因为游戏族缺乏耐性读长篇大论，喜欢以简单的表情或脏字互动一下。

另外有趣的现象：男青年与中年妇女都有愤青倾向，中年女网民普遍既刚又左，这老女少男大致都处于社会失落群体，比起那些美貌女青年和成功中年男子来是如此。可见人类情绪与其经济地位和社会角色是密切相关。年轻美貌的女人是种优势，成功富有的男人也是种优势，老男少女在市场作用下是情投意合的，唯有少男老女倍感失落，他们都是表现出义愤填膺，高举着道德武器四处狂扫，也许这是他们唯一制胜敌人的精神武器。然而，中国小资群体的崇洋媚外显然不是健康心态，以为刮刮腋毛和打打高尔夫便是一种高贵品位，其实不过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最腐朽的市侩趣味。众所周知，即使西方富产阶级资本家也没有中国小资市侩那般肉麻酸腐。中国小资通常自私到非理性地步，譬如人们普遍温饱和人道都不保情况下，小资们竟然为了狗权猫道不惜浴血奋战；为了几个破足球哭得死去活来。这显然是社会不成熟的扭曲现象，证明了市侩小资群体的十足肤浅和丧心病狂。

在一个全球化时代，狭隘的极端民族主义必将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性后果，同时威胁到人类要求和平的美好愿望，给战争贩子带来巨大机会。其次，一个民族没有开放而包容的胸怀，他们永远都不能前进，只能陷入历史仇恨和过去阴影之中作茧自缚，同时缺乏创造力而又受人吐弃。总之，愤青与小资的泛滥必将威胁到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两者全是狭隘而扭曲的国民心态，应该值得反省与警惕，政府与舆论不能利用这些社会弊病，纵容愤青的狭隘民族情绪和宣扬小资的腐朽生活趣味，那必将扼杀中华民族的未来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