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与现代社会文明
程美信
现代文明的一个最基本社会特征就是福利，民生成为国家头等大事，如医疗、教育和劳保，它是社会公正与稳定的必要基石。其次，生产力发达与健全生产关系必将体现为一种普遍社会福利。以瑞典为代表北欧高福利国家便提供一种现代文明社会模式，它显然不是绝对单一的成功模式，类似美国和日本的模式也比较成功，绝大部分国民基本享受了应有保障，只是保障面没有达到北欧国家那样100％和追求绝对的社会公正。瑞典人已习惯把福利制度当成本国社会传统，无论左翼或右翼执政，统筹性全民福利是雷打不动。
瑞典福利政策已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军事中立、废除死刑和福利宪法成为这个北欧小国走向了历史新纪元。然而，第三道路的“瑞典模式”在冷战夹缝中受美苏两大阵营的指责。特别美国保守派政治和唯市场主义的理论家编造了一个美国版的妖魔化瑞典，说高福利导致瑞典自杀率成为世界之冠，还借经济、政治和心智学科手段分析得活灵活现，证明高福利扼杀了人类创造力和竞争力；并造就了遍地懒汉酒鬼的颓废现象。为此，瑞典政府至今还在通过外交宣传手段进行避谣，因为没有依据说明瑞典是个高自杀率国家。事实总是胜过雄辩，摆在世人面前的北欧国家，人均财富、专利、寿命都名列前茅，国民竞争力、教育程度和诚信指数；社会的治安、平等、民主和自由；环保指标和发展潜力均为世界之最。
美国版“北欧福利国家”转道中国，更是成了中国版的“大锅饭”。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比美国极端市场主义和保守势力走得更远，尽管他们是社会主义学者和信誓旦旦的共产主义战士，可他们坚持市场原则显得十足的原始资本主义，这是神奇中国又一道独特风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日益成为一个无福利的国家，连教育这种关系国家发展和民族未来的“命根”领域，居然悄悄的市场化了，特别在朱容基主政时代走得非常彻底。众所周知，中国大集体时代的教育或医疗，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空架子，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从赤脚医生到大型医院，整体质量水平都非常薄弱，由于决策错误导致整个国家发展停滞，在许多领域甚至出现历史性倒退。譬如农村合作医疗，其实不过是几瓶酒精和青霉素支撑起来的烂摊子，如果它具有实际意义的话，中国不至于出现上亿人口的肝炎病毒携带者。由于社会制度和保障体系的缺失，中国未来丧钟――艾滋病形势显得非常不乐观。 今日，中国人一谈到教育和医疗便眷恋大集体时代，这说明了社会福利和公共事业日益恶化。在浙江地区的私营企业，几乎没有劳保福利和劳动法规一说，工厂里的油漆工连个合格防毒护罩都没有，即使工伤死亡也就三、五万，通常还抵赖、扯皮和拖欠，受害者不仅得不到应有抚恤，在精神上更是倍受不公折磨。如此生产关系，要生产出类似瑞典产品的工艺水平几乎毫无可能。中国企业管理成本不仅高，手段也特别野蛮，劳资关系呈现为敌对状态，更缺少有效协调机制，工会和劳动法的政治摆设。良性的生产关系，劳保福利与产品质量往往成为正比；日本雇员之所以肯为企业卖命，因其一家福祉与企业命运相为一体，雇主一般为员工全家购买各种保险，而且它是一种强制性社会制度。
中国在整个大集体年代，农民只晓得交公粮余粮，小病则忍、大病则死。大部分地区农民只有大半年粮，即使丰收年成也不能多吃几口，最好地区就是有杂粮补充口粮不足，超指标分粮是一种严重的政治事件。如此奴役制度，劳动者缺乏积极性便合乎人性情理，绝非是集体化时代福利太好、保障太好而造就了国民懒惰和生产力停滞。单干后，中国农民一度高涨的开荒积极性，造成深远的生态灾难。不错，人有惰性，可人之所以是人，那是他们拥有积极向上的自好本能，没有依据说明高福利的北欧人比中国人更为懒惰，相反的是，在全民福利保障体系下，北欧社会显得有条不紊和和平安祥。美国底层社会和日本外国人的犯罪率都很高，因为他们缺少起码生活保障。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社会公共资源一直是少数人的特权，在教育和医疗方面更加明显，连妇科医院都专设“高干区”；大型医院都有接待高级干部的专门医疗科，一名老干部临死前后耗掉上百万医疗费则是司空见惯，另一方面许多乡下老人得了白内障只能失明余生。近年，中国医院都实行了一手交钱和一手救人的野蛮市场化法则，著名伟人故乡四川广安一名三岁男童误食农药送往医院，因押金不足被院方拒绝即时抢救，当亲人回家取回了钱，男童错失抢救时机而身亡。此事因集体骚乱而天下皆知，可中国那一家医院不因费用拒收病人，除非是那种普通人进不去的高干医院之外，几乎天天发生病人被遗弃门外和走廊，这种医患关系不仅导致中国医生名声狼藉，并赤裸裸地撕裂了社会人性，中国社会普遍缺乏安全感和同情心。人类道德毕竟非常脆弱，经不起残酷现实的考验，社会要尽可能避免临界野蛮与冷漠的道德底线，不然将付出更高的社会成本。当然，中国官方和普通民众都会说“中国人太多了”，可是印度便是我们镜子。一个和谐社会不仅需要制度的保障，同时需要人们普遍的社会自觉。
其实，一切牛毛全出在牛身上。全民统筹的高福利是通过高税收得以实现，它不仅需要制度性设施，更是一个国家内聚力的普遍表现。为什么犹太人在美国就竭力反对福利政策，到了以色列便慷慨支持统筹制度，可见福利制度出现具有某种深层的社会意义，一个缺乏凝聚力的社会往往都倾向“各扫门前雪”。中国社会的上下阶层之间缺乏亲和力和同情心，官本位思想非常严重，直接损害了国家内聚力。类似“中华民族”这概念是年轻而陌生，这注定了中国这类传统国家在制度上败给了西方新兴现代国家。现代国家福利也可称之为“战争国策”，在二战时期，丘吉尔和希特勒都亲自过问学童牛奶供应的事务，从欧洲到日本，所有战争国家都实现集体供给体系。亨廷顿之所以为美帝国未来感到顾虑，认为美帝国强大的背后存在国家认同危机，首先美国还未曾真正外侵的历史考验。事实上，中国社会的内部排斥性远远高于美国，它表面都自称为统一的中华民族，实质上则是一盘散沙和四分五裂，不说民族性矛盾，地方保护主义和阶层自私促使这个国家随时政治窒息。
北欧国家实现全民统筹福利体系，显然通过法律强制和高额征税得以实现，与美日粗放型政府比较，显得政府干预过多和政策烦琐，行政成本相对较高；但是，从国民教育、健康和劳动素质得到很高回报，如国际竞争力和社会犯罪率都有赖公共领域投入，瑞典先进的工业体系以及精锐国防，作为一个八百多万人口的国家，它是在军事和科技都是绝对超强。由于全球化关系，瑞典式高福利体系面临巨大压力，资本因为税收过高外逃，甚至以转移资本和生产线作为挟持财税政策的筹码，出于就业与税收以及国际竞争考虑，欧洲各国都准备牺牲大众福利的原有水准，如果继续恶化下去，将意味着全世界动荡不安，富人可能再次成为被革命对象。中国廉价劳动力建立在无福利基础上，美国吸收资本能力确立在富人低税收基础上，两者都对传统欧洲福利国家构成巨大威胁。中美两国经济学界都指责欧洲人的福利政策，假使欧洲国家实行中国式无福利政策或美国式富人低税路线，任何一个政府都无法驾驭。
目前，欧洲高福利国家经济衰退和开支吃紧，劳力老化是主因，一旦福利收缩就意味着出生率大大降低，未来养老问题将更加严峻。类似情况也将出现在日本和今后中国，美国情况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特殊，其移民政策就不难看到掠夺性，除了通过婚姻之外，北美移民吸收大量第三世界的有钱人、高学历者和年青人，那些拉美非法移民却排斥国家体系之外，即便他们在美国土生土长；做着最苦的工，拿最低的薪，毫无福利保障可言。如果将一千多万非法移民驱除出美国，帝国非瘫痪不可。其次，按美国白人的财富占有量和人均生育率，其情景绝对不比欧洲日本好。近来，欧洲和日本学者都提倡瑞典福利政策来刺激人口出生率，因为瑞典人口连继几年正增长，主要受优惠福利补贴鼓励的结果。中国在公共领域已走向“市场化”的不归路：传统“多子多福”价值观基本解体；“各扫门前雪”小农自私主义却根深蒂固；对美国式的极端市场主义则是崇拜不已，看来只有等待灾难才能拯救未来中国。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不可能一劳永逸，统筹性福利则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主要体现，否则，人类进步与发展完全背离了其原始目的。共产主义可能还很遥远，但人们拥有起码生命保障和生活权利是21世纪普遍应有文明水平，除了那些战乱和灾荒国土是例外。瑞典人花一个中等家庭支出去照顾一位残疾人，其目的无非巩固国家内聚力，使得每个公民都拥有生命尊严和社会信心。一个对弱者缺少同情和怜悯的社会，强者无论多么显赫和富有都不会活得很好，一些国家富豪首先要配备私人保镖，这在北欧社会似乎毫无必要。可以说，北欧社会的和谐程度取决于政府清廉、国民诚善、司法公正和社会平等，任何的腐败和特权都将败坏这些高福利国家，因此北欧人最难以忍受的便是特权和腐败。再看中国社会腐败与特权，那既得利益者必然本能捍卫现状，敌视“福利”和迷信“市场”，其心术动机也一目了然。
文章评论
作者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