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现象”的反思

程美信

　　“王朔现象”最能说明了中国当代文人病理，他的“顽主”心态的确是一种无奈的社会悲哀，他反精英是确立在中国缺少严格意义的社会精英。这种消极来源高压政治的负作用，也代表文化群体和知识分子普遍症状，所有呈现出来的高尚与理想变成一种表象化的虚伪外衣。也就是说，整个社会丧失了人格与尊严，唯有权势的威严与虚伪的崇高存在实于生活。这一点，王朔可以作为炫耀资本去斥责所有御用文人，所谓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和文人作家，可他无法掩盖其本身同样沾了体制缺陷缝隙的光，他之所以自以为比同行们“高明”，而对自己成长于皇城根的“军属大院”则是沾沾自喜，表现出一种得意不已的优越感，这大概是他能够擦边球的本钱，拥有一般中国小文人所无法拥有的风水。

　　但是，这些不妨碍我们看清中国文艺圈里那些看似干净的“大腕”，他们在大环境的气候里，没有人能够置身于干净之地。总之，无论王朔还是余秋雨，他们都从无奈中变得无耻，所谓不同大抵是一个坚持穿马褂，一个干脆赤裸裸；两者都是无关社会实际痛痒的市侩文人，他们的社会基础不外乎三点：首先是制度缺失造就文化寄生虫；其次是个人投机占营的才情心术；再有是市民社会普遍的空虚无聊与麻木不仁，从而造就了余秋雨与王朔之类的文化大腕。

　　王朔和余秋雨的日常道德兴许不低于常人，特别以“痞子”自居的王朔，他比那些御用文人要真实一些，但作为以文为生的文化人，他是缺乏社会责任的公共良知，尽管他公开鄙视港台文化，可他的活调死侃则不比那些港台娱乐文化高明多少，全然按销路做活的媚俗货色，无论调门如何不同，其本质都不会有社会建设性意义，只让人花钱买点乐便完事，说来也两全齐美和各有所得。总之，王朔/金庸/余秋雨，都是中国社会百无聊赖的精神毒品,人们借以那些不痛不痒的东西来娱乐消遣，竭力回避生活中最实在和最敏感的问题。

　　诚然，外界无权要求任何文化人挺着脊梁骨去殉葬。但是，谁也不能否认，这毕竟是社会不幸与文化悲哀。一个体制内的封顶文人和一个体制外的封顶文人，套用王朔的话说：全是一个“操性”。事实上，无论你走在中国的都市还是乡村，你都会感到它多么需要能够肩负社会责任的有知之士，无所谓他来自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王朔为什么公然声称要赚够钱送自家女儿出国读书，难道仅仅是中国教育落后吗？显然不是。可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他们需要面对自己的无奈现实，同样更需要一个美好的精神家园。

　　昨夜的春节联合晚会上，有一群农民工小学生登台“背书”，然而，镜头不时切换到泪流满面而妆梳荣华的夫人小姐那儿，她们也许是真情实感，可随后的歌舞升平和好戏连台使她们全都喜笑颜开。这一切都富有表演效果，台上台下，没有人报以严肃态度面对中国社会现实，包括那些上台背书的农民娃娃们，他们内心渴望享有象城里孩子的平等权利，最终变为一种无奈的绝望；那些感动泪下的人们走出剧场，照样“该干什么干什么”；在晚会现场观看演出的都是些什么人？如果这个集体能被一群农村娃娃“念经”便轻易打动了，中国还存在“农民工”这叫法吗？

　　说实话，中国需要真正的社会精英，他们不止文化知识的先进分子，起码具有良知道德的社会楷模。我始终在强调：中国不是发达国家，缺少一个庞大而过硬的中产阶级。其实，西方发达社会大众同样是通过历代知识分子引导与驯化的产物，没有他们种种努力，情况不会比中国好多少。王朔彻底否定精英，这在大众不够成熟壮大的中国社会是相当危险的主张信号，他本人不愿为此承担责任倒也罢，可他影响作用却催生了一个麻木不仁和玩世不恭的社会群体，特别都市阶层。事实上，他清楚这种社会精神面貌的危害性，这也是他早早为年幼女儿安排后路的潜在动机。从个人角度而言，王朔也是无奈，可他选择最不可取的回避现实的消极态度，并以痞为荣；自己不愿充当社会良知的“傻冒”，同时又要捣毁一切崇高偶像。这种反叛的痞性在中国文化中一点也不陌生，不过是杨朱“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现代再版。不幸的是，王朔一度流行成为社会“显学”，或者说社会普遍麻木造就了王朔。

　　面对“我不去死，谁去死？”偶像，一旦被亵渎便注定要付出全体社会代价。同样，王朔对幼女的爱中表现出这种内在不安，将女儿转移国外自然成为逃避糟糕现状的本能目的，因为他从始至终规避政治，所以他安排女儿“外逃”便不奇怪，换言之，他比一般人更们领略社会黑暗面，因为他是从中如鱼得水的高明者。如果按照他一向调门，根本没有必要为女儿的未来担心什么，“有什么呢？不就是（给导演）打一炮吗？漂亮女孩有的是，谁愁那个呢？（大意）”可让他女儿沦为“张钰”第二或第三，他肯定也神侃不起来。

　　苟且未必能安，胆小未必不死，圆滑未必高明；这世界上，再没有比回避现实更愚蠢、懦弱了，王朔和所有中国文人甚至全体国人都将逃避现实作为处世高明哲学，结果一切无济于事，人为灾难总不幸地强加中国人身上。作为写书的文化人就是文化人，当作家该象个作家的样子，回避现实不是什么高明，也是毫无出路的选择。